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開講：春秋篇
36．一部典籍，一個時代
進入史學單元，首先要講一下《春秋》。或許有人會問：不是已經在經學裡講過了嗎，為什麼又放到史學裡來講？其實，有很多典籍，都是跨學科的存在。比如《春秋》，就既是經學著作，又是史學著作。
《春秋》作為一部史學著作，其意義非比尋常。
首先，《春秋》對應的那段歷史時期，在中國歷史上也稱為“春秋”。一部史書，命名一個時代，這無論是在中國歷史上，還是在世界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
其次，《春秋》是中國存世文獻中最早的編年體史書，也是第一部私人修訂的史書。根據孟子的說法，春秋時代的官修史書很多，每個諸侯國的名稱也不盡相同，比如晉國的
《乘》，楚國的《檮杌》、魯國的《春秋》等，但存世的只有“魯春秋”。“魯春秋”經過孔子的修訂，成為用字更為精準的《春秋經》，在經學、史學上都具有重要意義。
再次，《春秋》誕生後，註釋不斷，仿作不斷。《春秋經》原文非常簡略，需要透過講述才能明白其中的“微言大義”，不同的學生，有不同的筆記，流傳下來的主要有三家，也就是“春秋三傳”。而後世的註釋，也都圍繞“三傳”展開，所以“三傳”是研究《春秋》的重要文獻。至於《春秋》的仿作，史學家劉知幾認為，像《晏子春秋》《呂氏春秋》等著作，只是沿襲了“春秋”的名稱，真正在體例和精神上繼承了《春秋》的，應該是《史記》裡的《本紀》。
最後，《春秋》為後世史學奠定了規範。關於《春秋》的意義，歷代論述頗多。孟子認為：“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司馬遷認為：“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三字經》綜合以上兩種觀點，概括為：“《詩》既亡，《春秋》作。寓褒貶，別善惡。”這是說，王道衰微，《詩經》也隨之消亡；孔子應運而生，修訂《春秋》，透過“微言”，闡發“大義”，希望藉此匡正時運，使之重歸王道。
春秋，無疑是亂世。司馬遷說：“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究其原因，就是君臣父子都不得其位，正所謂“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而匡正這一亂象的方法就是孔子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史家的任務，除了如實記載歷史之外，更增加了教育君臣父子各安其位的責任，這是孔子建立的傳統。
37．鄭伯克段於鄢
《春秋》記事，始於“隱公元年”，而這一年發生的大事，最為人熟知的，就是“鄭伯克段於鄢”。
故事是這樣的：史稱“春秋小霸”的鄭莊公，他的媽媽武姜不喜歡他，卻偏愛小兒子段。武姜一次次為段謀求這樣那樣的利益，鄭莊公都一概應允。有一次，武姜為段討封地，鄭莊公就把京邑封給了弟弟段，從此段有了一個漂亮的名號——“京城大叔”。有個大臣規勸鄭莊公：您不能這麼寵弟弟啊。鄭莊公隨後說了一句名言——“多行不義必自斃”，還讓那個大臣耐心吃瓜。果然，段恃寵而驕，最終走上了造反的道路，武姜還準備裡應外合。鄭莊公這次不寵著了，而是馬上發兵平叛。段兵敗後，首先逃到鄢邑；鄭莊公馬上追擊到鄢，段又逃亡到衛國的共邑，史稱“共叔段”。
“鄭伯克段於鄢”，這六個字是《春秋經》的原文，而針對這段話的解釋，“春秋三傳”卻大相徑庭。之前我們說了，“春秋三傳”都源自孔門弟子學習《春秋經》的課堂筆記。按理說，既然是同一個老師教出來的，筆記也應該大同小異；但實際上，春秋三傳在記述同一件事的時候，卻存在很大的差異，這是非常有趣的文化現象。
《左傳》認為：段是鄭莊公的弟弟，但經文不說弟，意在指出段沒有當好弟弟。段的封地很大，相當於國中之國，莊公平叛的軍事行動，相當於一個諸侯攻打另一個諸侯，所以稱之為“克”；稱“鄭伯”，而不是說哥哥教訓弟弟，是責怪鄭莊公不好好教育弟弟，故意驕縱弟弟等他犯錯。
《公羊傳》認為：說是克，其實是殺，說成克是為了誇大鄭莊公的惡。為什麼呢？鄭莊公的媽媽想讓段當國君，鄭莊公卻殺了他，為子不孝，為兄不友，太可恨了。為什麼稱段，而不說弟弟呢？因為段的封地很大，相當於諸侯。
