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巴達的歷史解讀——公元前500年的斯巴達是什麼樣子的?

引言

在斯巴達,另一個祭祀阿波羅的主要節日是“少年歡舞節”(theGymnopaediae),由此也帶出一個有趣的詞源學故事。按照傳統的說法,這個節日按字面應該被翻譯成“赤裸的年輕人的節日”,其意義來源於“gumnos”和“paide”這兩個詞根。可是,這個節日的主要活動卻是一場在三個年齡段的歌隊或合唱隊之間進行的比賽,它們分別是超出作戰年齡的老年組、正當年的戰士組和未到戰士年齡的少年組,因此,它並不是一個僅僅由年輕人參加的節日。

那為何只這三個年齡段中的一個來命名這個節日呢?另一個較為可信的詞源學上的解釋是:“gumnos”的意思並不是“赤裸”而是“不攜帶武器”,而“paidiai”則有可能源自希臘語中關於“跳舞”的一個詞(前文所引述的喜劇《呂西斯特拉忒》的一段就使用過這個詞),因此,“Gymnopaediae”這個節日我們大概可以理解為“不攜帶武器的舞會”,這樣的集會形式在公元前7世紀上半葉可能就已經存在了。斯巴達人喜歡舞蹈,尤其是一種叫“皮瑞可”(Pyrrhic,為的是紀念皮洛斯或涅俄普托勒摩斯,即阿喀琉斯的兒子的特殊戰舞-更是聞名天下,

總之,這種獨特的舞蹈文化同樣也有其宗教祭儀上的意義和實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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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斯巴達勇士

此外,

斯巴達的所有神明,無論是女性神還是男性神,他們的雕像都會被斯巴達人披掛上武器和盔甲,一個不攜帶武器的舞會為的是祭祀佩戴著武器的阿波羅,這其中一定隱含著某些特別的意義。

“少年歡舞節”有一個特殊之處就是社會地位高的斯巴達人喜歡邀請他們尊貴的外國客人們來參加這個節日,招待他們觀看那些不願結婚的單身漢們是如何遭到大家的公開羞辱的,這是斯巴達人的宗教儀式上的一個保留節目。

曾經有一位早期的詩人,他並不是斯巴達人,但卻在他的詩中把斯巴達人比作蟬,因為他們只要聚在一起就會大聲合唱(包括集體舞和合唱)。

“少年歡舞節”是在一年當中天氣最熱的時候,在一個氣溫最高的地方(大約是海拔200米)舉行的,為了配合這個節日的快樂主題,斯巴達人會表演一種需要不停地旋轉身體的健身操,這是一大特色。在古希臘,宗教和政治是分不開的,因此,當斯巴達人虔誠地認為他們的法律是由德爾斐的阿波羅賜予的時候,我們也就沒有什麼好奇怪的了;色諾芬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記載了公元前4世紀前期的斯巴達人的法規和生活方式,稱這兩者是由“德爾斐的神諭規定的”。

求助於神明的許可當然是確保子民遵行法規的一種方式。除此之外,就是透過嚴格的教育和社會-心理上的強化訓練來向青年們灌輸對法律的信仰,使他們能夠自覺地把遵守法律當成一種習慣。斯巴達人認為,那個既為他們制定了法律又設計了一套教育體系的人就是深謀遠慮的呂庫古。普魯塔克曾設想著要編寫一部宏大的人物傳記,以記錄並比較那些生活在過去的希臘和羅馬的歷史人物,這樣的一部傳記不可能沒有呂庫古的一席之地。

事實上也是如此,普魯塔克給予了呂庫古極高的榮譽並把他與羅馬建國初期偉大的立法者努瑪並列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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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普魯塔克

然而,正如普魯塔克在“呂庫古”這一部分的序言中所坦承的,撰寫呂庫古的傳記並非易事,因為記載他的各種文獻資料相互之間往往是矛盾的。普魯塔克,這位不屈不撓的研究者,在呂庫古的傳記中引用了不少於50位前輩作者的資料,我們因此而可以很好地體會到他內心的那種巨大的挫折感。要是一位現代的歷史學家遇到這種情況,想必早就已經放棄了。

所以,我們應該感謝普魯塔克,他是一位從道德角度編撰歷史傳記的作家,而不是一位嚴格意義上的歷史學家。

在他關於“呂庫古”的傳記裡,幾乎囊括了與呂庫古在斯巴達的與改革有關的所有歷史細節,無論是在形式還是在細節上,在其他地方我們都找不到比這裡更詳細的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很矛盾的,當我們嘗試著去勾勒庫古的一生的時候,這些資料並不會起到多大的幫助。換句話說,

如果歷史上真的有過這樣一個人的話,那該多好啊!

