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誤解的商鞅，秦孝公臨終遺言要了他的命，為何國人不同情他？
商鞅其人
千百年來，人們對商鞅的爭議從未間斷過，贊成他的認為他是中國古代最徹底的改革家，他使積弱積貧的秦國走向國富民強，在戰國七雄中脫穎而出，一枝獨秀，並最終完成統一，開闢一個新的時代。而反對他的認為他是封建專制的締造者，是愚民政策之毒瘤源泉，特別是在《商君書》中把國家和人民完全對立，指出民強，則國弱，國要強，則必須弱民，由此而延伸出的秦亡的原因乃是商鞅法制下的頑疾所致。
其實，關於商鞅的評價，並不適合非黑即白，其中的是非曲直不能一概而論，對其功績不必過分誇大，對其弊端也不必過分抹黑。秦國崛起並最終完成統一六國，離不開商鞅變法，但這不是唯一原因，也不是根本原因。如果沒有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這樣的明君；如果沒有范雎、張儀、呂不韋這樣的賢臣；如果沒有函谷關、武關、散關、蕭關這樣的隘口；如果沒有涇渭之水、巴蜀之道這樣的交通，秦國未必擔負起統一六國的重任。
商鞅
而把大秦帝國的崩潰，歸結於商鞅法度下的酷刑也有避重就輕之嫌。秦國的朝臣們不會忘記初見商鞅時他語出驚人的辯論，“
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
”，“
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
。商鞅反覆強調“變”的重要性，也一再闡述“不變”的弊端，可謂不同時期適應不同的法度，商鞅的法度，適應了秦國當時之需要，雖碩果累累，但也並非萬能不變之法，秦國的繼承者將其長期保留並實施，這就是統治者的責任，完成統一後秦國，可以繼續變商鞅之法，為何不拋棄其糟粕部分，減輕百姓負擔，緩和社會矛盾呢？由此可見，將秦亡之因，只歸於商鞅酷法，實為不妥。
商鞅死因
公元前338年，商鞅被車裂。後世學者認為商鞅之死，乃是其變法觸動了貴族的根本利益，這種說法具有普遍性，適應所有的社會變革。一般而言，當改革觸動部分人利益的時候，他們便處處阻撓，設法最終將其破壞，比如王安石變法，隨著宋神宗的退位，其法度也被廢除，而商鞅雖被車裂，可他的法度得以保留並實施，可見秦帝國想要廢除的是商鞅，而非他創下的法度，從這層關係看，商鞅到底觸動誰的利益了呢？
秦國最大的貴族是秦孝公，商鞅顯然沒有觸犯或者剝奪他的利益，而變法往往是一個新的階層興起，另一個階層衰敗，那些崛起的新貴們必然是商鞅的支持者，也是那些想廢商鞅之法的舊貴族的敵對方，可實際的情況的是，新舊貴族們站在同一條戰線上，他們都擁護商鞅創下的法度，但又都容不下商鞅本人，可見，車裂商鞅，
他們是奔著“人”去，而不是為“法”
，這又作何解釋？《戰國策》給出了答案。
車裂商鞅
秦孝公臨終前，想把國君位傳於商鞅，被後者拒絕（
孝公行之十八年，疾且不起，欲傳商君，辭不受
。——《戰國策》）。秦孝公此舉名為演戲，實為試探，偵查，直指要害，引發朝堂地震，他發現了問題，提出了問題，卻把解決之難題留給繼承者，這就是權術。《戰國策》原文如下：
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是商君反為主，大王更為臣也。”
秦國的婦女、嬰兒只知有商鞅，而未聞秦惠文王，這是最危險的訊號，好比熱播的清廷劇中，西南地區的老百姓只認吳三桂而不識康熙，西北的軍民們只尊年羹堯，而不拜雍正。為臣者位太高，權太重，功太大，於國君而言，是莫大的威脅，這便是“
大臣太重者國危
”，“
臣反為主，王更為臣
”，這才是商鞅真正的死因，秦孝公已經覺察到商鞅存在的威脅，藉著臨終的遺言，欲擒故縱，把問題丟擲來，嬴駟（秦惠文王）心領神會，即位後殺商鞅，除後患。
商鞅
秦人不憐商鞅
商鞅和百里奚都是婦孺皆知的當紅人物，兩人對秦國都有救國之恩，富國之情，強國之功，他和百里奚死後，秦人的反應卻天壤之別，百里奚死後，百姓們放下手中的農活，自發、自覺地哀悼，小孩子都不敢唱歌謠，舂米的人因為悲傷而不發出相應的呼號，而商鞅死後竟然沒有人同情他。
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史記。商君列傳》
商君歸還，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戰國策》
百姓是一面鏡子，商鞅“淪落”到如此地步，可見他得罪的人太多，一方面是他創下的法度過於嚴酷，過於暴虐，使得老百姓深受其害，另一方面是他不懂得收斂，反而耀武揚威，飛揚跋扈，致使天下無一人不憎惡他。
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史記。商君列傳》
刑法
商鞅的為人、行事與百里奚相差甚遠，百里奚“
發教封內，而巴人所貢，施德諸侯，八方來服
”，“
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與後世
”，“
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
”，而商鞅以酷刑治理對付老百姓，民怨沸騰，而他出行則是
“後車十數，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乘
”，正可謂：“
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其實，商鞅也有自我拯救的機會，趙良曾勸他修德於政，放棄爵位，歸還國產，散盡家資，廣築民心，而他卻不以為然（
商君弗從
），終招禍端。
結束語
縱觀商鞅，變國家之法度，彪炳史冊，而他卻不善自，迷信於“法”之威力，沉迷於“酷”之手段，始終以嚴酷治民，不察其弊，不思自過，以至於民怨深積，自埋禍根，直到他在逃亡途中因沒有通行證而無法住店時，才發出“
嗟乎，為法之弊一至此哉
”的感嘆，但為時已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