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後所形成的國際秩序，如何促使歐洲走向二戰？
原作者 | ［英］亞歷山大·沃森
摘編 | 徐悅東
很多人會忽視一戰和二戰之間的連續性，其實二戰的爆發並不是歷史的偶然。一戰後所形成的國際秩序，就為二戰埋下了伏筆。英國曆史學家亞歷山大·沃森在《鐵壁之圍》中，首次以一戰戰敗國德國、奧匈帝國的視角重新講述第一次世界大戰。亞歷山大·沃森不僅關注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柏林和維也納政治人物的影響，還關注這次大戰對中歐地區民眾所帶來的深重創傷。
沃森認為，由於一戰後協約國並沒有對一戰的戰犯及其戰爭罪行進行徹底清算，這為納粹黨的排猶政策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此外，威爾遜的“民族自決”原則是一個致命的錯誤，這個原則使得帝國破裂，讓一戰後中歐東部地區留下了無盡的民族紛爭和戰爭隱患。一戰作為一場損失慘重的現代戰爭，為戰敗國的民眾留下了無盡的創傷，民眾的痛苦最終演化為了戰爭的暴力。以下經出版社授權摘選自《鐵壁之圍》。
《鐵壁之圍》，［英］亞歷山大·沃森著，宋昊譯，後浪|九州出版社2020年12月版
一戰主要戰犯未受審，為二戰埋下了伏筆
在1918年秋天停戰之後的幾個月裡，在戰火的餘燼中形成的美麗新世界固定成型。在戰勝的協約國領導人於巴黎熱切地討論著歐洲大陸的未來之時，新誕生的中歐各個民族國家正在鞏固對本國領土的控制，以武力奪取存在爭議的地區——通常都會犧牲德意志、奧地利、匈牙利三個共和國。
協約國與德國在1919年6月28日簽訂了在西部結束戰爭的條約。為了增加敵人的恥辱感，法國人將條約簽字地點選在了凡爾賽宮的鏡廳——近半個世紀前，一個統一的德意志國家正是在這裡宣告成立的。就像是作為事後新增的事物一樣，與新的奧地利的條約於1919年9月在聖日耳曼昂萊簽訂。由於布林什維克革命和此後對革命的血腥鎮壓，直到1920年6月，戰勝國才與匈牙利簽訂了《特里亞農條約》。
到此時，舊秩序早已不復存在。大多數舊秩序的成員並未吃到多大苦頭。德皇威廉二世於1918年11月10日進入荷蘭。11月28日，他正式退位。最初18個月的流亡中，他確實過得提心吊膽。開支緊張，前途未卜。他蓄起了鬍鬚，這樣自己就不那麼容易被認出來，到1918年和1919年之交時，他甚至開始裝瘋，以期免於被引渡回國。
然而，一切迎來了喜人的結局。荷蘭人不情願地保護了他。依據《凡爾賽條約》第227條含糊形容的“對國際道德與條約神聖性的極大侵犯”來審判他的國際決議最終漸漸偃旗息鼓。威廉在荷蘭村莊多恩的附近購置了一處有壕溝環繞的美麗莊園，他的皇家作派使得鄰居們都畏而遠之。他的妻子於1921年4月去世，不過一年之後，時年63歲的他又迎娶了35歲的寡婦——舍恩愛赫-卡羅拉特親王妃赫米內。在1941年6月4日去世時，他雖然鬱鬱寡歡，卻算不上心懷憤懣。卡爾皇帝的命運要更為奇特。在放棄了軍權以避免在對意停戰條約上籤上自己的名字之後，他在1918年11月11日放棄了一切參與奧地利國家治理的權利。
威廉二世
