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為什麼貶低《紅樓夢》？

作者：至真齋主

一提紅學很多人都會想到胡適，他是新紅學的奠基人，他考證的《紅樓夢》作者是曹雪芹的觀點早就成為主流觀點。其實，胡適在年輕的時候並不認為《紅樓夢》作者是曹雪芹，而且他的紅學觀點也跟後來大相徑庭。在赴美留學之前，他在《藏暉室札記·小說叢話》中寫道：“《石頭記》著者不知何人，然決非曹雪芹也。第六十九回評有云‘作者無名氏，但云胡老明公而已”。今遍閱今本，乃不見此四字，可見曹雪芹之前，必另有原本作者自署‘胡老明公’，後為雪芹刪去。此其證一。即此書開端第一回亦云：‘空空道人改名情僧，改《石頭記》為《情僧錄》，東魯孔梅溪題曰《風月寶鑑》，後因曹雪芹於悼紅軒中披閱十載，增刪五次。’此其證二。然雪芹之言曰：‘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雲作者痴，誰解其中味？’其言如此，又能費如許工夫，用如許氣力，為《石頭記》添毫生色，雪芹實為作者一大知音，然則雖謂此書為雪芹作也可。……《石頭記》家庭小說也，社會小說也，而實則一部大政治小說也，故曰政，曰王，曰赦，曰刑，曰史，曰禮。為政而權操於內，故其婦曰王，其侄亦曰王。外赦而內刑，言不相孚也。史之為言已成陳跡也，李之為言禮也、理也。刑足以破家，即足以亡國，作者之意深矣。非禮與理，其孰能善其終哉！《石頭記》專寫一極專制之家庭，實則一極專制之國家也。七十一回以後，便純是一極陰慘的專制國。”

（青年胡適）

胡適寫這些文字的時候還不到二十歲，他也認為《紅樓夢》表面上是寫一個貴族大家庭，實則寫國家，即“以家喻國”。如果胡適沿著這個方向研究下去，說不定他就是徹底揭開《紅樓夢》真相的第一人，紅學也就不會走百年的彎路了。然而不知是什麼原因，在胡適赴美留學以後，他的觀點突然改變了。也許是受西方文學理論的影響吧，胡適沒有表明自己紅學觀點轉變的心跡，我們只能妄自推測。

1910年胡適留學美國，入康奈爾大學選讀農科。1915年，胡適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師從實用主義哲學家約翰·杜威。在美國留學期間，胡適在給他的族叔胡近仁的信件中對中西小說做了比較，他提出以西方小說之長補中國小說之短，還列出了他認為“可以不朽”的八部中國古典小說，並進行了評價和排序。他把《水滸傳》列為第一，第二是《儒林外史》，第三才是《石頭記》，接下來是《鏡花緣》、《西遊記》、《七俠五義》、《兒女英雄傳》、《品花寶鑑》。他對《金瓶梅》評價極低，甚至認為“一無足道”。我們從胡適給中國古典小說列出的榜單可以窺見他的鑑賞水平並不高，此時他還把《石頭記》列為第三，而隨著他的人生閱歷和知識儲備的增加，他反而把《紅樓夢》看得更低了。

一九七九年臺灣東大圖書公司出版了羅德湛教授的著作《紅樓夢的文學價值》，邀請曾撰寫《紅樓夢研究》一書的李辰冬教授作序。李辰冬教授在序言中追憶了親耳聽到胡適說“《紅樓夢》毫無價值”的一段往事：

十幾二十年前，中國廣播公司為廣播全部《紅樓夢》，整整準備了一年。在正式廣播的前夕，約胡適、李玄伯兩位先生以及兄弟我——那時他們認為的三位紅學專家——座談，意思是想請三位專家來捧捧場。第一位當然是先請胡先生髮言，而胡先生的第一句話，就是“《紅樓夢》毫無價值”。那時主持廣播的是邱楠先生，邱先生就問：“胡先生，《紅樓夢》既然毫無價值，那末，我們明天還播不播？”胡先生感到出言有問題了，於是說：“我只講考證問題，至於價值問題，請李先生（指我）講好了。”邱先生接著又問：“《紅樓夢》既然毫無價值，您考證它幹什麼？”“我對考證有興趣，只是為考證而考證”。“《紅樓夢》毫無價值”，這是我第一次從胡先生口裡聽到。我們這種六七十歲年紀的人，從小就喜歡《紅樓夢》，而重視它的原因，由於胡先生的提倡，現在從胡先生的口裡說它毫無價值，真正難以置信。但後來打聽，才知道胡先生講這樣的話不止這一次。《紅樓夢》是否有價值，在羅盤先生這部書裡，可以得到明確的解答。