我已經在前面說過,有可能他只是人們對天神阿波羅的一種人格化的想象,斯巴達人相信“他制定的”律法是在得到阿波羅的神聖擔保之後才得以實施的。

嚴格地直譯他的名字-Lykourgos,大概的意思就是“wolf-worker”,而“像狼一樣”正是阿波羅的諸多屬性中的一種。事實上,斯巴達人自己也不清楚他的出身,儘管他們作為一個群體為紀念他做了很多努力,但這無疑也使呂庫古的真實性變得愈發令人懷疑了。我僅舉兩個例子來說明人們的這種半信半疑的態度。第一個例子來自希羅多德的《歷史》的第一卷,他設定了一個戲劇性的情節來說明斯巴斯巴達人達和雅典作為希臘世界的兩股主要力量在公元前5世紀的波希戰爭早期的時候,究竟該由誰來擔任領導。他記錄了呂庫古曾親自前往德爾斐請求神諭的情況。

呂庫古一走進神殿,就有聲音向他打招呼:

你來了嗎?哦,呂庫古,你到我富有的神殿來了,宙斯和奧林波斯諸神都加愛於你,我不知道是否要稱你為神,或者只是一個人,但我更願意相信你,呂庫古,是一個神!

希羅多德的這個故事與當時在民間廣為流傳的說法如出一轍,在這個故事的背後我們應當看到,實際上是斯巴達政府對呂庫古應該受到何種崇拜而去問神的,也就是說,斯巴達人想知道呂庫古究竟該享有英雄(半神)的還是神的榮譽。真正的事實是,斯巴達人希望德爾斐能夠澄清和認可呂庫古的地位,但得到的神諭卻並不那麼肯定,這說明即便是在早期斯巴達人的公共記憶中,他的形象也已經變得可疑或模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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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知道,斯巴達人會非常輕易地把死去的斯巴達人英雄化。

舉個例子,在公元前6世紀的一座石制浮雕裡有一個英雄的影象,碑文只有一個詞:奇隆(Chilon)。這是斯巴達的一個領導人的名字,他之所以如此著名是因為他曾位列公元前6世紀全希臘的七賢名錄當中,這七位賢人在當時都是能幹的政治家。奇隆被英雄化是在古代的時候,並且是隻對他一個人而言的,但斯巴達的所有國王在死後都會被奉為英雄,他們之所以能得到英雄的榮譽,只是因為他們生前都曾經是國王。

因此,我們至少可以確信呂庫古從未做過國王,並且我們不接受普魯塔克的一種說法,他說呂庫古曾經統治過斯巴達八個月。

另外還有資料暗示,呂庫古可能是被虛構出來的,儘管這份資料是想要把他說成是國王或至少是兩個王族中在呂庫古的光環下的某一族的成員,但卻無法確定究竟是屬於哪一個家族,於是,呂庫古就在阿基亞德(Agiads)和歐里龐提德(Eurypontids)兩個家族的族譜中令人不安地變換著。普魯塔克的傳記裡還記述了呂庫古的其他一些有趣的生平事蹟。

據推測,呂庫古曾經遊歷過克里特(Crete)和亞細亞,為的是去收集資料以便與斯巴達進行比較,從而為將來的法律和社會改革作準備。在他徹底貫徹並實施了根本性的土地改革方案之後,他曾經評論整個拉科尼亞就像一大筆剛剛被很多兄弟平分了的遺產,一點爭執也沒有!據說在一次別人的街頭尋釁中,呂庫古的一隻眼球被人打了出來。

他在口才上應該說特別具有天賦,擁有斯巴達人才有的那種機敏應答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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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一位來自其他城邦的民主派人士跑到斯巴達來,不合時宜地向呂庫古推銷民主政制,呂庫古如此反駁道:

“你還是先在你家裡實行民主政治吧!”

有一尊奉獻給他的小雕像表現的正是他開懷大笑時的樣子,這是一種象徵,為的是說明即使是在嚴肅的軍營生活中也需要有輕鬆的時刻。最後,在他所建立的法律已為人們接受並開始發揮作用之後,他永遠地離開了斯巴達,並前往德爾斐作了最後一次訪問,他向神靈祈求神諭詢問他的改革在將來是否會獲得成功。

在得到了神諭的肯定答覆後,他決定絕食而終。哎,可惜所有這些感人的細節都是虛構的,而且虛構得十分巧妙!因此,我們最好還是採用一點兒斯巴達人的苛刻態度,無限期地把對呂庫古的看法和判斷懸置起來吧!

