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走筆 | 歐洲的八月,寂靜的夏天

域外走筆 | 歐洲的八月,寂靜的夏天

剛剛過去的七八月份是歐洲的傳統休假季。一進入夏天,歐洲的各大機場就跟中國春運的情景差不多,擠滿了遊客。人們舉家出遊,飛往海島、海濱城市的陽光沙灘,歡度帶薪年假。相應地,留給歐洲的就是議會休會,政府“歇業”,商鋪關門,甚至一些重要的公共服務機構,例如醫院等都人去樓空。在長達一個多月的時間裡,整個社會都處於“停擺/半停擺”狀態,這種“寂靜無聲”的夏天,可謂一道奇異的人文景觀。

曾經一週七天,每天工作12小時

歐洲當然不是一直都這麼悠閒。直到20世紀初葉,大部分歐洲工人都要夜以繼日地工作,時常一週工作七天,每天工作10到12小時。1911年,英國的工會組織開始爭取八小時工作制。1936年,法國和比利時通過了帶薪休假制度。二戰結束之後,歐洲各國的“休假權益”不斷高漲。目前,歐盟國家的勞動者,每年可以享受20—35天(不含雙休日)帶薪年假。再加上國慶節、勞動節、耶穌升天節、聖母誕生節、停戰紀念日等等名目繁多的節日,以及雷打不動的雙休日,歐洲有些國家,比如法國和比利時,一年竟然高達150天假期,相當於接近一半時間不用上班。

在全球帶薪假期最多的八個國家中,前七位都在歐洲。如此高福利當然讓人豔羨,也成為一些域外國家學習和效仿的榜樣。然而,過猶不及。站在流水線旁邊,一週工作七天、每天工作10到12小時那種“機器吃人”的情況當然要改變,但如果人們一半的時間都在休假,另一半時間即使上班也“絕不加班”,甚至上班時候還磨洋工,那就走到另一個極端了。天下沒有免費的餡餅。過度福利的休假制度消蝕著人們的鬥志,普遍養成一種慵懶散漫的性格。它不但削弱當下的經濟競爭力,還有可能使社會付出“失去未來”的代價。

事實上,經濟低迷、增長乏力、債務沉重、社會氣氛暮氣沉沉,長期困擾著一些歐洲國家。其典型者如“南歐病”,更被人直言不諱地歸因於一個字——懶。

“年輕人失去意志力量,就會失去未來”

對於當下“慵懶文化”最有感觸的,可能是上了年紀的歐洲人。65歲的漢斯是一位德國的衛生專家,他就對“慵懶的歐洲”憂心忡忡。

“你對德國人的第一印象是什麼?”他問我。

“勤奮,嚴謹,精益求精,高水平的科學技術和精密工藝。”我回答。

漢斯笑了。“也許以前確實是這樣的。在我年輕的時候,德國人都是工作狂。但現在很多年輕人不是了。有些年輕人甚至不願意工作。”漢斯是個“知華派”,三十多年前就去過麗江、西雙版納等中國邊遠城市,後來多次前往中國遊歷、講學。談到中國的發展,漢斯使用了“爆炸”這個單詞。“我最近前往青島的一所大學演講。中國很多大學都非常棒,學生非常聰明,思維活躍。中國在新能源、網路和人工智慧等領域都做得很好。反過來看,德國‘老’了,不但人們的年齡在老去,人們的精神也在老去,害怕變革了。”

漢斯最擔心的,是慵懶性格對於年輕人意志的消蝕。“每年夏天休假,我都喜歡騎腳踏車在萊茵河谷兜一圈。”漢斯所稱的萊茵河谷傳統騎行線路起自德國賓根市,止至德國科布倫茨市,一圈下來有一百多公里。盛夏的萊茵河谷日照強烈、酷暑難當,對於一位年過六旬的老人來說,騎行一圈並非易事。但他把這種挑戰視為一種精神洗禮。“這是一種意志力的鍛鍊。年輕人如果失去了意志的力量,就會失去未來。”

還有人嫌假期太多了。50歲的弗蘭克是一所德國中學的德語和英語教師,休假期間來到比利時列日市小住數日。“我每年有3個月假期。別人覺得很羨慕,但我覺得太多了。我願意把更多時間投入工作。”弗蘭克也多次前往中國旅遊。“我讀中學時,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我的老師屬於第一批前往中國旅遊的西方人。我們看了他在旅途中拍攝的照片,覺得那裡完全是另一個世界。”1995年,弗蘭克第一次前往中國旅遊。在距離北京幾十公里的農村,他被一群農民圍觀。“有人伸出手來摸摸我的頭。也許他們很少見到老外。”然而,二十多年之後,中國人早已見多識廣。“在過去四十年間,德國和歐洲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但無論如何,這種變化還是無法與中國相比。”他也對歐洲的前途感到擔憂。“現在歐洲在走下坡路。如果人們一直都在休假,歐洲社會將失去優勢。”

“我們更注重健康和興趣愛好”

那麼,被批評“慵懶”的年輕人又是怎樣看的呢?27歲的比利時青年米歇爾對工作一向不太上心,自言“每天晚上上床時,想到明天早上要上班就開始怨恨。”在大學期間,他曾經兩度前往上海外國語大學當交換生。出於對中餐的熱愛,他一直使用中文網名“我喜歡吃宮保雞丁”。對於中國人勤奮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他覺得“像魔法一樣”。每次去上海,城市面貌都不一樣,“上海變化太快了!”

布魯塞爾roodebeek地鐵站前修一條三公里長的馬路,花了五年多時間才竣工通車。一位中國媒體同行半帶調侃地說:“比利時的修路工人出太陽不幹活,颳大風不幹活,下雨不幹活,溫度太高太低都不幹活,罷工不幹活,哪天心情不高興了也不幹活。”我說:“這條馬路在上海一個月就能修好。”米歇爾表示他“完全同意”,但他認為這種差異未必不好。“中國年輕人聚焦於工作,我們更注重健康和興趣愛好。”對於政府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職責,他也有自己的看法。“效率、競爭力,這些大家都關注的領域不應該是政府的優先關切。政府要關注那些被人忽視的方面,比如國民健康、社會和國家安全,以及降低失業率。”至於影響企業競爭力的因素,他認為首要的也不是人們休假太多,而是“比利時工人的生活成本遠高於中國,企業稅率和個人所得稅都屬於全球最高水平”。

安排多少假期才算合適?這個問題恐怕沒有標準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996”,還是“工作休假對半開”,都屬於走到了不健康的極端。“累到極點”和“閒到極點”的雙方,也許都應該從對方身上借鑑一點什麼。

欄目主編:楊立群

本文作者:駐歐記者 封壽炎

文字編輯:楊立群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圖片編輯:朱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