但是，他從未正式退位。在1921年他兩次試圖取回匈牙利的聖斯蒂芬王位之後，協約國認定他對歐洲穩定造成了威脅並將他和家人從流亡地瑞士遷到了偏遠的馬德拉島。1922年4月1日，時年34歲的卡爾因流感在馬德拉去世。與同盟國其他各個領導人的遭遇不同，後人對於這個孱弱而怯懦的人的記憶帶有些許好感，可能部分原因在於，跟大多數人不同，他從未寫過一部為自己費力脫罪的戰爭回憶錄。雖然他沒能在戰爭期間創造奇蹟，沒能將自己的臣民從苦難與流血中拯救出來，但有些人宣稱，卡爾在戰爭之後創造了一個奇蹟。這個小小的壯舉是，在卡爾去世之後，一位患有靜脈曲張的巴西修女在向他祈禱後便痊癒了。2004年10月，教皇若望·保祿二世為這位哈布斯堡末代皇帝行了宣福禮。
儘管協約國宣稱要懲罰那些在其看來應當為這場恐怖的戰爭負責的人，但同盟國的其他戰時領導人並沒有受苦。到1918年，在引領同盟國走向戰爭的諸位領導人中，有一些已經不在人世了。在1914年擔任奧地利首相與匈牙利首相的施圖爾克與蒂薩都在戰爭期間遇刺身亡。普魯士總參謀長赫爾穆特·馮·毛奇在1916年沮喪地去世。前任德國首相貝特曼·霍爾維格活過了戰爭，在所有戰時領導人中，他是特殊的一位，因為他願意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和辯護。
1919年6月，一得知協約國有意審判德皇威廉，他便慨然向法國總理喬治·克里孟梭致信，要求代替自己的主人受審。“依據帝國的憲法，”他提出，“在我擔任首相期間，我要為皇帝的政治行為負全部責任。”霍爾維格的提議並未得到回覆。協約國簡單化地將這場大戰看作德國的罪行，這就使得存活下來的哈布斯堡領導人被置之不理了。1914年任奧匈帝國外交大臣的貝希托爾德伯爵比大多數人對這場戰爭的罪責都要大，但他獲准不受煩擾地退隱到他在匈牙利柴普賴格的莊園，1942年，他在那裡去世。財政大臣利昂比林斯基的罪責要輕得多，但他參與過1914年7月召開的、策劃對塞爾維亞發動戰爭的大臣聯席會議，1919年，他為法國的新盟國——新獨立的波蘭——擔任財政大臣。
最為重要的是，甚至沒有一位軍方高層人士受到審判。倘若在今天，在1917年前擔任哈布斯堡總參謀長的康拉德·馮·赫岑多夫在任何戰爭罪行審判中都會是一名主要被告，這既是因為他在挑起戰爭中起到的作用，也是因為他是1914年屠殺數以萬計的烏克蘭族平民的軍隊的指揮官。但協約國對於哈布斯堡政權並不怎麼在乎，對於東歐死難的農民們更加不在乎。赫岑多夫被放過，得以去寫作回憶錄而發財；1925年8月，他在德國南部怡人的溫泉城巴特梅根特海姆去世。
協約國也曾短暫地將興登堡與魯登道夫列入戰犯嫌疑人名單，但在重新考慮後又決定放棄這一做法。在戰爭的後兩年裡領導德國的這對軍事搭檔有著迥然不同的未來。在戰敗之後，魯登道夫陷入了可悲的境地。1918年11月中旬，因為害怕留在柏林會被處以私刑或被審判，他逃離了這座城市。
興登堡
此後他隱居瑞典，寫作了一系列自艾自憐的回憶錄，直到革命的風潮止息。在他返回德國之後，他變得越發偏執，將猶太人當作了他倒臺的替罪羊。他投身於極右政治之中，是納粹1923年慕尼黑暴動的共謀者之一，但他在1925年參選總統時遭遇了難堪的慘敗。與其相反，興登堡在戰爭結束時名聲未受損害。他在1918年11月重返德軍領導位置，成功地將第三最高統帥部軍事失敗的責任推卸到了平民與據說在忠誠計程車兵“背後捅了一刀”的政府身上。為了重新充當德國的象徵性領袖，他還能夠利用他的戰時名氣。1925年，魏瑪共和國首任總統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去世後，興登堡參選總統並勝出。1933年，在他的第二任總統任期，面對嚴峻的經濟和政治危機，他任命阿道夫·希特勒為他的總理。
