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何喜歡將資訊儲存到網上？
作者
Lilyann
本文轉載自公眾號“全媒派”
你是否喜歡把所有的照片、影片、文件、表格、作業、課件全都分門別類地歸檔好，然後從手機複製到電腦，從電腦備份到網盤，再折騰到行動硬碟，就算平時不會特意翻看，也捨不得刪掉。如果是這樣的話，你可能是一隻典型的“數字倉鼠”。
網路時代，我們透過各類技術儲存資訊和記憶，將它們數字化，當生活的瞬間定格成為一個一個按照時間、地點、人物命名的資料夾，這背後反映出怎樣的媒介心理？
為什麼要選擇做數字倉鼠？
數字倉鼠有哪些魅力？筆者在社交平臺上共收集了14位網友的想法，分別進行線上對話後發現，大家的目的與表現不盡相同。概括而言，分為情緒性與功能性兩大類別：
1 / 數字記憶能使人獲得一定的情緒代償
有12位網友反映，及時歸納資料，上傳到本機或雲端，能夠迎合他們的心理訴求。例如，“捨不得扔，所以儲存”帶來的懷舊感；“買了不止一個大容量硬碟存與自己有關的各種檔案，每次看都會勾起意外之喜”的驚喜感；“分門別類收納照片和影片，將回憶的拼圖在數字世界拼湊完整”，獲得集郵式的成就感；“將檔案備份到網盤，怕有朝一日會用到”的安全感；
以及，較為有趣的是，“由於自己比較難記住對方的臉，所以才想把生活中的細節都記錄下來”，透過數字技術來幫助人腦記住更多維度的回憶，也增添了一份真實感。
更加特別的是，還有一位受訪物件提到，建立待辦收藏夾的行為也是數字倉鼠症的體現，雖然並非收藏回憶，而是記錄未來希望完成的計劃，心願越積越多，不會刻意刪除，“這也是一種希望自己未來變得更好的期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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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3位網友也提到了數字記憶在實際生活中能夠給予的真實幫助。例如，將照片排序上傳備份，易於後續翻看查詢；留著每一期的論文與文獻積累，這是之後做類似選題時的前置基礎材料；受“工作留痕”的思維影響，定期會對已有的材料重新梳理，進行階段性覆盤與總結。
透過採訪，不僅能夠基本總結出以上“數字倉鼠症”的具體表現，而且也反映出這種行為的本質與類別劃分：其本質上是一種對數字資料的堆砌，按照時間分類，可分為對已有具象記憶（如照片、檔案、錄音等）的收藏，以及對未發生的抽象計劃（如計劃表、心願單等）的陳列；按照公開/私密性分類，也有個人電腦、雲端、公共網路等媒介載體之分。
不過，數字倉鼠也並不是全盤上傳、儲存自己的記憶到雲端。這其中，個人能夠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對數字記憶進行再加工。具體表現為篩選（比如有位採訪物件會根據檔案蘊含的情感價值來判斷是否儲存）、刪除（當遇到資訊非常無用、記憶體不夠、更換手機時）、重新梳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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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數字倉鼠可以上傳資料至本機、雲端與公共網路等載體，受當今的媒介互動方式影響，下文主要討論後兩種選項，這也是影響數字媒介記憶最為顯著的場域型別。
在討論之前，首先需要了解下“媒介記憶”的概念。
天普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卡羅琳·基奇（Carolyn Kitch）提出了“媒介記憶”（media memory）的說法，以此探討媒介是怎樣透過扮演“記憶代理人”的角色，與社會其他領域互動 ［1］ 。
但在後續的研究之中，“媒介”的概念不斷泛化。例如，既有對於以影視作品、漫畫、小說等以文化為主的資訊載體的樣本分析，也有對報紙、廣播、電視等新聞媒體的樣本分析，當下還有對社交媒體、公共社群等網路輿論場的樣本分析。由此而輻射出的記憶型別大有不同。
有研究者指出，“媒介記憶的邊界需要適當收縮”、辯識“媒介”與“媒體”的細微差別。在此基礎上，相比“媒體記憶”更多強調機構化的新聞媒體進行的記憶實踐活動，“媒介”指的則是傳遞資訊的中介，具備作為平臺與工具的物理功能而非社會功能，而“媒介記憶”對應的是“非機構化、一般媒介的記憶活動”。社會上的草根式個體將生活經歷整理上傳至網路，這也意味著，在媒介的載體之下，自我的數字記憶隨之被生成。
而在其中，平臺的助推力量不可忽視。復旦大學教授邵鵬是國內最早一批進入“媒介記憶”研究的傳播學者之一，他指出，在人們將需要記憶與儲存的內容上傳到媒介空間的過程中，“媒介的功能正在發生蛻變，由原先的資訊生產中心正逐步演變為資訊記憶中心”。［2］
