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體》的馬基雅維利式價值觀：為了生存可以犧牲道德？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以及中國國際地位的日益提升，近年興起了一種以“文明”來解釋中國社會歷史的傾向和潮流，藉助中國傳統文化的豐富資源，當代的大眾文藝作品不斷塑造和加強“文明中國”的形象。這種文明論賦予了“中國文明”超越現代性文化的根本優越性，因而具有巨大的積極意義。
然而，在當下右翼思潮席捲全球的情境中，劉復生認為我們必須要警惕這種文明論所具有的保守傾向，尤其是它具有滑向右翼的危險。“赫希說，任何’恢復’或強化共同體情感的做法，對這些群體而言都於事無補，因為我們的歷史情感和傳統正是問題的部分，而非答案的一部分。”在講座的結尾，劉復生借用赫希的話再次向人們敲響警鐘。
中國的當代文藝具體是如何展現文明論的？在這些文藝作品中有哪些保守傾向值得我們警惕？4月25日，華東師範大學邀請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院長、文藝評論家劉復生舉辦了《文明論與歷史小說》講座，劉復生對這些重要的問題做出了回答。
海南大學人文傳播學院院長、文藝評論家劉復生，著有《歷史的浮橋》《思想的餘燼》《文學的歷史能動性》等。
太平天國是挑戰儒教的“邪教異端”？
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文明論的思想開始被運用到歷史小說中。作家二月河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時期內，相繼出版了“清帝三部曲”（《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其新權威主義的歷史敘述就已經開啟了文明論的主題。
二月河的“清帝三部曲”
從形式上看，這些小說還帶有“改革小說”的痕跡，但敘述的重心已經不再是改革的必要性。在二月河的歷史敘述中，真正重要的是在摧枯拉朽的改革程序中帝王的專斷權力，以及他們如何運用雄才偉略建立秩序，化解改革帶來的社會危機，維護改革的新秩序和新方向。在“清帝三部曲”中，帝王們已經不擔心改革的成敗，而是要將主要精力放在應對來自權臣鰲拜、“三藩”、“八王黨”及年羹堯等的挑戰。在這些小說中，改革有時甚至只是控制絕對權力的手段，在二月河這裡，改革只是實現帝王偉業和走向盛世的一個環節。
在小說裡，二月河有意識地處理了華夷之辨以及滿清如何成為合法的中華文明正統的問題，比如小說寫到中華文明如何處理與外部的關係，以及康乾時代對周邊民族的征服與歸化等等。劉復生提到《康熙大帝》裡的一個細節，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亂”時，吳三桂派了一個刺客在大殿裡埋伏，當時康熙正在和一些大臣商議國事，“加班”到很晚，刺客聽了他們的“會議”之後非常感動，便主動現身投靠滿清。劉復生指出，這其實是在映照現實的基礎上闡釋了滿清的“合法性”，滿清成為中華文明正統是因為清朝為中國帶來了和平安定和經濟增長，讓老百姓過上了好日子，這與現實中中國飛速的經濟發展是相一致的。
電視劇《康熙王朝》截圖
在清朝的對外關係方面，二月河用了大量筆墨敘述，比如收復臺灣、平定準噶爾叛亂等事件，這些敘述解決的是內部多民族秩序的建立、明朝以來的朝貢體系的維護、以及“自我”與“他者”的關係問題，終究是要探索華夏文明如何推廣到全世界的問題，這其實都是文明論的表述。
然而，二月河小說中的文明論仍然模糊，到了唐浩明這裡，文明論才真正清晰起來。著有“名臣三部曲”（《曾國藩》《張之洞》《楊度》）的唐浩明在其小說中明顯強化了文明論色彩，他著重描寫晚清時代，以強調中國所遭受的前所未有的文明危機——亡國滅種。
八九十年代講晚清的文藝作品有很多，例如《末代皇帝》《火燒圓明園》《垂簾聽政》等等，它們基本都是批判晚清的腐朽落後，並說明滿清政權覆滅的必然性。但唐浩明的“名臣三部曲”則不同，劉復生認為，它們不是把晚清的內憂外患看作一場政治危機，而是上升到文明的高度，將它視為文明衝突導致的文明挑戰，而在文明衝突的過程中，名臣們作為士人和中華文明的人格載體，挺身護法，成為挽救文明危亡的艱苦卓絕的踐行者。