《榖梁傳》認為：克，是能的意思，鄭莊公能殺了段，最後卻沒殺，這很了不起啊。段是鄭莊公的弟弟，又是鄭國的公子，但經文只稱他為段，是為了貶低他。段為什麼能逃走呢？當然是因為鄭莊公故意放慢追擊、放走叛賊，當哥哥當到這個份上，不容易啊。
《左傳》對鄭莊公和共叔段都加以批評；《公羊傳》則偏袒共叔段，並對鄭莊公口誅筆伐，甚至罔顧事實，說鄭莊公殺了段；《榖梁傳》則認為全都是段的錯，鄭莊公仁至義盡。對比下來發現，《公羊傳》和《榖梁傳》都有偏見，只有《左傳》相對客觀，加上《左傳》專注記錄史實，所以《左傳》對史學的影響更為深遠。
38．春秋五霸
春秋時代，周王室衰微，一些有實力的諸侯以尊奉天子為名爭奪天下，這一行為被稱為“爭霸”。“霸”是“伯”一音之轉，伯有州伯、方伯，是一個區域內的諸侯領袖，“春秋五霸”是其中的佼佼者。
春秋五霸的名單，《史記索隱》給出的組合是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荀子》《墨子》給出的組合是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越王勾踐。還有其他組合，除齊桓公和晉文公外，其他人都此起彼伏。
齊桓公是春秋霸業真正意義上的開創者，他非常崇拜鄭莊公敢於公開挑戰周天子權威的膽略，但管仲建議齊桓公應該尊奉天子，並以天子之名征伐天下，從而開創了春秋爭霸的序幕。
孔子雖然對管仲的私德頗有微詞，但對管仲協助齊桓公建立霸業的功勞卻讚歎有加，在《論語》中就記錄了兩段：
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
在孔子看來，王道衰微已成定勢，哪怕只是在名義上尊奉天子，也是難能可貴。
齊桓公之外，第二個毫無爭議的霸主是晉文公。晉文公是春秋歷史上實力最強的霸主，開創了晉國長達百年的霸業，其子孫晉襄公、晉景公、晉悼公、晉定公等都曾會盟諸侯。
會盟諸侯是稱霸的一個重要標誌，楚莊王、吳王夫差、越王勾踐等也曾會盟諸侯，所以他們也常常出現在春秋五霸的名單裡。其中的楚莊王，是繼齊桓公、晉文公之後又一位實至名歸的霸主，一鳴驚人、問鼎中原等成語都源自於他。吳王夫差和他的三萬精兵曾經所向披靡，但因為被越王勾踐偷襲而亡國，所以他的名次又常常被他的父親吳王闔閭替換。至於越王勾踐，他稱霸時已經是春秋的尾聲，可以算是春秋爭霸的句號。
此外，還有一個宋襄公，在齊桓公之後試圖會盟諸侯，但被強大的楚國破壞了計劃。所以雖然他經常名列五霸，但沒什麼存在感。
至於秦穆公，雖然也是一代雄主，但他遠在關西，又與晉文公同時代，所以無緣再稱霸中原。後來，他改變策略，在關西開疆拓土，進而在關西稱霸，併為將來秦國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礎。
春秋時代，天子衰微，但餘威尚在，所以諸侯還要假借天子的名義，從而形成了“爭霸”這種獨特的鬥爭模式。
39．獲麟絕筆
相傳，在魯哀公十四年（公元前
481
年），魯哀公西巡時，捕獲了一頭靈獸，其他人都不認識，於是請教博學多聞的孔子。根據描述，孔子確認這頭靈獸就是麒麟。麒麟是仁獸，本來是預兆著聖王應世的祥瑞；麒麟被捕獲，就意味著聖王不會出現了，王道的衰落也就無可挽回了。孔子失望之餘，決定封筆，不再修訂《春秋》，史稱“獲麟絕筆”，《春秋經》也因此雅稱“麟經”。
其實，存世的《春秋經》一直記述到哀公十六年，記錄的最後一件事是“夏四月己丑，孔子卒”。最後兩年的記錄，可能是魯國的史官，或孔子的弟子完成的。可以肯定的是，《春秋經》以孔子為終點，孔子的封筆或逝世，代表了春秋時代的終結。
後世史家，多將“獲麟”作為重大歷史轉折，比如在《太史公自序》裡，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曾說：“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年，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又比如，梁啟超在其《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裡說：“獨至獲麟以後，迄於秦始，實為中國社會變動最劇之時代。”