從政治的角度而言,在斯巴達進行全面改革的一攬子方案的精髓和重點都應歸功於呂庫古,

它們都濃縮在一個看起來非常像是真正的古代9文獻那樣的“大瑞特拉”(Great Rhetra,之所以稱“大瑞特拉”是要把它與斯巴達人若干小的“瑞特拉”區別開來,後者也同樣出自昌庫古)上一個“瑞特拉”可以表示任何格言或公告來自一個協議或契約,透過一個神諭變成法律。

普魯塔克記載了這個“大瑞特拉”,他大概相信這個“大瑞特拉”是根據一則德爾斐的神諭制訂的,因此它既是神諭也是法律。

事實上它是散文而不是六步格的詩文,但這並沒有阻礙他相信它的真實性,當然,我們也應該相信它。

有很多詩化的隻言片語,它們的真實性是確定無疑的,相反可以證實他的想法,即這個大瑞特拉起源於一則神諭,但它是在什麼時候從德爾斐頒佈出來,又是在怎樣的情形之下傳給哪一位斯巴達人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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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庫古在希羅多德的記載中所處的時代,並不比曾經共同統治過斯巴達的兩位國王列歐(Leon)和阿伽西克列斯(Agasicles)的年代要更加準確,希羅多德把呂庫古放在了公元前6世紀的前五十年。亞里士多德則認為呂庫古與最初制定奧林匹克大賽期間的休戰協議有聯絡,將他放置在了更早的年代,即公元前776年。但公元前7世紀中葉的斯巴達人提爾泰奧斯(Tyrtaeus),他是一位戰爭詩人,完全沒有提及過呂庫古,這是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沉默,尤其是當他的詩作證實了普魯塔克記載的“大瑞特拉”確實存在的時候。

同樣也是在提爾泰奧斯的詩句裡提到了一位地位非常高的斯巴達官員曾經前往德爾斐去祈求過神諭,但這位官員不是呂庫古,而是斯巴達當時的國王之一鐵歐彭波斯(Theopompus,他大約在公元前710年的時候領導斯巴達人征服了美塞尼亞人),他和波律多洛司(Polydorus)曾經在公元前7世紀早期一塊兒統治著斯巴達。

無論提爾泰奧斯的說法是否確鑿,現在是介紹一下這套被歸功於呂庫古全面改革方案的內容的時候了。

事實上,普魯塔克首先想要搞清楚的是呂庫古對長老會(Gerosia)即斯巴達議會所作的改革,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創新,同時他還將這一改革第一章,在呂庫古的光環下與他援引的“大瑞特拉”聯絡在了一起:在為宙斯和雅典娜建起了一座神廟,並把人們分成“費位伊”(tribing)和“奧巴伊”(obing),在建立起包括國王[被詩化地稱為“亞卡格塔伊”或“創始人-領袖”]在內的三十人長老會之後,一年到頭,你們要經常在巴比卡(Babyca)和克那基翁(Cnacion)之間舉辦“阿佩拉'[一個祭拜阿波羅的節日,以此來召集民眾];長老會可提出也可以廢除各種方案,人民在公民集會(damos)中必須有權力為提案作出表決[這是普魯塔克對用多利安方言寫成的原文所作的曲解],

但如果人民意欲採納一個不正當的方案時,長老和國王有權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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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透過對照提爾泰奧斯的詩歌,我們可以發現國王的相對地位是最值得關注的。

在提爾泰奧斯的詩中,他們的地位最重要,可謂風光無限,這在一個決定保留世襲的王位,更確切地說是保留雙王制的傳統社會里可以料想到的。但是在“大瑞特拉”裡,一方面國王的地位已經降級到僅僅只是長老會的成員之一了;另一方面,為了確保這個掌握著國家最大權力的組織的地位和影響能夠恆久不變,長老會成員的數目在這裡可能第一次被明確規定為30人。

