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索里尼作為法西斯的擁護者，他是如何自欺欺人的

墨索里尼本人思想上的混亂，導致政權產生矛盾毫不奇怪，因為墨索里尼開始時需要裝得既保守又富有革命精神，不過保守多半是暫時的，策略性的。他內心希望法西斯革命能像在蘇俄一樣，以一個階級取代另一個階級，埋葬現行政事制度。這樣就可表明，法西斯主義運動既是一場思想革命，又是一場政事革命。可是，他的希望遲遲不能變成現實。

起初他以真正的革命尚未到來為藉口，後來又說法西斯主義運動是一場“永久性革命”，不斷在變化，沒有最終目標，也沒有止境。“永久性革命”的提法實在妙不可言，既掩蓋了墨索里尼內心的矛盾，似乎又“對群眾產生了神秘的影響”，他感到非常滿意。但同時這也是有些法西斯黨員莫名其妙，理不清頭緒。為了進一步說服群眾，他吹噓說，1922年的法西斯革命比1917年的俄國革命規模更大，情況更復雜，鬥爭更殘酷。

列寧能做到的他都能做到，而且做得更好。與創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諸原則的法國革命相比，法西斯革命的實際成果更多。前幾年，墨索里尼還積極擁護法國革命的上述“不朽原則，但如今卻認為，他新發起的法西斯主義運動正是與那些過信仰針鋒相對，如水火不能相容，冰炭不能同爐。然而經重新考慮，墨索里尼又不想把民主這杆大旗徹底拋棄。他聲稱，義大利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

一個普通的義大利人在決定對其有關事務方面的影響大於“任何一個所謂民主國家的公民”。對這種自相矛盾的說法實在是自欺欺人，邏輯不通。同樣，有些法西斯黨員自詡為真正自由的擁護者，甚或認為自由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幾乎沒有區別。這也使人難以理解自由主義只是一種思想，因此不太重要，但要求實際上的自由卻為墨索里尼所不準。他說只有知識分子向他要求自由，不過對他們可以置之不理。普通老百姓並不要求自由，他們覺得自由太多不利社會的安定團結，反而渴望秩序和紀律。

他形容自由是一具“腐爛的屍體”，文明與個人自由兩不相容：“個人只有在服從國家利益的前提下才存在；隨著文明不斷髮展，越來越複雜，個人自由也必須日益受到限制”。一次，一位大膽的採訪者向墨索里尼指出，倘若像他要求別人遵守紀律、服從命令那樣要求他自己的話，他將一事無成。墨索里尼想了一會，然後簡單地答道，“新時代需要新做法”。1925年，按照預先的安排，法西斯知識分子向國外發表一項集體宣告：“法西斯主義和聰明才智水火不容的謬論”毫無根據，相反，二者之間“有著密切的，必不可少的聯絡”。物色足夠數量合適的知識分子曾遇到困難，但最後還是召集了二百人到波洛尼亞。他們事先得到通知，在作出決定之前不準進行認真的討論。膽量大的極少人提議成立一個委員會來制定法西斯主義理論，一勞永逸。

這可是個危險的標誌，結果他們還是被說服了：只有“獨一無二的法西斯理論家墨索里尼才有資格決定這一問題。於是他們也以此為足，認同法西斯主義是一種思想體系，不管它意味著什麼，到時將結束“義大利的傳統文化”。第二年召開的哲學家代表大會不怎麼成功，由於有一名與會者慷慨激昂地發表了一篇反法西斯講話，指出；既然法西斯主義不容許生動活潑的文化生活所必不可少的自由辯論，它就一定毫無成就，其同法國革命根本不能相比。這一講話受到熱烈歡迎，證明大會已失去控制，於是會議不得不迅即中止。

墨索里尼感到十分難堪，因為當時有外國人在場兩名國內聲名顯赫的哲學家由於支援這一丟人事被墨索里尼解除了大學職務。從此以後，這類集會遭到禁止或嚴格控制。另一些法西斯知識分子，其中有的無疑是想借機補缺，進一步要求解聘所有不積極信奉法西斯新教派的教授和教師。墨索里尼讓他們放心，說法西斯主義運動即將產生偉大的哲學、偉大的詩歌和偉大的術，同時也告誡他們不要操之過急。自欺欺人的墨索里尼，他自己都沒有解決內心的矛盾，卻不斷的吹噓，說服群眾，實在是非常可憎的，各位怎麼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