我們透過公開的信件也瞭解到，胡適多次貶低《紅樓夢》的價值，貶低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考證出的作者“曹雪芹”。1960年11月20日，在《答蘇雪林書》中，胡適說：“我寫了幾萬字考證《紅樓夢》，差不多沒有說一句讚頌《紅樓夢》的文學價值的話。大陸上xxx清算我，也曾指出我只說了一句：‘《紅樓夢》只是老老實實的描寫這一個坐吃山空、樹倒猢猻散的自然趨勢，因為如此，所以《紅樓夢》是一部自然主義的傑作。’其實這一句話已是過分讚美《紅樓夢》了。我當然同意你說：‘原本《紅樓夢》也只是一件未成熟的文藝作品。’我向來感覺，《紅樓夢》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學技術上，《紅樓夢》比不上《海上花列傳》，也比不上《老殘遊記》。”1960年11月24日，在《與高陽書》中，胡適重複了《答蘇雪林書》中那些貶低《紅樓夢》的話，也同樣評價了曹雪芹：“我平心靜氣的看法是：曹雪芹是個有天才而沒有機會得著修養訓練的文人，——他的家庭環境、社會環境、往來朋友、中國文學的背景等等，都沒有能夠給他一個可以得著文學的修養訓練的機會，更沒有能夠給他一點思考或發展思想的機會。（前函譏評的‘破落戶的舊王孫’的詩，正是曹雪芹的社會背景與文學背景。）在那個貧乏的思想背景裡，《紅樓夢》的見解當然不會高明到那兒去，《紅樓夢》的文學造詣當然也不會高明到那兒去。”

《紅樓夢》被當今主流紅學家們列為四大名著之首，以其藝術手法豐富高超、思想內涵深刻豐富，而被讚譽為空前絕後的偉大作品，胡適對《紅樓夢》一再貶低自然會引起一些紅學家的不滿。華東師範大學郭豫適教授在《論“紅樓夢毫無價值論”及其他——關於紅學研究中的非科學性問題》文章中，分析了胡適等人貶低《紅樓夢》的原因。他認為，胡適等人對《紅樓夢》的貶低是跟一定時期思想認識的侷限性有關，跟他們文學觀上的偏頗和欠缺分不開。當年胡適、陳獨秀、俞平伯等人都在不同程度上貶低《紅樓夢》，郭豫適教授認為，這是因為他們機械地照搬西方的文藝觀點和欣賞習慣，來衡量中國的古典小說。而胡適對中國的文化遺產存在著“不如人”論的觀點，所以他輕視乃至否定《紅樓夢》的價值和地位就更不是偶然的了。就胡適個人觀點來說，郭豫適教授認為他貶低《紅樓夢》還跟他對《紅樓夢》的認識偏頗有關係，“胡適對《紅樓夢》的評論有兩個要點，一個是認為《紅樓夢》的創作方法是‘自然主義’，一個是認為《紅樓夢》是曹雪芹的‘自傳’。這兩者結合在一塊，使胡適自己無法理解《紅樓夢》思想和人物的概括意義，無法理解《紅樓夢》這部小說及其一系列成功的文學典型形象所反映的社會思想內容的廣闊性和深刻性，因為無法對《紅樓夢》的思想價值和藝術價值作出合乎實際的評價。從這個角度來說，要充分地體認和闡述《紅樓夢》的價值，對他來說並不只是願意與否的問題，還有個可能不可能的問題。”

（大觀園 清 孫溫）

郭豫適教授歸納分析了胡適貶低《紅樓夢》的原因，但是我覺得依然沒有說深說透，甚至沒有說到根子上。原因是郭豫適教授也是秉持胡適紅學觀點，認為《紅樓夢》成書於乾隆年間，時代背景是清中期，作者是曹寅的孫子曹雪芹。他們都嘲諷、反對索隱派對《紅樓夢》的“索隱”，郭教授連篇累牘地發表了一系列嘲諷、反對索隱派的文章，並且結整合書《擬曹雪芹“答客問”——論紅學索隱派的研究方法》。郭教授與胡適的觀點大的分歧僅僅在於《紅樓夢》是否寫的“曹家事”和曹雪芹“自傳”。

