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美學，沉浸在生活裡

《中國人的生活美學》劉悅笛 著世界·觀｜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宋徽宗《十八學士圖》（區域性）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此圖描繪了十八位唐代著名學士遊園、賦詩、奏樂、宴飲、戲馬、觀鶴的生動場景，表現了當時文人學士輕鬆愉悅的生活趣味。

□其然

作為“生活美學”概念的發起人，近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研究員劉悅笛持續推進“生活美學”運動。《中國人的生活美學》是他的新作，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這本書從“天地人”觀念入手，展現出一幅中國人豐富多彩、饒有趣味的生活美學畫卷。

從商周之際對直觀、感性的力與美的崇尚，到春秋戰國時期孔子的“君子”表述，再到孟子、莊子以及《人物誌》、魏晉風流、唐宋風雅，中國傳統的人物審美理想及其評價標準，幾經周折，在不同的維度展現出極致風采，每一次留下的華夏審美足跡，都足以銘記這個民族所走過的“美的歷程”。

天地人一體

美學是一種哲學，探討生活美學，要回溯生活的時空源頭。

世界上最主要的時間觀，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線性時間，時間延展而勇往直前；另一種則是輪迴時間，輪迴往復而永無休止。英國漢學家李約瑟認為，中國時間觀以線性為主、輪迴為輔，但劉悅笛認為中國人是將二者結合在一起的。

四時的美感，在中國人的審美世界裡最為充盈。古人較早給四季賦詩的，是南朝樂府民歌《子夜四時歌》，收錄在宋人郭茂倩編《樂府詩集》裡，相傳是晉代一名為“子夜”的女子所創作。這組“四季歌”現存75首，包括春歌20首、夏歌20首、秋歌18首、冬歌17首。

春夏秋冬，四季輪轉，一切都在此規律中生長流動，充滿節奏感與和諧美。古人拿音樂裡的五聲配合四時五行，將十二律分配於十二月，使一年的生活融化在節奏中，與大自然同頻共振、相輔相成。

劉悅笛認為，中國化的審美，重在展現生命的盎然生機、生活的燦然活力。拿對花的欣賞來說，在中國曆代詩歌總集中，《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裡排第一位的花是蘭，蘭詩有465首；《全唐詩》裡荷為眾花之首，多達2071首；《宋詩鈔》裡梅為花魁，出現888首；《元詩選》裡荷又奪回冠軍，為483首；《明詩綜》仍是荷為首，降到352首；《清詩匯》裡荷又回增到1097首。

人間有“愛”，草木“緣情”，中國人吟詠花木存在一部主流變遷史。柳，在唐、元、明人植物詩裡數量居首；竹，在宋詩中拔得頭籌；松，則在清詩之中最受青睞。唐人愛柳，宋人愛竹，清人愛松，這背後是不同時代文化意識的變化。

此外，中國人對待花草與對待樹木的評判標準差別很大。花更多以“美”贏，而木常以“德”勝。這就好像是冬梅與春桃的審美差異，梅是士人高潔的道德象徵，而人們愛戀桃花，更在於桃花本身的香、色、形、姿，前者是“以美儲善”，後者則是“為美而美”。

這就是中國人的“草木審美”：一種是作為形色香的審美，另一種則是作為道德性的審美。於是，竹、松、梅、蘭等道德審美化的草木，往往深受文人推崇。如今人們熟知的“歲寒三友”，稱不上顏值多麼高，無非就是松竹經冬不凋、梅耐寒而放，顯然是贏在了道德評判上。

天時、地利、人和，才能品味到花木之樂，這正是中國人生活中不經意的審美和哲學。

從風流到風雅

中國人的生活美學並非一成不變，而是在千百年歷程中逐漸形成。

眾所周知，魏晉是一個“名士時代”，生活美學聚焦於人之自身。魏晉名士並非統一的樣貌，而是大致可以分成三類：第一種是孔融、嵇康、阮籍等人，構成了憂世、憤世的“苦悶派名士”；第二種是山濤、謝安、王羲之等人，屬於入世、遊世的“折中派名士”；第三種是陶淵明那樣避世、適世的“自然派名士”。

時代動盪不堪，身處其中的名士，對生死有著深刻的理解。在他們看來，人生天地之間，與草木禽獸並無多少異處，生死榮枯都有一定規律，作為萬物靈長的人見識未必比草木高。

有情有慧，是人成為天地之柱的根本，但在面對生死等人力無法改變的現實時，“此情此慧”卻帶來許多煩惱。生命本就容易衰老，加上外在慾望、功利目的誘導，很容易使人身心俱疲。正因為如此，魏晉名士認為，唯有“形全精復”，剔除一切附加在生命之上的價值、觀念和欲求，順應生命本身的生老病死自然之道，才有可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和快樂。

陶淵明“採菊東籬下”、王子猷“不可一日無此君”、陸機好聽鶴鳴……如果沒有魏晉名士這些張揚不羈、一發不可收的情致與趣味，中國人的生活和藝術將會寡淡許多。所以劉悅笛有言：“在魏晉這個非常動盪的歷史時期，這些奇人竟然對生活美學進行了各種先鋒實驗，甚至在很多方面都創造了歷史的絕響。”