現在應當明確的是，並不是只有德意志帝國與奧匈帝國在一戰期間實施過殘酷與非法的行為。不過，即便是按照當時發展仍不完備的國際法而言，這兩個國家也犯下了一些極度惡劣的罪行。德國入侵了中立的比利時，發動了無限制潛艇戰，無情將平民徵用為苦役（這尤以在東線管制區的所作所為與1916年對比利時人的驅逐為甚），且在1914年期間殺害了非戰鬥人員，所有這些都違反了國際法。
但是，應對這些行為負責的人大多未受懲罰，應該對同盟國的盟國奧斯曼土耳其犯下的遠甚於此的暴行——對亞美尼亞人的種族屠殺——負責的人也大多未受懲罰。公平地講，在奧斯曼帝國於1918年10月30日簽訂停戰協議後，由英國人任命建立的蘇丹政府確實在協約國的敦促下開展了調查。特別軍事法庭發現了表明當局有意徹底消滅亞美尼亞人的大量證據，判處奧斯曼帝國戰時領導人死刑，但鑑於所有戰時領導人都缺席審判，上述判決沒有產生什麼影響。
在德國政府拒絕引渡戰爭罪行嫌疑人之後，德國政府被協約國強迫著在1921年於萊比錫高等法院舉行了審判，這些審判便遠不如土耳其審判那般徹底和鼓舞人心。總共有45起案件被提交，但只有17起真正得到了審理。被控訴的都是小人物：一些是陸軍人員，其中大多數是下令槍決戰俘或是對戰俘營中的戰俘不加照管的軍官，還有攻擊過平民的陸軍人員；還有一些是被控訴擊沉醫務船的潛艇指揮官。
只有4場審判最終定了罪。雙方的海軍封鎖和對佔領區敵方平民的殘忍行為早已損害國際法，對重大違法行為——戰敗國一方做出的違法行為——的起訴和懲罰也流於失敗，因此國際法的權威進一步跌墮。這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後果。在1939年希特勒準備發動針對波蘭的種族戰爭時，他便從中吸取了相應的經驗教訓。在要求他的將領們“在肉體上消滅敵人”時，希特勒回顧了一下歷史，便掃除了部下的顧慮：“說到底，今天還有誰提及對亞美尼亞人的滅絕？”
威爾遜的“民族自決”為何是個致命的錯誤？
事實很快表明，整個中歐東部都對戰後秩序感到不滿。早在戰勝國領導人於1919年1月在巴黎考慮和平決議之前，這個地區沿著民族界線的重組便早就已經開始了。這種重組可能是實現穩定的唯一途徑，但它成功的可能性不大。這個地區的族群混雜程度實在太高，以至於難以建立族群非常同一的民族國家。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以及新的羅馬尼亞（因吸收了前匈牙利領土而擴大），1/3的人口是少數民族。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斯洛維尼亞王國正如其名字所說明的，是一個多民族混雜的國家，精英階層以下的民眾往往不那麼願意接納新的南部斯拉夫理念，相比之下，人們還是更常懷有對其他民族長久以來的歷史積怨。
對戰後協議有利的是，歐洲的政治重組使得歐洲少數民族的數量從6000萬人減少到了3000萬人。強加給各個新國家的條約本應保證少數民族的權利。但這忽略了關鍵的一點：威爾遜宣傳活動對“民族自決”的擁護和戰爭本身，都將民族雄心提高到了狂熱的高度。少數民族身份在一個以民族國家為基礎建構起來的大陸上遠不如在舊帝國治下那般吸引人、可接受。
按照一份估計，即便少數民族人數減少了，但在1918年之後，在原奧匈帝國的領土上，族群衝突事件幾乎增加了一倍，從9起增加到了17起。除了波希米亞的捷克人與德意志人此類舊有的敵對關係，新的民族衝突又滋生出來。比如在泰申的捷克人與波蘭人，在南斯拉夫的德意志人與克羅埃西亞人，在羅馬尼亞的羅馬尼亞人與德意志人，都彼此劍拔弩張。
