清朝官場與眾不同，到處都是上層的耳目，自己的一舉一動全被監視

所謂“耳目”，《荀子·君道》中說：“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 《晉書·涼武昭王傳》中說：“賞勿漏疏，罰勿容親，耳目人間，知外患苦。” 《左傳·成公二年》中說：“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在清朝的時候，一些地方官員為了能夠及時掌握朝廷動態，就設定了一些專門負責蒐集情報資訊的“耳目”。

這些“耳目”堪比明朝的錦衣衛，到了清朝的時候，又被人們稱之為“坐探”，其規模之龐大讓人咋舌。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九二回中則說道：“恰好那時候伯芬放了江海關道， 肖臣由南京來賀任， 伯芬便重重的託他，在南京做個坐探，所有南京官場一舉一動，隨時報知。”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辛亥革命·孫文革命運動清方檔案》中也有：“前因風謠甚重，經馥電派已革總兵李定明巡緝長江一帶，上至漢口 ，下至上海 ，無處不有坐探，無日不有行探。”

等等這些，讓我們看到了一種以層級為主，具有強烈隱秘性的“政治文化”——耳目文化。

這種文化的核心問題則在於：坐探資訊的來源途徑是否多種多樣；資訊的準確性有多高；是否有利於政府做出判斷和進行決策。

對於這些，需要我們一點點的去研究它。

話說，在二十世紀初的時候，尚在試用期的李景枚受到劉坤一的推薦而入職上海的文報局。在任職期間，李景枚的對外身份是駐局委員，平日裡負責管理局中的各項大小事務，但是，在暗地裡，他還有一個身份——駐滬坐探。“坐探”也叫作“坐探”委員，它是指：一些地方官員派出去駐紮某地的探員。

這些坐探平時裡主要負責蒐集各種資訊和情報，他們既不是地方官的幕僚，又不是其長隨，而是候補官員。因此，在清朝的史書中，我們很少能夠見到關於這類人的描述，以至於，我們今日對坐探的詳細情形、其在官場上的地位和發揮的作用以及對晚清政局的影響知之不多。

說起幕僚和長隨，若是我們把他們比作地方官的左臂右膀，專門替官員排除憂慮和解答疑惑的話，那麼，坐探就好比是地方官的耳目，為之搜尋資訊。

1895年，時任河南巡撫的劉樹堂命候補知縣曹和濟，當即前往天津打聽有關中日戰爭的具體情形。對於自己所任職的職位，曹和濟是這樣認為的：“乙未年春天，我被劉公任命為作諜、耳目，先後前往江南、浙江和福建等地方刺探政情，廣集輿論，瞭解事情大概後便寫信告知劉公。”從信中我們可以看到，曹和濟把自己的職位看作“作諜”和“耳目”，同時，這也是他對於自己所經歷的角色的定位。

如果，我們僅僅從“耳目”這一性質上去探討“坐探”的話，我們可以發現：在清朝，還有兩個群體跟坐探大致相同，那就是“坐省”和“坐京”。這三者既有相同之處，又有不一樣的地方。之所以說它們相同，是因為，人們有時用這三者來表示同一類人。

而它們的不同之處，則在於其含義和組成人員的不同：

“坐省”又被稱為“坐省家人”和“省友”，其主要由州府郡縣的官吏、長隨的家人和一些打雜的差役組成。這些人長期駐守在省城之中，平日裡主要和督撫部院、藩臬兩司打交道，替州縣搜尋情報。除此之外，坐省還負責發放官吏糧食、押解罪犯和登記刑事案件等職務。因此，其在政場上主要起協調地方行政機構的作用。“坐京”，也叫作“坐京家人”，這主要是指一些邊疆的大臣距離朝廷太遠，無法及時掌握朝廷動向，便派一些人長駐京城，打探朝廷內情，戊戌六君子中的楊銳便是這其中的一員。

在大清的官制中，原本是設定了提塘官位的（其主要負責傳送中央部門和各個省份之間的公文書信，其由各省推舉給兵部而產生）。但是，因為提塘和督撫都是正式官員，彼此之間想通訊的話要經過許多繁瑣的程式，實在很麻煩，而“坐京”則不一樣了。李宗侗曾對“坐省”與“坐京”作出過概括，他是這樣認為的：坐京跟民國初年各個省駐在京城的辦事處一樣，只是辦事處是向民眾公開，被政府登記註冊了的；而坐京則在暗地裡活動，辦事隱蔽，各省的督撫都可以擁有；坐省則是府縣派去駐在省城的人。

並且，“坐京”一詞最早出現，可見於雍正帝的諭旨之中，無論是“坐省”還是“坐京”，這兩者都是代指人，而不是政府機構或部門，而且，他們的職務主要是向州縣彙報中央動向。

實際上，官員擁有自己的“坐京”這件事並不是秘密。在乾隆給一位大臣的書信中，我們就可以看到“坐京”一詞了：“我已經降下諭旨四十多天了，兩淮的鹽政也已經告訴坐京這件事了，並讓他們寫信給你，而且上個月二十七號之時，我又下旨讓人回奏情況了。按理來說，此時你應當已經接旨了才對，不知道你是為什麼如此怠慢呢？是對所調任的職位不滿，還是對我作出的決定而感到不滿呢？”可見，在乾隆年間，地方官員派“坐京”早已經是一件人盡皆知的事情了，而且，朝廷也默許了這件事。