那麼，胡適為什麼會把《紅樓夢》解讀為“曹家事”和“曹雪芹自傳”，進而貶低《紅樓夢》的文學價值？在我看來這跟胡適的知識結構、以及對文學作品的感悟力和研究能力有關。《紅樓夢》涉及儒家、道家、佛家、易學、中醫、歷史、繪畫、建築、園林、詩詞歌賦、服飾、飲食等包羅永珍的知識，堪稱百科全書。如果不具備相當完備的國學、文史等知識，想全面深入解讀這部書是萬萬不能的。我們從胡適的學歷學識來看，他並沒有足夠的能力研究《紅樓夢》這部堪稱百科全書式的作品。胡適幼年上私塾時學習了一些淺顯的國學知識，1904年他十三歲進上海梅溪小學堂讀書，這是一所新式學堂，傳授西學知識。1905年胡適進澄衷學堂，1906年又考取中國公學，這都是新式學校。1908年胡適進中國新公學並且兼任英文教員。1910年胡適留學美國，入康奈爾大學選讀農科。農科屬於理科，跟文學不搭界，他研究文學只能用業餘時間，如果功課繁重他是沒有多少時間精力學習文學等社科知識的。1915年，胡適入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師從哲學家約翰·杜威。直到這時候胡適才有時間精力涉獵文史知識，而且他的博士論文就是《先秦名學史》。兩年以後的1917年，胡適受蔡元培之邀任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四年以後的1921年，只有三十歲的胡適發表《紅樓夢考證》，可以想見他對《紅樓夢》能有多少深刻的認識呢？有人也許說胡適擁有36頂博士帽，他的知識肯定是十分淵博的。其實不然，在歐美國家“榮譽博士”就相當於中國的“勞模”“先進工作者”，跟透過系統的學習、考試和論文答辯獲得的博士學位毫不相干。胡適除了赴美留學前的《紅樓夢》觀點迥異外，自從他出版《紅樓夢考證》一書後，他的觀點始終沒變過，而且越是到晚年他對《紅樓夢》就越是貶低，由此看來胡適並未隨著知識的增長對《紅樓夢》的認識加深。胡適晚年面對潘重規的質疑不公開回應，只是在《答臧啟芳書》中對潘重規的觀點進行評價，他甚至對索隱派繼續索隱《紅樓夢》感到大惑不解，並且為他的“科學考證”沒有打倒“牽強附會的猜笨謎紅學”而鬱悶慚愧。

知識的儲備只是從事研究工作的必要條件，要研究出被學術界公認的學術成果還要具備研究能力，其中對研究文學作品來說感悟力十分重要。感悟力是一種善於見微知著的敏銳觀察能力，是對知識、資訊進行綜合、比較、演繹的獨立思考能力，是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由表及裡、融會貫通的理解能力和想象能力。閱讀胡適的《紅樓夢考證》，以及他的有關紅學論述和文章，明顯感覺到他對明末清初改朝換代那段歷史的陌生，他對明遺民著作和詩文知之甚少。胡適沒有從《紅樓夢》中讀出明末清初的時代背景來，沒有讀出書中的詩詞歌賦跟明遺民詩文的表達方式、思想感情如出一轍。知識結構的缺陷必然限制感悟力和研究能力。

胡適被一些人奉為國學大師、紅學大師，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其實胡適自己評價自己還是比較客觀的，1924年，他在答章士釗的一首詩中寫道：“但開風氣不為師，龔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開風氣人，願長相親不相鄙。”胡適在中國學術史上確實有重要的地位，他開創了很多第一。他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一文，提出有名的“八不主義”。《嘗試集》是胡適出版的中國新文學初期的第一部白話詩集，但是，他的新詩文學價值實在不高，胡適自己也承認《嘗試集》“第一編的詩，除了《蝴蝶》和《他》兩首之外，實在不過是一些洗刷過的舊詩。”胡適的新詩實在沒有康白情、郭沫若的水平高，現在還有人讀胡適的詩歌嗎？讓胡適奠定中國現代學術史地位的是他撰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部。這是在他的博士論文《中國古代哲學方法之進化史》基礎上擴寫而成的，1919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胡適的這部書對當時中國哲學史的研究有掃除障礙、開闢道路的作用。然而，胡適因為政務纏身無心搞學術，他終其一生也沒有完成中部、下部。此後馮友蘭撰寫的《中國哲學史》成為難以逾越的經典。除此之外，胡適還有什麼學術成就嗎？至於他的《紅樓夢》研究被很多不明真相的學者視為他的終身成就，也正在被越來越多的紅學研究者質疑。

