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名人 ｜ 玄奘大師—不該忘記的“民族脊樑”
周國平有言，忘記玄奘是可恥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定的《世界文化名人錄》裡，只有兩位中國人，一是孔子，另一位就是玄奘。
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玄奘”這個人名非常陌生，人們熟悉的是《西遊記》中的那個唐僧。《西遊記》是中國文學史上的經典，經典的力量是勿庸置疑的。自明代吳承恩創作《西遊記》以來，一個陰柔懦弱、性別不明的唐僧形象已經深深地銘刻在中國人的心裡。在人們津津樂道於孫悟空的時候，唐僧的原型，玄奘卻被扭曲、被誤讀。幾個世紀的時間裡，真實的玄奘越走越遠，逐漸離開了中國人的視線，只剩下一個輪廓模糊的背影。
本文僅是玄奘法師簡傳。諸君若有興致，可進一步翻閱《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梁啟超先生曾言該傳“在古今所有名人譜傳中，價值應推第一”。現已有白話文譯版《玄奘法師傳》。
玄奘法師（600-664）是隋唐時人，傑出的翻譯家，法相宗的創始人。法師自幼聰慧敦厚，溫文爾雅，儀表非凡，跟從仲兄誦習儒道經典，勤學不懈。
玄奘十三歲時隨仲兄長捷在洛陽淨土寺出家，聽講《涅槃經》，受習《攝大乘論》。大業八年（612年），洛陽選拔二十七人出家為僧。主考大理寺卿鄭善果見法師年紀雖小，卻對答出眾，問他出家目的何在？法師答道：“意欲遠紹如來，近光遺法。”主考讚許他器宇非凡，志向高遠，破格以沙彌身分錄入僧籍。
隋唐之際，天下大亂，兄弟二人從洛陽出發，經過長安抵達成都，開始了參謁耆宿，尋師訪道的參學生活，足跡遍及半個中國。法師在成都學習《攝大乘論》、《阿毗曇論》，聽受《迦延論》。唐武德三年（620年），法師年滿二十歲，在成都空慧寺受具足戒，並學習戒律。後又北上受習《成實論》和《俱舍論》。在長安，他聽當時佛門大德法常、僧辯二位法師講《攝大乘論》，質疑問難，縱橫論辯，眾時賢深為其智慧與才學所折服，讚歎他為“釋門千里之駒”，而法師也因此譽滿京城。
在參學訪道的過程中，玄奘法師發現當時眾多高僧對佛法的見解不一，沒有定準。因印度尚有很多梵本沒有譯為中文，加上前人所譯經論多采用意譯，使得很多問題，無法解答，讓後學們無可適從。為解決這些根本問題，玄奘大師發願前往天竺尋訪原始梵本經典，探求佛法真義。
西行路經圖
貞觀元年（627年），法師決意西行。因從中土前往西域，必須要得到皇帝的特許，他二度上表陳情，但沒有獲得批准。但他仍冒險出關，由長安經秦州（今甘肅天水一帶）、蘭州抵達涼州（今甘肅武威）。可是剛到不久，長安的追捕令也緊隨其至。法師唯有晝伏夜行，歷盡艱險，穿過甘肅走廊，抵達瓜州（今甘肅西北部），不顧留難，執意前行。
瓜州榆林窟
玄奘法師以探險家般的膽魄，勇士般百折不撓的意志，隻身一人，進入了方圓八百里的莫賀延磧大沙漠。莫賀延磧大沙漠位於羅布泊和玉門關之間，今稱“哈順戈壁”，“上無飛鳥，下無走獸，草木不生，人跡罕絕；時而風捲沙石，時而暴曬溼蒸；時而見枯骨遍野，戰場遺蹟；時而見兇惡野獸，鬼魅影像……”
白天，太陽無情的暴曬使地表溫度極高，根本無法落腳，法師只能把自己埋在沙間，待到夜間出來趕路。大沙漠廣闊無垠，玄奘法師一時迷失了方向。不僅如此，在迷途中，他不小心打翻了水袋，茫茫沙海中，失去了飲水意味著喪失了一切生存下去的希望。
在幾近絕望的境地下，法師幾乎要放棄西行的計劃，但最初的志願一直鼓舞著他。法師以“寧向西天一步死，不向東土半步生”的決心，忍飢挨渴，懷揣一腔追求真理的熱情和為眾生求福祉的悲願，以堅強的意志，九死一生，最終戰勝了種種磨難。
高昌故城大經堂（玄奘法師講經處）
走出莫賀延磧，路經高昌國，高昌王麴文泰對玄奘法師崇高的僧格和高深的佛學造詣非常敬仰，給予厚供，拜為國師，並結為兄弟之盟，苦慰勸留，希望法師留在高昌國。玄奘法師求法志願堅定，絕食四天。高昌王被法師矢志不渝的精神所感動，只好為法師備好糧草盤纏，並挑選國內僧人及侍從數人，護送法師西行。
玄奘法師帶隊翻越雪山蔥嶺，途中染上了冷病，一直到晚年，這種病仍不時發作。但是法師西行求法的意志在各種苦難的磨礪下變得更加堅定。他取道阿富汗進入今天印度境內，沿途瞻禮聖蹟，直至那爛陀寺。
那爛陀遺址
那爛陀寺是當時佛教的最高學府，戒賢論師是寺裡地位最崇高的導師。玄奘法師跟從戒賢論師學習唯識學，被列在十位上首弟子之內。在此求學的六年中，法師學習了《瑜伽師地論》，又學了《顯揚論》、《大毗婆沙論》、《俱舍論》、《順正理論》、《對法論》、《因明論》、《宣告論》、《集量論》、《中論》、《百論》等論，鑽研諸部法義。
