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戰地女記者，到豆瓣9.0分的紀錄片導演，周軼君的人生有多酷？
初見周軼君，她白皙瘦弱，看上去溫柔可人，像足了南方姑娘的秀氣模樣。
而當她一開口，眼睛裡就露出明亮的光。
她在《鏘鏘三人行》、《圓桌派》裡與竇文濤、梁文道從國際時事到家長裡短辯個不停，金句頻出：
“我們這個時代對容貌的要求特別高。”
“婚姻制度是反人性的。”
“成長就是變成你不想變成的人。”
但你也許不知道，她口若懸河的背後是履歷驚人：她曾是中國唯一常駐加沙親歷戰火紛飛的女記者。
也是視角獨特，文筆幽默的女作家，寫得《在埃及數駱駝》一文被編進了九年義務教育六年級第二學期課本。
而如今，便成為了拍攝口碑炸裂的教育紀錄片導演。
彷彿在這個夢想易逝的年代，她從未停下腳步和目光。
離上帝最近的地方
“如果說，第一眼看到寧靜美麗的耶路撒冷，我的心飛上了天空；一個多小時後，進入加沙地帶那一刻，我的心跌進了萬丈深淵。”周軼君在書中回憶。
2002年-2004年，她成為新華社派往加沙地帶常駐記者，也是當時全球駐加沙的唯一女記者。
加沙地帶，靠近埃及邊境和地中海，透過沙丘帶上的一個豁口與海岸相通。
因其重要戰略地位常年是巴以武裝衝突的最核心的地方。
受連年戰亂影響，這裡垃圾遍地，人聲鼎沸，樓房分佈雜亂，而街上的牆壁塗滿了紅紅綠綠的阿拉伯語：“自殺爆炸好”、“聖戰到底”、“血債血還”……以及星羅密佈的彈孔。
150萬人口處於以色列軍隊四面嚴密封鎖之下，城如監獄民不聊生，不自由帶來的貧困和窒息感像是每天被迫服下的慢性毒藥。
“這裡是地獄。”當地人形容。
而這，就是作為“戰地女記者”的周軼君每天面對的生活實景。
上任的第三天，周軼君就遭遇了人生第一場空襲：4枚導彈的紅光劃破黑夜，炸燬加沙城兩座小型工廠。
沒有經驗的她關掉所有燈光留守在黑漆漆的房子裡等同事歸來，心裡默唸：“如果這時候一枚導彈射穿玻璃，我該撲向哪裡？”
空襲、爆炸、炮擊、槍殺……生活常態讓她迅速從害怕變為習慣。
下一次遇到今晚的狀況，她已經可以深呼一口氣，核實情況後，抓起電話向新華社編輯部口述快訊了。
異地生根發芽的滿足感剛剛開始滋生，加沙便以其特有的方式提醒我：這裡是加沙。
2003年1月5日午夜12時，傳來接連不斷的爆炸聲，轟鳴的衝擊將她從椅子上震下來跌坐到地板上。
50多輛以色列坦克在武裝直升機掩護下，進入加沙城東三十大街附近貧民區，而三十街離周軼君所在的辦公室不過5分鐘車程。
一個多小時後，聲音漸漸平息。周軼君從地板爬起來，想了想，決定還是去現場——
“那裡更有細節。”
全區停電，外面伸手不見五指，街上散落著被炸斷的高壓電線。
她驅車在空蕩蕩、黑漆漆的街上飛馳。到了現場，她見到了救護車、消防車和提槍的警察。
她略微問了問情況，才知道，那枚讓她在屋裡跌落的導彈，命中距離自己500米遠的房子，留下一米多深的窟窿。
而房子外不遠的街頭，幾個巴勒斯坦青年蹲坐在路邊烤火，他們說，剛才有遊行隊伍經過，大家打著拍子高喊“用鮮血和生命保衛阿拉法特！”
後來以色列軍方證實，當夜的導彈一共14枚。
身處離上帝最近的地方，這只是個開始。
勇敢敵不過使命感
“為什麼來這裡？”這句話，周軼君不是沒有問過自己。
作為一個上海姑娘，1998年，她考入北京第二外語學院學習阿拉伯語，2000年赴埃及留學，隨後進入了新華社工作。
當知道新華社在加沙有一個駐外空缺時，她多次向領導申請學以致用，最終得到批准，那一年，她26歲。
在機場告別的時候，她甚至不忍心將實話告訴爸媽。
直到現在回想起來，她也認為自己年輕得很衝動魯莽，但是卻絲毫沒有後悔。
來到加沙，周軼君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大家口中的“危險”，那是比傳說更可怕的感受。