威爾遜總統將“民族自決”放在了他的戰後設想的中心地位，此舉是一個致命錯誤。這個口號對於戰時宣傳是有用的，也有助於增加他的人氣與道德權威，但它也使得威爾遜的戰後秩序迅速在眾所矚目之下喪失聲譽。其原因十分簡單：中歐東部的民族混雜程度非常高，以至於並不是每個民族都能夠運用這一新權利。必然會有贏家，也必然會有輸家。而實力政治則決定了輸家會是在戰敗的陰雲之下惶惶然的兩大族群——德意志人與馬扎爾人。這兩個民族都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威爾遜給自己造成了損害。
威爾遜
在歷次演講中和對1918年同盟國和平照會的回覆中，這位美國總統都表明，他的戰爭針對的是獨裁者，而不是他們的民眾。雖然協約國要求舊帝制政權“投降”，但他在10月23日提醒，一個真正能代表民眾的政府可以按照十四點原則與協約國開展“和平談判”。德國人適時發動了起義，但半年之後，依然沒有任何談判，而只有一份“強制命令”，德國人的代表被允許在戰勝國做出最終裁斷之前對此發表意見。
匈牙利人的經歷更加動盪、更加不受威爾遜喜歡，包括溫和的革命、布林什維克的政變，以及由一位前任哈布斯堡海軍上將領導的右翼獨裁，但協約國對待他們的態度是相似的。即便是協約國代表團的成員也承認，加之於德奧兩國的條款是極端殘酷的。在閱讀了自己的國家將在協約國入侵威脅之下屈膝接受的各種要求、條件、損失組成的長長清單之後，德國外交大臣烏爾裡希·馮·布羅克多夫-蘭曹伯爵表示，威爾遜和他的夥伴本可以節省時間。只要一個簡單的條款就足夠了：“德國將不復存在。”
《凡爾賽條約》與《特里亞農條約》透過讓德意志人與匈牙利人付出代價而建立了戰後秩序，這一事實可以解釋為什麼這兩個國家的政府自始至終都沒有接受過這一秩序。這一秩序的核心組織原則——民族自決——並未得到應用，這一點隨後在戰敗者身上得到了確認：奧地利的德意志人在1918年10月以為他們會加入德國，但戰勝國禁止他們這麼做。在凡爾賽，德國被拒絕加入國際聯盟（這一國際組織本應當聯結起戰後的新世界），且喪失了13%的領土和10%的人口。匈牙利則更為悲慘，令人難以置信地失去了67。3%的領土和73。5%的人口。
《1917》劇照
當然，大多數轉走的臣民是羅馬尼亞人、斯洛伐克人、阿爾薩斯-洛林人、丹麥人或波蘭人。認為這些人期望加入羅馬尼亞、捷克斯洛伐克、法國或波蘭的看法哪怕並不總是正確的，也是有其道理的。在一些有爭議的地區，諸如德國東部的馬祖里亞或上西里西亞，當地組織了公民投票來確定其居民的意願。但是，有極度不公的情況，其中最為惡名昭彰的便是將毫無疑義屬於德國的但澤作為一個自由州轉交於國際聯盟（採取這一舉措是為了給波蘭提供出海口）的做法。領土的轉手、禁止波希米亞的德意志人“自決”或加入奧地利以及禁止奧地利德意志人加入德國，上述做法令1300萬德意志人被留在了德國的邊界之外。
在兩次大戰之間，被留在匈牙利邊界之外、成為其他國家中的少數民族的馬扎爾人總共有323萬人。在國家腹地的人們所感受到的對領土損失的氣憤，與那些財產生計都在被割走的領土上的同胞的苦難相比，根本不值得一提，那些同胞變賣了家產或被迫背井離鄉。波蘭走廊是原本歸屬德國的一長條領土，它被分配給波蘭，以便將東普魯士與兩次大戰期間德國的其餘部分隔離開來。
在1919年時居住在這一地區的德意志人總共有110萬人，6年後，其中的575 000人遷到了新的德意志共和國境內。在西部，30萬德意志人中的20萬人離開或被驅逐出了阿爾薩斯—洛林。到1924年，約有426000名匈牙利人也逃離了被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奧地利奪走的地區。背井離鄉的民眾數目之巨，更突出說明了戰敗和威爾遜的新秩序引發的領土損失不僅損害了民族榮譽，還摧毀了許多平民百姓的生活。