除兩位國王外的另外28人,年齡至少要達到60歲,這些人中總有一些是兩位國王的親戚,並且可能實際上已經限定只有貴族才可擔任長老會的成員,

但亞里士多德認為這些人是在自由和公正的選舉大會中被民眾選舉出來並終生擔任這個職務。

如同底比斯的(Theban)的抒情詩人品達(Pindar)在公元前5世紀早斯巴達人期所創作的詩歌(被引用在普魯塔克的著作中的一個段落中)那樣;長老們的議會,那裡的作用最突出“大瑞特拉”在實際上蘊含著兩重十分重要的意思:首先,長老會議擁有事先協商的權力,也就是說所有事務在交給公民會議進行表決之前,它可以先對這些事務進行討論,公民會議在“大瑞特拉”中被稱為“damos”,即“People”;其次,長老會的功能就像是斯巴達的最高法庭,作為最終審判處,它甚至有資格審判國王的所作所為是否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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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老議會的權力如此之大,如同“大瑞特拉”的最後條款所說的,如果它不喜歡公民大會表達決議的方式或想要達到的目標,它甚至可以推翻這項決議,然後再重新進行討論。

公民大會是什麼?在古典時期,它由斯巴達的全體成年男性公民戰士組成,他們是在斯巴達合法出生的公民,然後按照規定由國家撫育成人,再經過選拔加入到一種軍隊化的公餐食堂當中,而且他們還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他們必須有一定的經濟能力,從而可以按照最低份額標準向食堂交納自己的一部分農作物收成;二是他們不能有觸犯法律或其他觸犯公眾的罪行以及不端的行為,也不能在戰場上有怯懦的表現。

極有可能的是,在斯巴達發展出成功的、由重甲步兵組成的戰鬥方陣之前,這樣一個戰士會議要麼不太可能會產生,要麼也不太可能擁有“大瑞特拉”所規定的那些權力或特權,即便這些權力還是受限制的。戰士會議最早也是到了公元前675年之後才出現,在這之前就不太可能了。傳說在公元前669年的時候,斯巴達與阿爾戈斯在杜列亞(Thyreatis)的邊界敘喜阿伊(Hysiae)爆發的衝突中被擊敗,隨之國內就發生了一場大規模的叛亂,揭竿而起的正是斯巴達人才戰勝不久的美塞尼亞人,

如果這個記錄屬實的話,那麼戰士會議在這之後可能仍然還沒有建立起來。

從普魯塔克在“呂庫古”的傳記中所引用的另一首外國詩歌來看,在公元前7世紀的第二個二十五年的時候,斯巴達很有可能出現了一些革新,這首詩特別提及了呂庫古已經成功地完成了政治改革,與之齊頭並進的是公民重甲步兵在軍事上也取得了一些勝利:勇士們的長矛在那裡簇擁著·。。。·伴隨著繆斯的清音,正義走上了寬闊的大道。

這幾行詩文的作者是萊斯博斯(Lesbos)的特潘德(Terpander),他可能在斯巴達國勢正處於繁榮昌盛的時候到訪過那裡,原因大概與卡爾涅亞節上舉行的詩樂比賽有關。

重甲步兵的戰鬥異常激烈,它要求敵我士兵之間進行面對面的貼身廝殺,要不是這些斯巴達戰士在國內已經接受過嚴格的身體和意志方面的訓練的話,否則就真是太恐怖了!斯巴達人的作戰方陣通常是八排,佇列的寬度由縱列的數目決定;公元前479年,斯巴達人在普拉提亞戰役中組建了一支5000人的重甲步兵大軍,戰鬥方陣的厚度達到了600列。重甲步兵很可能得名於他們所裝備的主要武器,雙把手的盾牌非常穩固地系在戰士的左臂上,而沒有得到盾牌保護的右邊身體就需要緊靠在他右邊的其他戰士來提供保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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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盾牌

希臘單詞“hopla”包含有盾牌的意思,

實際上是武器和甲冑的總稱

。一套“panoplia”就是指一整套重甲步兵裝備,它包括了一個大型的頭盔,由一塊銅片打製而成可以為戰士的頭部提供良好的保護,但缺點就是頭盔戴在頭上後會非常妨礙戰士的視線;胸前的護甲也是銅製的,後來也有皮革或亞麻質地的;一面圓形的木製盾牌,它的正面全部蒙著銅片;另外,還有銅製的腹部防護、護脛,可能還有銅製的護踝和護臂;一把花狗木(山茱萸)製成的用來刺殺的長矛,其中一端套著鐵製的矛頭;一把備用的鐵劍,尺寸非常短小,對於斯巴達人來說更像是一把匕首。