巴以衝突兩年多就有至少8名記者倒在以色列士兵槍口下。
她遇到的麻煩不止於此。
在加沙，每當她開著吉普去現場，好奇的人們總會把車圍得水洩不通，甚至拼了命一樣的使勁搖車。
採訪時，更是遭遇無數對她丟石子的民眾。她曾被一個孩子丟了一塊磚頭，那磚頭正好砸在脖頸，這令她半個月脖子不能轉動，吃東西時，食物直接掉了出來。
然而對危險知道得多，她反而擔憂的少，除了“習慣勇敢”，可能是因為陡然生出了記者的使命感。
“如果你沒法阻止戰爭，那你就把戰爭的真相告訴世界。”
這是戰地記者們的格言。
周軼君踐行著格言，然而發現真相，永遠比血淋淋的死亡來得更加現實殘酷。
她見識過許多自殺式爆炸，圍觀的人們把汽車掀翻過來，登上底盤一齊拍手喊：“復仇！復仇！復仇！”周圍是女人的哀嚎和孩子的哭泣。
她見過剛會說話的孩子已經學會區分轟炸的聲音，也見過七八歲的小孩一手扛槍，一手抱一枚鐵皮做的導彈模型，大步流星。
據統計，96％的加沙兒童因受戰爭場面刺激患有心理疾病。
有人說，記者是衝突的“受益者”，新聞造就記者。
對於承擔著攝影和文字雙重工作的周軼君來說，她對於生命充滿著敬畏和悲憫。
她在一次採訪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組織（哈馬斯）創始人和精神領袖——謝赫·艾哈邁德·亞辛時，忍不住問道：“您從電視上看到以色列婦女、兒童被炸死的時候，什麼感想？”
亞辛嘆了口氣，反問她：
“為什麼巴勒斯坦的婦女兒童被以色列殺死的時候，全世界都在沉默？”
在鮮血和死亡浸染的世界，人心竟可以變得如此麻木。
在貧窮、絕望和戰亂中，人不再尊重生命，麻木是暴力的開端。
這次專訪9個月後，亞辛死於以軍轟炸。
在路透社記者奔赴現場的時候，周軼君已經把訊息發到了北京。
頭腦比雙腳走得更遠
2006年，周軼君開始新的旅程。
她加入鳳凰衛視，她的視角也從中東拓展到世界大勢。甚至去劍橋大學又修讀了國際關係碩士。
她將自己的經歷寫成了兩本書，書中的隨筆透露出的筆調，反而不是腦袋裡思考的沉重東西，而是輕鬆甚至幽默的心情。
也許她認為，笑容會去掉一些虛偽的東西，讓你能夠用更加積極的心態面對生活。
她更希望，大家看穿所謂“危險”背後傳遞出的東西：
“地球上有一個人受苦，全世界就要哀痛。”
曾經在中東的時候，有一次難得和幾個駐守女記者一起喝咖啡，她們笑著：“要在加沙當女記者，首先做好嫁不出去的準備！”
回國後，周軼君不但嫁了人，還做了兩個孩子的媽媽。
心中柔軟的地方被開啟，她開始從戰爭迴歸社會，從世界迴歸家庭。
於是便看到了更多現實問題：
比如整個社會對教育的焦慮。
2018年9月，智課教育釋出的一份《中國家長教育焦慮指數調查報告》顯示：
68%的家長高度焦慮教育問題，最焦慮時間是孩子的幼兒和小學階段。
為了解答心中對於“教育”的困惑，周軼君走訪了五個教育理念、社會背景截然不同的國度—— 芬蘭、日本、印度、以色列、英國。
嚴謹的日本，自由的芬蘭，放養的印度，挑戰的以色列，藝術的英國，周軼君在外國孩子的童年中尋找著答案，拍出了一部豆瓣評分9。0的紀錄片——
《他鄉的童年》。
“一個國家的教育是社會上所有東西的投射。”
這讓她不得不去做更深刻的思考。
而思考，也是促使她無論身在何方，無論站在哪一種身份，都能讓自己跨出圈子，不斷前行的動力。
到了一定的年紀，看待事物的方式、對待生活的態度、與人相處的原則等等基本定型，但人生的模樣還是會因為偶爾的一念之差發生變化。
而這變化的機遇，就存在不斷思考當中，存在在不斷將思考付諸行動當中。
在最後，周軼君感悟：
“最好的教育，在於大人也變成學習者，不要停止成長。”
從戰地女記者到紀錄片導演，她也一直在不斷成長，一直找尋著她與世界，與社會，與每一個人對話的方式。
正如她剛畢業時，熱血，卻不再魯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