特別是社交媒體，正在使用各類策略提高與擴大媒介記憶效率與成果：雲網盤幫助智慧整理“圖片故事”、微信支援透過選擇日期快速查詢某一天釋出的社群內容、QQ空間相簿自動生成回憶功能……
“隨著時間的流逝，幫助使用者追溯過去的記憶也成了許多媒體、平臺與智慧裝置的彩蛋型功能。”［3］概括而言，平臺透過最佳化儲存與傳播記憶的方式引導你成為數字倉鼠，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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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聯網版的“日記本”與“資料夾”，鼓勵個人在其中進行私密性的記錄，並透過特定的產品功能幫助使用者提升記錄效率。例如印象筆記，使用者能夠在其中記錄日常筆記，並透過新增到固定的筆記本、標籤等方式將其整理分類；再如百度雲盤，使用者設定自動備份，則會將手機端的資料上傳至雲端，並按照時間、地點、人物等維度智慧生成故事相簿，便於對回憶快速回溯。
以及各類社交媒體上線的一系列“私密收藏夾”“私密豆列”“僅自己可見”等功能，使其成為使用者的記憶儲存器，在公開的社交場域中保有一方私密淨土，亦或再透過智慧儲存技術呈上回憶合集，引導使用者將對個人往事的共鳴與共情，轉變成為對App的親切感，提升使用好感度。
在這個程度上，產品本身無疑也具備了“銘刻媒介”的屬性，與人腦一同，對個人的記憶留下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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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記錄美好生活”的抖音，還是“記錄世界記錄你”的快手，“記錄”的功能被反覆強調，成為許多內容產品倡導的理念與使用者行為。
正如麥克盧漢所說：“一個媒介成為另一個媒介的內容”。網際網路時代，這種觀念更突出地表現在，無論是傳統媒體，還是個人使用者，都通通成為了網路媒介的內容。因為記憶一旦被訴諸表達，它就脫離了“單機”模式，具備了社會屬性，成為集體或者社會記憶的組成部分，而我們作為媒介本身，連同回憶一併成為了平臺媒介的內容。
無論是我們收集生活碎片，在微博上釋出vlog，還是每月固定梳理做過的事情，將月度回顧文章上傳到豆瓣，都或多或少體現了“數字倉鼠症”的特質——對數字資料進行收集堆砌與再加工。
而平臺方透過引導使用者將本可以內化的記憶進行外在表達，也是希望我們的數字記憶能夠成為產品的演算法土壤，從而更加細緻地勾勒使用者畫像，為我們推送更加精準的內容。
按照邵鵬教授所言，“各方透過數字化、大資料、雲計算等媒介技術記憶人類的全部生活、所作所為、所思所想，這標誌人類記憶正在進入媒介記憶4。0時代，從爭奪記憶控制權到更加智慧的爭奪記憶主導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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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疑問，定期對個人資料進行儲存是良好的收納習慣，有序整理更是“數字極簡主義”的另一種體現，然而，將這種記憶的“保管權”備份或者交由數字空間保管還存在哪些更深遠的影響甚至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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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4年出現“數字遺忘權”的呼聲以來，在網路環境下如何平衡與保護個人隱私一直是討論的核心。其中，以以色列學者Noam Tirosh為代表的學界知識分子們提出了“記憶權”的重要性：“社會對遺忘的抗拒比對‘難以遺忘’的恐慌來得更早”［5］
而隨著數字收納理念的日益流行以及上文提到的平臺助推，如今我們不斷地創造著關於自己人生故事的“數字檔案”，特別是將其分享到社交媒體後，也相應激發了“被記住”的需要：試問，當你在網路上瀏覽了各式豐富多彩的vlog與plog之後，是否會產生哪怕只有一丁點“我也想試試”的慾望？
在某些時刻，這種連結性甚至使得“記憶”變為了一種義務，似乎生活的每個瞬間在真實經歷過之後，也理應被同步記錄在硬碟、雲盤、個人社交網站中。
2 / 數字記憶能夠提供功能性支援
例如吃飯前需要先拍照、去旅行要時刻拿著雲臺拍vlog等等，這類行為本身並沒有好壞之分，但卻在一定程度反映出，在這些場合中，記憶前置於主體生活本身，這也應和了法國哲學家德里達提出的“檔案狂熱”（archive fever）一詞。與之相關更加極端的現象則是，“吃飯最重要目的是拍照打卡、旅行的終極目標是發朋友圈”，為了展示而記錄，而這會使得一種名為“反記憶”的傾向出現。
