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滅亡後，南宋為何放棄有長江天險的南京，而是定都臨安？
北宋立國之初，便面臨著嚴峻的地緣形勢，農耕民族燕雲十六州的失去，意味著長城進入敵手，北方遊牧民族隨時可南下劫掠，且一馬平川無險阻之地。北宋末年，金國南下攻滅北宋後，趙構在江南一隅倉皇立國，但是在國都的選擇上，朝中大臣卻出現了明顯的分歧，一派主張定都臨安，一派主張定都建康，但是最終高宗駐蹕臨安。
後人在審視南宋小朝廷的定都決議後，無不痛惜其偏安一隅，缺乏進取的的短視，但是就當時的地緣態勢來看，南宋定都臨安卻是無奈的選擇。金兵不斷南下入侵，北方地緣接壤不穩，南宋的國防壓力十分巨大，再加上立國之初民心不穩，江淮防禦體系形同虛設，定都臨安可以看作是權宜之計，但是南宋君臣卻在此地安逸沉淪下去。
南宋立國之初定都之爭
都城是一個政權的統治核心，決定了政權對於周邊區域的控制以及正常的運轉，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權興衰的標誌。在金軍騎兵的窮追猛打下，南宋政權在風雨飄搖之中倉促立國，最終定都臨安，不僅是各方勢力博弈的結果，更是南宋邊疆防禦戰略的產物，無進取之心、消極防禦乃至偏安一隅已經刻在了南宋政權的骨子裡。
在南宋建立到紹興八年之間，南宋君臣在建都問題上便爭論不休，並且有著不同的建議和主張。政權建立之初，由於金軍的威脅甚大，宋軍在金軍的鐵騎下節節敗退，應天府終究不是駐蹕的長久之地，為了穩定人心並抵擋金軍南侵，南宋必須遷都他處。建炎年間，在南宋統治階級內部，關於遷都的爭議便有三次，第一次爭論的焦點在於堅守中原還是巡幸東南。
宰相李綱面對宋遼雙方的軍事態勢，主張並建三都，長為西都，襄陽為南都，建康為東都，這是在積極進攻的角度上考慮，但是宋軍在戰史上的迅速潰敗，金軍近在咫尺的威脅使得宋高宗急切下詔巡幸東南。在金軍騎兵衝擊之下，南宋君臣無法從容渡江，宋高宗選擇駐蹕揚州。建炎三年正月，金軍南下兩淮地區，擊潰了宋軍薄弱的淮河防禦體系，並且企圖長途奔襲生擒宋高宗，維揚之變後，宋高宗在群臣不知情的情況下，從瓜州渡江南下。
宋高宗臨江駐蹕後，長江天險便成為了南宋政權的天然屏障，這時，都城位置只能在長江流域選擇。一開始有大臣提出定都襄陽，“襄、鄧之地，西鄰川、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近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貨財；東達江淮，可以運谷粟”。定都襄陽自然是為了以圖復興之計，但是當時的襄陽已經被勤王軍兵劫掠一空，再加上遠離江南，為南宋摒棄。
建康與臨安建都比較
早在建炎元年，南宋行在移至揚州時，朝臣請求高宗駐蹕建康的聲音便日益高漲。揚州位於長江北岸，雖然為淮南東路首府，但是離淮河南岸較遠，再加上背江防守便失去了長江天險的防禦，控制江淮地區便有一定的難度，“揚州地非形勢，得之與失，未必輕重。”一部分官員認為，既然要渡江自保，便應該阻江防禦，建康無疑是最佳選擇。
隨著時局的發展，渡江後定都何處便成為南宋的核心問題。南宋雖然佔據半壁江山，但是可供定都的地點只有兩個，一個是建康，另一個便是臨安。建炎元年七月，衛尉少卿衛膚敏便請求宋高宗駐蹕建康，指出汴京遭受金人蹂躪，還都已經不再可能。建康乃是歷朝古都，東南形勝之地，外連江、淮，內控湖海，並且將定都建康放到國家生死存亡的角度之上，“非保東南，無以為陛下之資，非據建康，無以鎮東南之勢”。
但是高宗預感鎮江以及建康等地瀕臨長江，距離前線太近，不夠安全，便再度商議下一步地巡幸地方，這時，臨安出現在了南宋君臣的視野中。當時大臣王淵提出意見，指出建康雖有長江天塹，但是江面遼闊，難以防守，如果金兵成功渡江，依然不夠安全。但是臨安卻具備自身的地理優勢，臨安附近水網密佈，河流縱橫交錯，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有利於抵禦金軍騎兵的進攻。定都臨安，對於統治者來說，無疑是相對安全的選擇。
建康與臨安作為建都的不同選擇，二者的區別在戰略上是守江和守淮的不同。建都建康，長江便是前線陣地，而自古以來守江必守淮，淮南之地便是第一道防線；如果建都臨安，那麼淮南鞭長莫及，長江便成為第一道防線。就軍事戰略來看，守江只有江南半壁江山，守淮可留中原之地，因此南宋建都臨安實際上是一種消極防守的戰略，表明了統治者從一開始就缺乏開疆拓土，恢復中原的勇氣和決心。
南宋定都臨安的政治、經濟背景
即便是眾人皆認為應定都建康，並且建康作為江南東路首府，“久安財力，富盛足以待敵”，宋高宗依然決心遷都臨安，除了軍事地理上的考慮以外，其實還有其他方面的考量，最為重要的是能夠保證皇帝周全。
南宋初年，統治集團的官僚雖然各地都有，但是其家屬都安置在臨安附近，究其原因，無外乎臨安遠離前線，且金兵不易攻入。當皇帝將臨安作為避險之地，各方士人乃至中原大族無不湧入，躲避戰火，導致天下賢俊多避地吳越。
更為重要的是，臨安是富庶兩浙的中心，並且作為京杭大運河的終點，漕運很發達。唐朝時期兩浙之地一分為二，隸屬於浙東、浙西兩道，到了唐末吳越選擇杭州為中心，控制兩浙，隨後杭州迅速崛起，一躍成為富庶的“東南第一州”，而廣闊的經濟腹地以及發達的城市經濟，是建都必不可少的條件。
不僅如此，在社會風氣上，臨安和汴梁有眾多相似之處，古語有言：“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杭州不僅富庶，還有美好的自然風光，由於宋代經濟的發達，宋人自然崇尚奢靡，審美傾向也精緻秀雅。當時的“江山雖在，而頹垣廢址，荒煙野草，過而覽之，莫不為之而躊躇而悽愴”，宋人對建康的印象更是停留在滿目瘡痍之上。
除了以上的因素，建都臨安，還有安全方面的考慮。臨安靠近東海，即便金軍突破了南宋軍民的重重防線，宋高宗也可以出海逃跑。早在建炎四年十一月，秦檜就提出在入海口做好海道逃遁的準備，紹興三年，宋高宗便將禁衛親軍安排在沿海港口地段，“今國勢危如累卵，而方且費國用造御舟乃於海上欲為避寇之計”。
自建安元年到紹興十一年，駐蹕臨安終成定局。在朝臣的爭議中，南宋的國防戰略由堅守中原再到展望中原再到偏安江南一隅，足以說明南宋統治者苟且偷安、消極防禦的地緣戰略思想。定都臨安之後，意味著中原故土就此恢復無望，此後再有北圖之舉，也註定是積重難返，事倍而功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