在斯巴達戰士的統一裝束中,還有兩項是他們所特有的:長髮和鮮紅的披風(這件披風非常重要,伴隨著他們出生入死)。

實施有效的軍事行動不能僅僅依靠人數,同時還需要戰士之間緊密的協作、嚴厲的紀律和高昂計程車氣;斯巴達戰士透過長期的軍事操練確保了他們具備這些素質,從而使他們可以有資格和能力去組建一支希臘世界裡唯一的、也是真正的職業軍隊。重甲步兵在作戰中所需要的這種勇敢,在希臘語中被稱為“andreia”,其字面的意思就是雄勁,即富於男子氣概。

而婦女們,即使是斯巴達的婦女,在戰爭中都是沒有位置的,但我們將會看到斯巴達的女孩與希臘其他地區的女孩是不同的,因為她們在斯巴達可以接受正規的教育,並且還可以參加各種社交活動,為的是把她們培養為斯巴達男人的好伴侶以及未來的斯巴達勇士們的合格母親。從7歲到18歲,這些男孩或少年被編成“組”和“群”,然後交給一些年輕的成年斯巴達人進行監管。

社會鼓勵他們衝破家庭的束縛並把斯巴達人中所有與自己的父親同齡的人當成父親。

這種替代性的父子關係其實是一種帶有儀式化色彩的孌童關係,並且在斯巴達已經成了慣例,這是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點。斯巴達人認為一個男孩到了12歲後,就得接受另一個年輕的成年戰士作為他的情人——用斯巴達人自己的話說,這些年齡稍長的戰士被稱為“鼓舞者”(inspirer),而年少的男孩則被稱為“傾聽者”(hearer)。他們的關係中可能通常還會存在性的成分,但性絕不可能是唯一的,甚至不是建立這種關係的主要目的。

傳說有一個斯巴達少年在一次常規的殘酷的身體訓練中犯了一個錯誤,他忍受不了疼痛,哭喊了起來,最後被要求退出“夠格者”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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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少年

這是對這個少年的懲罰,因為他沒有能力在訓練中表現得堅忍不拔,從而違反了斯巴達人的規定,即再大的疼痛也要保持沉默,同時這也是對這位少年的成年情人的懲罰,因為他沒有教育好他所監管的孩子,

這一事例可以充分說明這種教育方式的特點。“夠格者”訓練一直要持續到18歲,接下來就是接受挑選,看哪些人最早能夠登上一個斯巴達人一生中的最高位置——首先是成為精英的王家衛隊中的一員,然後再擔任最高的軍事職務,最後被選入長老會。

這些被挑選出來的精英將組成一支秘密的行動隊,即著名的克里普提;他們的主要任務就是去控制希洛人,同時透過行動來證明他有能力有資格去承擔一名成年戰士應該承擔的責任和義務。這個選拔的過程是整個“夠格者”訓練的一部分,而這種選拔權大概是掌握在“監督者”(Paidonomos)手中,“監督者”的字面的意思是“管理男孩的人”,他的職務由監察官們(Ephors)進行委派。

監察官委員會由每一年選舉出來的五位監察官組成,它擁有最高的行政權力,其地位與兩位國王並列甚至有時還超過國王。然而,這種職務的起源並不清楚。

有一種傳統的觀點認為,這種職務應該是在公元前8世紀晚期由征服了美塞尼亞的斯巴達國王-鐵歐彭波斯-創制的,但是“大瑞特拉”裡卻從來沒有提及過這些監察官,因而就有一種令人吃驚的說法,即這個委員會只是在“大瑞特拉”被頒佈之後才擁有了它在古典時期所具有的權力。

到了色諾芬的時代,監察官和國王們每月都要舉行例行的誓言交換儀式,後者要宣誓遵守和維護法律,而前者則要宣誓支援兩位國王,但卻是有條件的,即兩位國王須在實際上遵守並維護了法律。

結論

這顯然表明了監察官委員會甚至可以阻止國王變得過於富有領相魅力或擁有過度的權力,確實如此,當一位國王行使他世襲的君權在國外指揮斯巴達人支同盟的軍隊時,五位長官中的兩位就會與他同行,他們的任務是向國內報告國王的指揮情況並在必要的時候啟動合法的程式來反對國王。一個斯巴達人在完成“夠格者”訓練之後,斯巴達就會用一種公餐食堂(pheiditia,sussitia)的制度來鞏固軍事化的生活方式,用餐的地方也被稱作“公共帳篷”(suskania)。青年人到了大約20歲的時候,就有資格去接受這些公餐食堂的選拔,選拔的過程是充滿競爭的:只要有一票表示反對就足以拒絕一個候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