如果，把“坐探”跟“坐省”“坐京”相比，我們可以發現：“坐探”的職責並不包括處理政務，而“坐省”和“坐京”有時候則需要具備“坐探”的偵查能力。但是，從外延上來看，“坐探”的職責範圍包括了“坐省”和“坐京”的。

那麼，什麼樣的人才能成為坐探呢？官員是按照什麼委派坐探的呢？坐探有不同的類別嗎？

首先、我們來看看官員委派“坐探”所遵循的原則：

在清朝，無論是督撫，還是府縣，抑或者是文武官員，均可以派自己的心腹駐在某地蒐集情報。比如說，在中日戰爭期間，浙江的巡撫認為南京的資訊傳送太慢，不能及時掌握戰情的變動，於是，他便派了一名候補州縣丞相前去天津以打聽軍情；八國聯軍侵華期間，南北方資訊來往受阻，溫州總兵便委派候補縣令趕赴上海探查國家的防禦情況；1906年，安徽與浙江的交界頻頻發生匪寇事件。為了掌控土匪們的動向，蕪湖關道便把自己的佐雜派去調查詳情。

從以上這些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出，有的坐探身份是公開的，而有的探員則因為其偵查目的的隱蔽性，所以，他們的身份是秘密。從龐棟材被控訴一案中，我們就可以看出這一點。龐棟材，化名為龐芝林，他原本是上海一家報館的館主，後來，因為中法藥房一事被官府罰款一百塊外幣。這件事發生不久後，貴州的巡撫就立刻發電報給上海的道臺詢問這件案子，還說，龐棟材是貴州州縣的駐滬委員，不知道龐芝林是不是龐棟材？沒多久後，上海方面展開調查，發現龐芝林確實是貴州巡撫的坐探委員。

除此之外，坐探有時也會幫自己的頂頭上司做一些見不得人的勾當，比如說，李景枚在做坐探的時候曾經幫浙江巡撫送一封信札、兩箱茶葉和四盒燕窩給閩防同知。

其次、我們再來看看坐探的類別：

如果，按照情報的內容來劃分的話，那麼，坐探就可以分成兩類：

一類是專門負責刺探敵軍戰況的；

另一類則是負責打聽和蒐集政報的。

對於前者來說，地方官員安插一些坐探去打探軍情或者匪情，那是很常見的事情。比如說：1863年，一些回民在陝西、甘肅邊境造反，為了掌控情況，察哈爾都統便委派佐領去刺探敵情。然後，都統寫了一份報告給朝廷，說：“現在寧夏和黃河兩岸都有匪寇盤踞，暫時還沒有往北蔓延的趨勢，綏遠等地的回民已經安定下來了；沿河口岸和靠近甘肅、蒙古等地區也已經加大兵力分別進行防禦了；如今我又設定了坐探，保證萬無一失。”

如果，在戰爭的情況下，資訊來往不便利，那麼，就很有需要設定坐探了。例如：義和團運動期間，北京和天津的電線被切斷了，南北溝通受阻，兩江總督便委派數名坐探，讓他們分別前往上海、天津等地方打探軍情，並隨時發電報回來彙報資訊，以此提前做好打仗的準備。跟刺探軍情這類具有一定突發性和特殊性的坐探相比，蒐集政報類的坐探則更是常見了。其蒐集的資訊十分多，範圍廣泛，有關於軍政外交的，也有官員和百姓發生衝突的。

比如說：浙江巡撫的坐探，無論是中英之間因為開平礦產而產生的糾紛、中國和俄國關於東北三省鐵路和礦產權益的談判，商人對於粵漢鐵路的認購股權情況，還是上海租界工人、商人和學生罷市的起因和結果、朝廷官員的變動情況以及各省警政籌辦程序等，都會被坐探們記錄下來遞送給浙撫。而且，坐探在報告中，對各種資訊的闡述都有詳略之分，有的上百字而有的僅有二十多個字。

從現有的一些歷史文獻上來看，晚清之際的坐探主要關注外交上的事宜，如：教案、和約和路礦權益等。其中，坐探對於教案的關注度是最高的，對其記錄也最為詳細。我們認為，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晚清政局發生了許多變化，教案、路權和礦權等外交事務逐漸成為清政府和地方官難以處理的問題。除了常規的政務以外，這些對外事務也跟官員們的升降貶謫關聯日益加大。

尤其是發生了庚子事變以後，外國勢力強行干預中國內政，官員們是否能夠得體妥當地處理外交事務往往決定著他們未來的仕途走向。例如：光緒三十二年，江西巡撫因為處理不好南昌教案，所以，被中央撤職了。有了前車之鑑，官員們自然想蒐集更多類似的案例作為借鑑，以此更好地應對外交政務。另外，還有一類坐探報告也值得我們去關注，那就是：記錄其他省份政務和朝廷官員變動情況的報告。