電視劇《末代皇帝》海報
在《曾國藩》一書中，唐浩明實現了歷史觀上的突破，超越了階級論，上升到文明論的視野。一直以來，主流的史學觀念認為曾國藩是一個反面人物，他鎮壓了正義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運動。但在小說主角曾國藩眼中，太平天國運動不是正義的農民起義，也不是激進思潮的代表，而是要毀滅華夏文明或“天下”的邪教異端，是“邪惡”的化身。作為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完美化身，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不是出於政治上的考量，要為滿族政權續命，而是要保衛儒教文明和華夏生活方式。“太平天國運動挑戰了曾國藩人生之根本，就是‘它不讓我們做中國人’。”劉復生認為，這表明唐浩明的小說明確地上升到文明論視野。
《張之洞》和《楊度》也塑造了兩個拯救中華文明的仁人志士的形象。在小說中，張之洞興辦洋務，但他心中的根本任務是要保衛文明，他認為要挑戰“聖人之學”的新思潮都是有問題的。楊度的理想則是為帝王師，尋找一個能挽救文明的現代君主。由此可見，“名臣三部曲”的曾國藩、楊度和張之洞都是堅定的“保教者”，他們的一切行為都是為了保衛儒教文明。
新法家的叢林文明觀vs儒家的大同天下觀
自九十年代中期以後，伴隨著複雜嚴峻的世界格局和大國崛起的前景，呼應保守主義和國家主義思潮，歷史小說開始關注敵我之分、夷夏之辨和文明衝突，並隱約地表達了重新將中華文明推向世界，成為普適文明的抱負。在本世紀，最能體現這種思想轉向的就是《漢武大帝》《貞觀長歌》和《大秦帝國》，分別展現了華夷之辨、天下秩序和鐵血文明。文明論在這三部作品中演進的邏輯是，漢朝在悲壯環境下的艱難崛起，繼而是盛唐的大國情懷和天下秩序，最後走向了大秦的強力生存。
《漢武大帝》的重心和落腳點是對外關係和華夷之辨，整部電視劇的主線和矛盾焦點就是打匈奴，以漢匈關係象徵中外關係，而匈奴代表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外部文明。其實漢武帝時期有很多其他歷史事件可說，例如現在非常熱門的題材後宮宮鬥等，但《漢武大帝》始終聚焦在漢匈的文明衝突之上，並塑造了一個“奇怪”的匈奴，特意展現了他們許多“野蠻”的習俗，來彰顯漢朝與他們的不同。劉復生認為，《漢武大帝》還不夠具有文化自信，表現的不過是國力強大之後的武功卓著。
《漢武大帝》中“匈奴未滅，何以家為”的霍去病
《漢武大帝》把對手妖魔化，《貞觀長歌》則超越了《漢武大帝》文明衝突的視野，對其所代表的文明論進行了批評和修正。《貞觀長歌》也著力表現唐朝的對外關係，但在對突厥的關係上，唐太宗施以仁政，他以武力為基礎，卻不只是以強力壓人，而是見好就收，以德服人。在電視劇中，唐太宗對突厥非常仁愛，在突厥遭遇天災時，唐太宗讓突厥人到中原來，由唐朝安排他們的生活。終於，各族尊太宗為天可汗，天下秩序就此建立。
電視劇《貞觀長歌》海報
劉復生從《貞觀長歌》切入，指出中國的文明論並不必然是保守主義的，《貞觀長歌》以古諷今，試圖從正面提出一種新的普世理想——儒家的天下觀和大同世界秩序，以此來批判危機中的現代方案和民族國家體系。文明中國論以“王道政治”反對當今世界的“霸道政治”，無疑顯示了富於革命性的方面；另外，對內，某些文明論也堅持了超越性的道義原則，制約了民族主義力量的右翼化和極端化。在這一點上，像《貞觀長歌》這樣的作品具有積極意義。
《大秦帝國》又回到了“鐵血文明”，它其實是以戰國紛爭隱喻當今的國際格局，它暗示，現今由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不過是新的戰國時代和“大爭之世”。《大秦帝國》堅持新法家的立場，反對儒家的保守與迂闊，堅持改革，力爭為“中國文明”開闢更大的世界空間。
《大秦帝國》，作者：孫皓暉，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團，2016年10月。