除了《凡爾賽條約》與《特里亞農條約》規定或批准的領土損失，條約還提出了賠款要求。《凡爾賽條約》的第231條闡述了要求賠款的法律基礎，宣稱“由於德國及其盟國的侵略行為，協約國與參戰各國的政府與國民被迫捲入戰爭，並因此承受了各種損失與破壞。德國及其盟國應對此承擔責任”。歷史學家已經指出，協約國在1921年給德國定下的1320億金馬克賠款在很大程度上是名義上的，意在滿足復仇心切的國內輿論。它們真正的目標數額是在36年中賠付500億金馬克，這是完全可以達到的。
但是，德國公眾因為那個更加龐大的數字而震驚。由德國政府在經濟方面的管理失當所引發、但被怪罪到賠款頭上的惡性通貨膨脹讓德國民眾的存款與戰爭債券變得一文不值，這增加了民眾的憤怒。賠款之所以特別受到仇視，還有另外兩個原因。首先，1919年巴黎和會上的德國代表團將第231條打造為“戰爭罪責條款”，以敗壞賠款主張的法律基礎。儘管協約國事實上並未要求戰敗國承認罪責，但這個說法還是固定了下來，並將一種財務事務轉變成了一個情緒化的道義問題。
其次，在德國政府持續違約未付賠款之後，法國人、比利時人以及此前已經佔領萊茵河左岸的英國人於1923年1月入侵了德國的魯爾工業區。1917年由德意志帝國當局散佈的恐慌式宣傳活動如今看起來出奇地具有預見性。戰敗後，敵軍入侵，德國工人被迫為他們所憎恨的壓迫者做工，佔領者甚至還為了羞辱德國而故意安排法軍黑人士兵來監督將煤裝車運往法國。暴力事件亦有發生。法國與比利時軍隊殺害了約132名德國平民，將4124人關進了監獄，還將172000人驅逐出境。被《凡爾賽條約》削減到僅餘十萬人的德國陸軍無力做出應對。
一戰的陰影：轉化為暴力的痛苦
所有這一切都在打擊著這個像其他所有中歐東部國家一樣已深受創痛的民族身上。中歐各國民眾對戰爭投入了極多，因此戰爭對他們造成的心理影響也極其巨大。一些人將兩次大戰之間的社會與政治殘酷化歸咎於長年累月的大規模殺戮。不過在戰後對這個地區造成嚴重破壞的準軍事性暴力只是由一小部分人犯下的。德國軍隊在1918年底遣散的速度之快可以說明絕大部分士兵只希望返回家鄉。
相反，真正決定這場戰爭的情感遺產的關鍵，是人們承受的痛苦。在整個中歐東部，痛苦無處不在。最為明顯可見的是戰爭對人類軀體的損毀—數百萬殘疾的老兵和痛失親人者。在德國，陣亡士兵留下了533000名遺孀和1192 000名孤兒。捷克斯洛伐克人口是德國的1/5，且據稱其士兵作戰不力。這個國家要向121215名寡婦和238000名孤兒支付撫卹金。但是，戰爭之所以造成了過於慘重的痛苦，其原因是多種多樣的。除了戰鬥與喪親，後方前線挨餓受凍的情況也造成了巨大的痛苦。被入侵的東普魯士人和被驅逐的加利西亞猶太人承受了痛苦。那些在戰後由於領土變更而失去家園的人也承受了痛苦。
這種痛苦，以及它造成或激化了的嫉妒、偏見、暴力，都具有強烈而持久的破壞力。德國人在一戰中承受的痛苦與25年後的反人道罪行之間可以說有某種特定、提示性的關聯性。生活在民族雜居的邊界地區（這些地區因戰爭的匱乏激起了族群間的敵意）的德國人參與納粹猶太人大屠殺的人數多得不成比例。那些在戰爭結束時因邊界變動而失去家園的人在納粹大屠殺行兇者中的比例是平均比例的6倍。