此後，法師遊歷五天竺聖蹟，遍訪名師。他親近勝軍論師三年，學習《唯識抉擇論》、《意義論》、《十二因緣論》、《莊嚴論》，研究因明等諸多問題，並竭力尋求梵本原典。
法師從南印度遊學歸來後，回到那爛陀寺，奉戒賢論師之命，在寺內講授《攝大乘論》、《唯識抉擇論》。當時有師子光論師在那爛陀寺講授龍樹一系的《中論》與《百論》，辯駁玄奘法師的觀點。法師於是會和中觀、瑜伽兩宗，著《會宗論》三千偈頌（已佚）破斥師子光論師的觀點。後又著《制惡見論》一千六百偈頌破斥小乘論師的《破大乘論》，因而名震五天竺。
戒日王在當時統一了五天竺，是各國的盟主。他信仰大乘佛法，是那爛陀寺的護法。在拜讀了玄奘大師《制惡見論》後，戒日王萬分折服，極為推崇，便在首都曲女城舉行無遮辯論大會，五天竺十八國國王均列席會上，大小乘僧及婆羅門等共七千餘人到場參加。戒日王禮請玄奘大師作為大會論主，弘揚大乘法義。法師在會上講述了《制惡見論》的要旨，提出“真唯識量”的論點，並懸之於會場外。一連十八天，法師一人高居論壇，闊論雄談，沒有一個人能辯倒他，也沒有人能改動《制惡見論》裡的一個字。會後，十八位國王和諸多僧人、學者在玄奘法師座下皈依了大乘佛法，法師成為印度宗教哲學的最高權威，獲得了“大乘天”、“解脫天”的美譽。
玄奘法師雖然聲震天竺，然而，他始終未曾忘記當初離開故土，西行求法的初衷。他無時不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祖國，希望學成後東歸，振興中土的佛教。戒日王一再挽留法師在印度弘法，有的國王甚至要為法師供養一百座寺院。玄奘法師從懷裡取出他一直珍藏的一抔祖國的黃土，對他們說：
“支那國去此遐遠，晚聞佛法，雖沾梗概，不能委具，為此故來訪殊異耳。今果願者，皆由本土諸賢思渴誠深之所致也，以是不敢須臾而忘。”
在玄奘法師的強烈要求下，戒日王等無奈，只好送他回國。
玄奘法師回到長安，在舉國上下空巷迎接之時，法師一人獨坐靜室。在歷盡艱辛的十九年後，他冷靜審思，毅然決定投入到譯經的事業中去。唐太宗曾兩度勸他棄道輔政，法師均以“願守戒緇門，闡揚遺法”為由推辭。太宗只好遵從法師志願，輔助他的譯經事業，建立了長安譯經院，下詔翻譯法師取回的經典。
他白天主持翻譯佛經工作，晚上還要抽時間為太宗撰寫西行見聞（由其弟子辨機筆錄），他並不是一個迂腐的只知道佛經的學者，他很通達，明白要完成佛經翻譯這一巨大工程，非得獲得國家支援不行。他的《大唐西域記》十二卷本，介紹了138個國家的風俗地理。“推表山川，考採境壤，祥國俗之剛柔，系水土之風氣”。對於今天研究中印交通以及中亞地區的民俗風情、人文地理，均有不可替代的價值。
玄奘大師著作《大唐西域記》
玄奘法師在長安弘福寺、大慈恩寺、玉華宮等寺院都開設了譯場，專心譯經，分秒必爭，白天沒有完成的工作，必定要在晚上繼續完成。每天譯經結束，還要誦經拜佛，直至三更才睡，然後五更起床，繼續翻譯。如此孜孜不倦，譯經十九載，共譯出經論75部，1335卷，計1千多萬字，將印度所學盡傳中國。
佛教有經藏、律藏、論藏三藏之說。經藏，即佛所說的經典；律藏，即佛所制定的律儀；論藏，即對佛典經義的論議。通曉其中一門者，對應以“師”的頭銜，只有同時通曉三藏的人，才被尊為三藏法師，玄奘就是這樣一位大師。玄奘主張“即需求真，又了喻俗”的譯經原則，創造性提出“五不翻”，成為中國佛教譯經史上的“新譯”標誌。
玄奘法師在譯完《般若經》後，自覺身體大不如從前，知道無常將至，時日無多，便向寺眾和弟子歡喜辭別：
“玄奘此毒身深可厭患，所作事畢，無宜久住，願以所修福慧回施有情，共諸有情同生兜率天彌勒內眷屬中奉事慈尊，佛下生時亦願隨下廣作佛事，乃至無上菩提。”
玄奘法師圓寂前，有弟子問：“和尚決定得生彌勒內院否？”法師報雲：“得生。”後，右肋而臥，安然舍報。唐高宗驚聞噩耗，哀傷不已，反覆說：“朕失國寶矣！”出殯當天，五百里之內，四眾送葬者有一百多萬。當夜留在白鹿原墓地為玄奘法師守靈的四眾弟子有三百萬人之多。
與很多人相比，玄奘法師的一生近乎單調——他人生的大部分時間彷彿只是在行走、譯經，然而他卻在這樣簡明的人生中，為人類創造了史詩般追求真理的征程，為中國翻譯了成千上萬卷經書。他的所做所行——求法和譯經，全是一個和尚的本分。他終其一生捨身為法，矢志不渝。正如魯迅先生所言，玄奘法師是當之無愧的“中華民族的脊樑”。
編輯：甘棠
稽核：魯雷、王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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