所謂“反記憶”其實是大腦進行遺忘的一種生物機制，指的是我們的神經元能夠產生與記憶形成時出現的電波完全相反的電流，從而“沖洗”掉最初形成的記憶。［6］
進一步講，既然“電子建檔”成為我們儲存記憶的有效方式，那麼，那些沒有進入我們敘事框架的生活點滴，會有更大機率被人為的忽略或者遺忘。例如，在我們剪輯旅行vlog的過程中，有些片段會因為不符合影片走向被廢棄掉，而在我們後續反覆觀看成品的過程中，我們對於已刪除之物的印象會越來越淡薄。
同理，為方便起見，人們可能不會將資料精細化歸檔，這也會導致無法展現記憶的全貌。這種二次加工的過程，也是選擇性記憶的過程，而這對我們來說，無疑是增加了“我們的真實記憶被電子記憶誤導”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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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意義上，我們對“忘記”的理解是，隨著時間流逝，某些印象深刻的往事被自然放下，想念次數減少，哪怕是時隔良久後想起，也不會夾雜太多的個人情感。
而伴隨著數字技術對記憶的強化，如果說儲存意味著“記憶”，那麼“遺忘”則對應的是按下刪除鍵。當“遺忘”的主體由人變為網路的儲存空間，這會導致一種有趣的糾結狀態：有時，我們不敢幹脆利落的遺忘；有時我們又敢於心安理得地遺忘。
前者指的是，當記憶變得有序視覺化（以照片合集、排序好的資料夾等載體出現），我們可能會出現“數字超憶症”的表現。於是，對於那些可能會導致難過或焦慮的檔案，我們會秉持著儲存記憶的義務與習慣，將“刪除”這個行為賦予了“缺損人生記憶”的重要意義。由此，我們並不敢隨便遺忘，即便這些記憶是負面的。
而後者指的是，在如今資訊爆炸的時代，我們的記憶力不斷受到挑戰。相比數字媒介的強大記錄功能，人腦則顯得容量有限又不夠便捷，既然資訊以微秒為刻度飛快地更新著，不如索性通通交給網路伺服器。
英國學者保羅·康納頓這樣評論現代性與遺忘的關係：“因資訊過剩而導致的遺忘本來只發生在知識豐富的階層，但隨著大規模的檔案化和資訊科技的革新，遺忘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的一大特徵。”［7］ 似乎也是因為媒介技術提供了強大的儲存、備份與搜尋能力，使得我們對周遭的記憶“有恃無恐”地遺忘。在這個意義上說，記住一切的網際網路讓我們敢於遺忘。
媒介技術的迅速發展與平臺產品的不斷助推催生了愈來愈多數字倉鼠的出現，及時收納有助於我們思路清晰，也不失為一種對自己生產的精神資料負責任的態度。
但相應產生的關於“記憶與遺忘”權利的討論同樣不容忽視：我們是否有必要將生活中所有瑣事備份記錄在案？在這其中，篩選與刪除的原則應該如何界定？更重要的是，我們是否應該將這種本屬於由個人情感裁決的選擇權交由數字媒介？
有時，在腦海中反覆求索、費力尋找到想要的回憶碎片的確更加妙不可言。或許，如何儲存自己的過去與未來，這已經不限於數字傳播本身，而演變成為一道“我們應該如何利用數字媒介照映內心”的哲學命題了。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機構立場）
參考文獻：
［1］龔新瓊。（2018）。新聞與記憶：迴歸媒體記憶研究的核心議題
https：//www。1xuezhe。exuezhe。com/Qk/art/650286？dbcode=1&flag=2
［2］
吳飛。（2017）。媒介記憶研究的新觀念、新思路和新視維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523/09/27794381_656382255。shtml
［3］
全媒派。（2021）。為什麼現在的社交App特別喜歡提醒我們回憶過去？
https：//mp。weixin。qq。com/s/WqaV0vGeq4Ca2Hj7zTNbQQ
［4］
吳飛。（2017）。媒介記憶研究的新觀念、新思路和新視維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523/09/27794381_656382255。shtml
［5］
李岸東。（2019）。超憶症焦慮VS檔案狂熱：你希望被網際網路記住還是遺忘？_數字
https：//www。sohu。com/a/345336108_257199
［6］生物谷。（2016）。Neuron：科學家們發現“反記憶”是我們記憶消失的原因 - 基金與期刊專區 - 生物谷
https：//news。bioon。com/article/6681184。html
［7］
李岸東。（2019）。超憶症焦慮VS檔案狂熱：
你希望被網際網路記住還是遺忘？
_數字
https：//www。sohu。com/a/345336108_257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