隨著社會環境趨於穩定，物質條件日益充盈，唐宋以後，像魏晉名士那樣直白、坦率、靈動飄逸地表達自我、顯露個性的人物，變得越來越稀有。除了高唱“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的詩仙李白等極少數個案以外，“風流”名士的光芒越發暗淡。

不過，生活美學隨之也進入了新的階段。接過人物審美傳統接力棒的，是風雅自適的文人士大夫群體。“風雅”，而不是“風流”，成為此後理想人物形象的典範，這一歷史轉變意味深長。

“風雅”與“風流”，僅一字之差，境界卻大相異趣。《中國人的生活美學》認為，“流”是外在的，顯露的、放縱的、沒有節制的，是喜怒哀樂彰顯於形色、動靜之間吐露真情；而“雅”則是內斂的、剋制的、合乎天理人道的，是對人情世故抱有同情之心，用雅正之道約束自我言行舉止，以期塑造溫柔敦厚的君子形象。

魏晉之後，唐宋文人士大夫格外重視日常生活的品質，他們把工作之餘的精力、才華、情致，全部灌注在營造優雅、閒適的生活情境中來，這是魏晉名士難以企及的。

一方面，魏晉是亂世，即使名士出身高貴，他們所能獲取的生活資源，比起生活在政治相對清明、社會穩定、經濟繁榮的唐宋時代的文人士大夫來說，是非常有限的。另一方面，魏晉名士否定和厭棄現實社會，對於日常生活難有真正的品位和理解，他們傾向於以一種放縱的、粗放的方式來生活，而唐宋文人對現世抱著積極的肯定態度，所以才會有一種精緻、細膩、持續不衰的生活情懷。

唐宋風雅之美的一個特徵，就是把魏晉時代重視儀容、服飾、行為方式等以身體為集中載體的審美情趣，轉移、擴散到日常生活中，儘管其生活美學失去了曾有的激越與灑脫，卻別有一番滋味。“雅”更多地體現為一種生活的情趣和品位，這裡面自然也包括服飾、行為方式上的考究，但更突出、引人矚目的，是一種整體性的日常生活情境的藝術化和優雅化。

茶藝、花道、文房、清玩、古董、書畫……琳琅滿目的物質奇觀、富裕精緻的日常生活和嫻雅浮華的社會風氣，只有在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高度之後才會出現，也必然會出現。

特別是明代中期之後，中國人在生活中追求“清福”“快活”與“人生真樂”，文藝上聚焦於“性靈”“童心”與“閒情逸致”，生活美學又上了一層樓。

生活藝術家

今天為什麼要談生活美學呢？劉悅笛表示，在中國，人們所求的美好生活，其實在說兩種生活：一種是“好生活”，另一種則是“美生活”。好生活，就是有質量的生活；美生活，則是有品質的生活。

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人之所願。無論時代變化，不管地域變遷，人們都把美好生活作為美好願望，然而關鍵還在於實現。生活美學與美好生活，僅一字之差，而生活美學已成為提升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徑。

劉悅笛認為，“好生活”一定要構成“美生活”的現實基礎；反過來，“美生活”則是“好生活”的理想昇華。沒有生活的理想，那就沒有理想的生活，生活美學恰是美好生活的理想所在。

經過多年的倡導，生活美學在當今中國社會漸漸成為一個熱詞。茶道、花道、香道、琴道、漢服復興、中裝剪裁、美食美味、古典傢俱、古今收藏、工藝民藝、旅行民宿、非遺保護、公共藝術、審美教育、藝術授權、創意產業、遊戲動漫、室內設計、地產開發、社群規劃乃至城市頂層設計，都存在現代人對古典生活美學的吸收，這也可以理解為中國人對自身生活傳統的復興。

在劉悅笛看來，中國人的生活美學，恰恰回答了極其現實的問題；我們為什要美好地活？我們如何能美好地生？一句話，生活美學的核心訴求，就是讓人人都成為生活藝術家。

只有成為所謂“生活的”藝術家，生活才能成為藝術化的生活；而只有成為生活的所謂“藝術家”，藝術與審美才能回到生活的本真狀態。這本名為《中國人的生活美學》書，就是試圖透過回溯歷史，找回中國人的生活美學大智慧。

生活美學不僅是一種關乎審美生活之學，更是一種追求美好生活的幸福之道，前者之學是理論的，後者之道則是踐行的。生活美學乃是體用不二，這個“體”是生活之體，就是中國民眾的衣、食、住、行、用、娛的生活本體；這個“用”是將生活美學應用在其生活本體之內，才是審美意義上的中國人的知行合一。

劉悅笛特別指出，生活美學不僅是源於本土的，而且是反哺全球的，它既具有本土性又擁有全球性。“這便是生活美學的偉大理論與現實意義之所在，它已經在中國方興未艾，勢必形成一場新的文化潮流。”

【來源：齊魯晚報】

宣告：此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若有來源錯誤或者侵犯您的合法權益，您可透過郵箱與我們取得聯絡，我們將及時進行處理。郵箱地址：jpbl@jp。jiupainew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