更為廣泛地說，後方在戰時承受的痛苦使得整個社會按照階級和族群斷層線分裂開來。在戰後，這些社會還將被族群間的準軍事鬥爭、左翼革命、極右翼的血腥報復進一步撕裂。被1929年的一位左翼知識分子不祥地形容的“由仇恨與復仇構成的狂亂而殘酷氛圍（今日仍在主宰東歐）”的根源之一，便是戰時的痛苦。
戰時的痛苦遺留下來的另一個重要後果，是一種對意義的絕望追尋。在中歐戰爭文化價值體系的最高點，是犧牲的概念：為了某種更為崇高的事業而甘願承受損失與痛苦。德奧兩國在1914—1918年犧牲的人數是驚人的：2036897名德軍士兵陣亡。
奧匈帝國的傷亡從未得到正確計算，但總數應在110萬至120萬人之間。奧地利的德意志人與匈牙利人承受的傷亡最重，緊隨其後的是斯洛維尼亞人和摩拉維亞捷克人。哈布斯堡的戰敗並沒有（至少沒有正式地）讓捷克族、波蘭族、南部斯拉夫族士兵的犧牲失去價值。新成立的國家直接將這些士兵的死亡重新闡釋成了為獨立事業而死。當時並沒有容納不同觀點的公共空間。
與之相比，對德國人來說，戰敗帶來了嚴重的認知衝突。一得知簽訂停戰協議的訊息，魯斯·霍夫納立時脫口說出了這種困境。她問道：“德國的母親們是為了什麼而犧牲自己的兒子啊？”漢堡婦女安娜·考恩施泰恩在4年的時間裡一心一意地為在前線服役的兒子阿爾貝特寄去飽含愛意的信件與禮物，對於她來說，這個問題必定格外悲苦。阿爾貝特在1918年10月26日陣亡，彼時距離戰鬥結束只剩2周。1925年之前，心懷怨恨的法國政府一直不允許德國平民拜訪位於法國領土的陣亡軍人墓地，這讓德國父母更加哀痛，讓他們的生活變得更加空洞。
在中歐東部各地以及之外的人們設法努力面對1914-1918年的大規模死亡。在戰爭失敗之後，如何證明摯愛的兒子、兄弟、父親的犧牲的正當性的難題讓德國人在兩次大戰之間生出了一種對陣亡士兵獨特又強烈的崇敬。士兵們在世時曾經支援過他們的市政機構、教會、當地網路再次發動起來，以紀念他們的犧牲。
《1917》劇照
許多人將陣亡者想成如基督般的殉道者或是想成在深深安眠，以此來獲得安慰。人在做逝者在看的想法以及逝者將像基督或入睡者一般再起的想法，都全面地影響了國民觀念。逝者為什麼而死和他們希望得到什麼，這些問題引發了各個政治派系的德國人的分歧，但即便是共和派也在想象，逝者告誡生者要讓祖國復興。至於極力要將自己打造為老兵代言人和陣亡士兵記憶捍衛者的極右翼，更願意以字面上、軍事上的意義來理解這種願望。在極右翼的擁護者看來，1918年的戰敗實際上是一場背叛，故而應當推翻戰敗結果並予以報復。
對於歐洲中部與東部而言，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一場浩劫。取代威名跌墮的舊帝國的新共和國自身又受到充滿仇恨的戰爭遺產的毒害。它們貧困、動盪，通常有大量充滿怨憤的少數族群，事實證明，大部分新共和國是不穩定的。戰爭撕裂了上述國家多民族社會的組織構造，並且嚴重加劇了族群對立，遺留下了長久的敵意，尤其是跟歷史較久的猶太人少數族群和新近的德意志人少數族群的敵意。
不到10年，威爾遜的新民主秩序便已經所餘無幾，東部的大多數地區都陷入了獨裁者的統治之下。德國也被摧毀了。1914年時的國民團結在經歷了大戰之後便崩解成了彼此攻訐的亂局；左翼與反猶的右翼之間的分歧也在戰後進一步擴大並變得更加殘酷。這場戰爭一直是一場人民的戰爭。痛苦與犧牲一直是極為巨大的。那些挺過這場嚴峻考驗的人則要思考，這一切都是為了什麼。
原作者 | ［英］亞歷山大·沃森
摘編 | 徐悅東
編輯|劉亞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