這其中，廣西土匪的發展情況、江蘇漕運的通暢狀態、廣東路政以及各個地方官員上奏給中央的建議等都是坐探彙報的重點，而邊境大臣的人事變動情況，則更是坐探彙報的重中之重了。比如說：因為安徽的巡撫經常受到其他大臣的彈劾，中央有把他撤職的想法。因此，坐探就會圍繞誰將任職安徽巡撫、誰最有可能就職這一職位這兩個問題而投入一定的關注，一旦發生了一點的變動，坐探們就會寫進報告中。甚至，就連兩江總督什麼時候回南京、載澤什麼時候離開京城這樣的小事件，坐探也會記錄在案。

由此可見，坐探的重要任務就是關注政情。

在向自己的頂頭上司遞送報告的時候，坐探們並不是只記錄事情的原委，有時候他們也會在報告中寫上自己對時政的看法。比如說：朝廷透過總稅務司和各國商量決定：撤銷設定在各個通商口岸的外國郵局，以此，來彌補中國在郵局上的虧損。姚張樹在闡述這一事件的時候，加入了自己的意見，他說：“當今的政局已經不能跟以往的相比了，即使中央真的要這樣做，國家財政也無力支援購回款，總稅務說的方法不一定能夠成功。”

再比如說：南昌教案發生以後，姚張樹不僅在報告中描述了中國官員、外國勢力和人民等對此的看法和反應，還寫出了自己對此事的擔憂：“省城中人心不定，人們對此感到十分驚恐，匪徒藉著事端仇視教會，以挑起中國和外國的矛盾，國家後患難以預估。”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作為一名坐探，不僅要刺探政情，還要盡到一些幕僚的職責。

最後、再來說一下坐探資訊的準確性，這一點非常重要：

看了以上這麼多例子以後，你可能有一個疑惑：坐探們蒐集到的資訊準確嗎？其實，這主要跟坐探資訊的來源途徑有關。

實際上，在坐探們的報告中，我們常常可以看到“津報雲”、“京報雲”這樣的字眼，這說明報刊是坐探資訊來源的一個重要途徑。可是晚清時的報刊十分複雜，其有時會刊登一些民間謠言、訛言。在這種情況下，坐探們遞送的資訊報告的準確性就很難保證了。

比如說：光緒三十一年，李景枚遞送了一份報告給浙江巡撫。在報告中，李景枚說中國和日本將會在十一月二十六日於北京簽訂一份新約，並簡單抄錄條約中的第十二款約定。根據報告中記載的時間和地點，我們可以推斷出這份新約就是《中日會議東三省事宜正約》及其附約。雖然，李景枚在報告中言之鑿鑿地說條約共有十二條款項，但是，他說的款項沒有一條跟最後公佈出來的條約內容相同，就連條約的大概事項也相差十分大。

並且，在一些核心問題上，如：撤軍、開設通商口岸，路權的歸屬權等，李景枚的報告與條約更是差距甚大。例如：條約只規定了日本和俄國的軍隊要同時撤退，但是，並沒有詳細規定撤退時限，而李景枚在報告中則說：“日本駐紮在南滿洲的軍隊必須在十八個月內全數撤退。”此外。條約中也沒有提到日本要租借關東半島多久，但是，李景枚報告說：“日本租借關東半島一千九百十三年零三個月。”對此，李景枚解釋說：“自己的報告是從一些西方的報刊中翻譯過來的。”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坐探資訊的準確性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甚至，還可能出現以訛傳訛的情況。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朝的時候，作為天下之君，皇帝設定了自己的“耳目”——江寧、蘇州、杭州三大織造，這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而上文我們所闡述的，則是地方官員們為了蒐集資訊而設定的“耳目”——坐探，這是晚清之際出現的一種新型政治文化。

有學者曾經以“叫魂”為案例，詳細闡述和分析了清朝時期，中國政治和資訊傳播的因果。他們認為：皇帝和官員們對社會資訊的掌控程度是構成那場妖術恐慌的核心要素。簡言之，政府能否正常有序運轉，主要取決於其對資訊的掌控程度。而行政機構能否高效運轉，政權能否很好地表達和實踐，這主要與軍事、政治資訊有關。

另外，因為報刊資訊越來越公開透明，其並不能滿足官員們對政治資訊更近一步的瞭解的需求，所以，他們希望能夠透過私人關係來構築一條迅速獲取資訊的通道，以此更好地應對政局之變化。就這樣，坐探應運而生。因此，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些在暗地裡活動的坐探也是官場的組成部分之一，他們雖然不被史冊記載、地位低微，但是，卻在無形之中深刻影響著官場的一切。

參考資料：

【《荀子·君道》、《晉書·涼武昭王傳》、《左傳·成公二年》、《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第九二回、《清代“省友”初探》、《辛亥革命·孫文革命運動清方檔案》、《中研院近代史集刊》第八十八期、《戊戌變法的另面：“張之洞檔案”閱讀筆記》、《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七〇三、《郵政·塘務》、《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七〇三，《郵政·塘務》、《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張曾敭檔九》、《張曾敭檔九》、《東方早報·上海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