當今的世界陷入深刻的危機，每個國家都很焦慮，國際國內都不安寧。緊迫的問題，就是建立外部的利益迴流通道。花樣翻新的金融創新和加槓桿操作，造成了一時的全球化的表面繁榮，但這是以透支未來為代價的，要維持這樣的遊戲不崩盤，必須要有外部的供血和補償。每個民族國家都要追求建立“金鐵主義”強國，爭奪世界生存空間。
不可否認，《大秦帝國》自有其政治上的清醒。但是，也有讓人擔憂之處。當它強調“民族血氣與大爭之心”，頌揚“赳赳老秦，共赴國難”的老秦精神之時，似乎也將世界的叢林法則自然化了，將近代以來五百年的全球經驗放大為了永恆衝突的歷史。大國崛起無非是世界霸主的改朝換代，《大秦帝國》裡的秦國不反思自己，只一味地去征服他國，在不改變既有世界規則的情況下，《大秦帝國》只是幻想以強力搶佔世界體系的中心位置。
“赳赳老秦，共赴國難”
《大秦帝國》體現的新法家思想不像儒家那樣講究道義原則，新法家的時代不再需要素王和道統，它只重耕戰，以吏為師。其作者孫皓暉的很多著作闡釋了他的政治理想，雖然他一再表明“中國原生文明”具有自然正當性，卻始終沒有說出它的實質性內容，沒有說出它有什麼具體內容是好的，這就有虛無主義的危險。
不講革命，不講理想，甚至不講道德的文明論
21世紀的作家可能並沒有看過“文明論”相關著作，沒有受到其影響，但他們共同分享了當前的社會語境，作品裡表現了這樣的社會潛意識。目前各種型別的大眾文藝作品，從革命歷史小說到軍事小說，從科幻小說到宮鬥劇，很多都體現了或深或淺的文明論思想。
2000年出版的《亮劍》是革命歷史小說中的精品，但它並不強調革命理想主義，而是亮劍精神——打不過也要打，不怕死，不怕犧牲。建國初的革命歷史小說都是以革命理想主義思想為主題的，例如《鐵道游擊隊》裡的政委要改編本來無組織的游擊隊，但是《亮劍》是不講革命、不講理想的，政委沒有改編隊伍，反倒是團長李雲龍改變了政委趙剛，政委反而被無組織、無紀律的李雲龍影響了。因此，劉復生認為，《亮劍》不過是革命歷史小說版的《漢武大帝》，只宣揚亮劍精神，不講革命理想。
電視劇《亮劍》截圖
科幻小說《三體》也和文明論具有一定聯絡，它把民族國家間的文明衝突擴大到了全宇宙，所謂宇宙社會學就是宇宙版的文明的衝突。宇宙就是黑暗森林，每個文明最高的目的就是在殘酷的宇宙叢林社會中生存下去，為了這個目標，可以犧牲一切文化價值和道德原則。
《三體全集》，作者：劉慈欣，出版社：重慶出版社，2012年1月
劉慈欣的另一部小說《流浪地球》中，為了人類文明存活，地球文明共同體將犧牲掉很大部分人口，地下城將採取另一種道德秩序，這是現實的必需。在劉慈欣看來，人類文明的合格的主權者是羅輯、章北海那樣的意志堅定的人，而程心那樣的人道主義小良心只會毀滅地球文明。劉慈欣讚賞的是為了共同體或文明的生存而不惜一切的英雄，在黑暗森林中，“文明”的生存是至高無上的神聖目標，政治決斷完全無視道德。判斷主權者的道德是另一種尺度，這些英雄就是馬基雅維利式的政治家。
《三體》中三體文明與人類交流後，吸收了人類文化，也開始閱讀和創作地球上的文學藝術，開始有了“道德”，最後卻因此而幾乎滅亡。這非常諷刺，三體人“有文化”了，卻丟失了生命。在文明原則上，《三體》和《大秦帝國》《狼圖騰》很相似。《大秦帝國》和《狼圖騰》表達的是，你確實非常“有文化”，但你的“文化”在生存面前、在強力面前非常脆弱。劉慈欣小說所表達的生存至上的思想與啟蒙主義以來的政治正確背道而馳，對於劉慈欣來說，文明的實質性內容或正義原則沒有什麼意義，甚至它還可能成為生存的掣肘和障礙。
文明論在全球的興起，可以視作對市場化或新自由主義式社會方案所造成的社會後果的迴應。傳統暫時充當了社會保護力量的代用品，在找不到改變的可能性以前，乞靈於傳統，將拯救社會危機和災難的希望寄託於古代聖賢，以實現仁政和禮樂之治。
“文明中國”和一切文明論及文化主義的思路一樣，有先天的缺陷。任何試圖用文化解釋歷史，解決社會現實問題，或將社會歷史問題歸結為文化問題的，都不太可能行得通。離開具體的社會歷史分析的文化解釋難以切中要害。一旦訴諸文明的理論模式，就容易陷入去政治化和去歷史化的觀念泥淖，從而離意識形態神話也就一步之遙了。
作者：新京報記者 徐悅東 實習生 李穎
編輯：瀋河西 校對：翟永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