（王夫之）

凡是研究明末清初詩詞的學者都能在明遺民詩文中讀出“悼明恨清”思想感情。劉利俠博士在《王夫之<落花詩>政治意識淺論》一文中說：“身處在明清之際的知識分子，遭受著家國與民族的雙重災難，迴天無力，報國無門。這種蕭索、淒涼的景象，最能夠契合他們的處境，是‘搖落深知宋玉悲’，所以也最容易激起他們內心深處真實強烈的情感。除此之外，一般還認為，花色紅，紅即‘朱’，與朱明王朝就有了某種婉轉而密切的聯絡。百花盛開的春天，有王朝興盛的象徵意蘊；風飄萬點、春意闌珊的暮春之景，是明王朝從沒落逐漸走向敗亡的最佳比喻。清初詩人喜詠落花，借對落花的諸多感嘆來表達對故國舊君的哀思與憑弔，從而為落花打上了鮮明的政治烙印，同時賦予了這一主題更加深厚的情感內涵和獨特的時代氣息。”

《紅樓夢曲·引子》開宗明義地說：“開闢鴻蒙，誰為情種？都只為風月情濃。趁著這奈何天，傷懷日，寂寥時，試遣愚衷。因此上，演出這懷金悼玉的《紅樓夢》。”這裡“風月”一詞的含義跟明遺民詩文中常見的“風月”一樣，都是指“清朝、明朝”。例如，呂留良《述懷》：“清風雖細難吹我，明月何嘗不照人。寒冰不能斷流水，枯木也會再逢春。”王夫之回敬清廷官員的對聯：“清風有意難留我，明月無心自照人。”“懷金悼玉”的含義是“恨清悼明”，這也是《紅樓夢》的主旨之一。《紅樓夢》增刪者曹雪芹在“悼紅軒”增刪這部書，賈寶玉的居室叫“怡紅院”，這些“紅”字跟明遺民詩文中的寓意一樣，都隱喻朱明王朝。真真國女孩的詩句說的就更直接了：“昨夜朱樓夢，今宵水國吟。”《紅樓夢》其實就是一部用一些有特定寓意的符號、意象、謎語、隱語等創作的“謎書”。作品明確告訴我們用“甄士隱（真事隱）”、“賈雨村（假語存）”的寫作手法，其“真事”就隱藏在書中，而不是胡適理解的把“真事”隱沒有了。我們只有透過索隱的手段才能把書中的“真事”找出來，從而揭開《紅樓夢》的真相和旨意。

而胡適及其繼承他衣缽的紅學家們卻對《紅樓夢》中的“符號、意象、謎語、隱語”一無所知，他們天真地以為《紅樓夢》是跟《三國演義》《水滸傳》等相類似的通俗小說，胡適只看見了“假語存”沒有看到“真事隱”，他一再貶低《紅樓夢》就一點都不奇怪了。那些追隨胡適的主流紅學家們雖然沒有把《紅樓夢》看成“曹家事”、“自敘傳”，但是，因為他們定錯了時代背景，不是用階級鬥爭的觀點解讀《紅樓夢》，就是把《紅樓夢》看成了具有反封建、反禮教，追求個性解放的思想。他們說《紅樓夢》是一部具有偉大思想的小說，其實是對這部書主旨思想的歪曲。因為他們都跟胡適一樣強烈反對“索隱”，他們也跟胡適一樣把“索隱”嘲笑為“猜笨謎”，他們如此看待《紅樓夢》這部“隱書”“謎書”，是永遠也無法解讀出背後之史實和寓意的。胡適創立新紅學將近一百年了，那些追隨胡適的紅學家們依然紮在曹家挖掘史料，這隻能是緣木求魚離真相越來越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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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解讀，高屋建瓴。吳氏紅學，高階學術。 知識的盛宴，智慧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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