孟子對孔子作《春秋》這件事評價很高，他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還記錄了孔子有關《春秋》的名言：“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認為：人們如果能真的理解我，一定是因此《春秋》；如果因為不理解我而怪罪我，那也一定是因為《春秋》。由此可見，孔子對《春秋》的重視。或者說，孔子公示了開啟他思想寶庫的鑰匙，那就是《春秋》。
孔子這段話，影響深遠，也經常被後世引用。比如金庸的祖先査繼佐，他本人是“明史案”的親歷者和告發者，深知清朝“文字獄”的殘酷，以至於他編成了《明書》卻不敢刊印，還改名為《罪惟錄》，一方面提醒自己“獲罪惟錄書”，一方面也借用了“罪我者其惟春秋”的典故。
孔子對《春秋》的重視，還體現在他對《春秋經》文字的嚴格要求上。他本人字斟句酌地修改“魯春秋”，並要求弟子不得擅改《春秋經》一字。因為，《春秋經》可以“一字定褒貶”，也就是所謂“微言大義”。當然，孔門弟子究竟能領會多少孔子的精神，那就不得而知了。“春秋三傳”對“鄭伯克段於鄢”的解釋完全不同，也說明所謂的“微言大義”，其實也存在著傳承無序、標準混亂等諸多問題。
不過，孔子不讓弟子改動《春秋》一字的做法，被一個人學到了，那就是戰國時期秦國的宰相呂不韋。呂不韋召集門人合編了一部《呂氏春秋》，書成之後，在咸陽城中懸賞，說誰能改動一字，就賞賜千金。當然，時人畏懼呂不韋的權勢，就算真的發現有問題，又有誰真敢上前修改呢？呂不韋此舉，既蹭了《春秋》的熱度，又給《呂氏春秋》打了廣告，可謂一舉兩得。
40．左傳與國語
儘管《春秋經》的知名註解有《左傳》《公羊傳》《榖梁傳》三種，但後世史家最為認可的還是《左傳》。《左傳》又名《左氏春秋》《春秋左氏傳》《春秋內傳》《左氏》等，其作者左丘明是齊開國之君姜太公二十一世裔孫，楚左史倚相之孫，魯太史成之子。
左丘明與孔子同時代，據《論語》記載，孔子曾表示，左丘明與他志趣相投——“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另據《肥城縣誌》記載，孔子路過肥地的時候，因為知道左丘明就居住在那裡，所以說：“肥有君子也。”
歷代史家都把《左傳》視為《春秋經》最重要的註解。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提出：“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魯國君子左丘明因為擔心孔門弟子各執己見而誤會了孔子的微言大義，所以給孔子修訂的《春秋經》加上註釋，編寫了《左傳》）。”
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提出：“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這是說，孔子因為修訂《春秋》而被稱為“素王”，左丘明因為編寫《春秋左傳》而被稱為“素臣”。除此之外，左丘明還有“文宗史聖”“經臣史祖”等尊稱。
《左傳》不但是經學名著、史學名著，也是文學名著，《左傳》的文字非常優美，是先秦散文的優秀代表。《古文觀止》收錄的古文，出自左傳的有《鄭伯克段於鄢》《曹劌論戰》《燭之武退秦師》《季札觀周樂》《子產論政寬猛》等。其中有些文字，如《季札觀周樂》等，被司馬遷全文收錄到《史記》之中，足見《左傳》對後世史學、文學的影響。
左丘明的史學著作，除了《左傳》，還有《國語》。《國語》又名《春秋外傳》或《左氏外傳》，是中國最早的國別體史書，共二十一卷，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記事。記事時間，始於西周中期，終於春秋戰國之交，前後約五百年。與《左傳》不同，《國語》記事大都不相連屬，而且偏重記言，往往透過言論反映事實，以人物之間的對話刻畫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文學價值。
此外，在編纂學上，左丘明的《左傳》首創了“君子曰”這一專案。透過“君子曰”“孔子曰”“仲尼曰”引述以孔子為代表的先賢的言論，以議論的形式昇華史事，為史書作者發表“一家之言”提供了園地，這也是《史記》中“太史公曰”的源頭，並進而發展為一種史學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