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上帝瘋狂的清教徒和為金子瘋狂的弗吉尼亞人在17世紀塑造了美國

在先輩們到達新大陸幾乎兩個世紀以後，18世紀後期，新大陸的居民們開始稱自己為“美國人”。在今天的大眾想象中，也正是在那個時候，美國開始變得清晰可辨、可以想象，並有些現代了。為上帝瘋狂的清教徒和為金子瘋狂的弗吉尼亞人或許在17世紀的時候就塑造了美國的雛形，但我們稱之為開國元勳的人物全部來自18世紀。

他們是理性主義和實用主義者，熱愛金錢，但不求透過盲打誤撞發現北美版的“黃金國”實現一夜暴富。他們陳述了我們國家的使命宣言（《獨立宣言》），留下了實踐這一使命的操作手冊（《憲法》）。發生在這兩部檔案之間年代的戰爭是一場現代的戰爭，它有關政治而不是宗教，戰爭的目的是讓共和制代替君主制。蒸汽船、軋棉機、雙光眼鏡，還有一份至今仍在發行的報紙——所有這些都是18世紀後期美國的發明。

但以上這種18世紀美國史的標準版本，由富蘭克林、亞當斯、傑斐遜、華盛頓、漢密爾頓和（無神論者）托馬斯·潘恩（Thomas Paine）領銜主演的進步征途，僅僅是故事的一部分，而且是最值得尊敬的那一部分。這一部分故事往往掩蓋了更廣泛、更詭異，但是同樣重要的其他敘事線索，而這些被忽視的敘事線索對我們理解美國幾百年來走過的道路至關重要。

在後清教徒時代的18世紀美國，最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是馬薩諸塞的牧師喬納森·愛德華茲（Jonathan Edwards）。他在當今受到從鮑勃瓊斯大學（Bob Jones University）［1］的神學家到耶魯大學學者們的廣泛尊敬。愛德華茲16歲的時候就從耶魯畢業。我們不難想象為什麼耶魯學者仍舊推崇愛德華茲。他是一個善意的知識分子，試圖以複雜的方式解決他的理性與對一個全知創造主的絕對信仰之間的矛盾。他提倡新科學與新科技的發展。他不討論巫術，不預言世界末日，也不從捲心菜根中讀出上帝的警告。

我們也不難想象為什麼當代的福音派基督徒熱愛他。他非常成功，享有盛名，並且還是與他們有著共同信仰的福音傳播者。他有過令他狂喜的“重生”經歷——在青少年時期經歷過一次關於萬物相關性的靈性頓悟之後，他不僅僅把這種感受作為上帝存在的證明，還把它作為《聖經》及其新教闡釋的真實性的憑據。同時代的富蘭克林和傑斐遜在有了對某種更高力量的模糊信仰之後，便繼續忙其他的事情去了，愛德華茲卻一心追求信仰，並體會到其中的魔力。

馬克·吐溫曾對一個牧師朋友表示，愛德華茲是一個“發了瘋的才華橫溢的知識分子”。［2］ 愛德華茲最廣為人知的講道——《落在憤怒上帝手中的罪人》（Sinners in the Hands of an Angry God）——因他對地獄（一共提到52次）大坑（18次）中的烈火（17次）與烈焰（11次）的生動描述而知名，而所有的惡人將在那裡度過永世。但事實上，這並非他的代表作。

他有關天堂的佈道和寫作比地獄更多。一個好基督徒的任務現在是減少犯罪，收拾殘局，並讓世界變得越來越基督教化。以這樣的方式，完美的未來“將會慢慢呈現”，非常、非常慢：依據愛德華茲對《啟示錄》的解釋，基督教的黃金時代要在幾百年後才會到來，耶穌仍舊是未曾露面、俯瞰一切的缺席統治者，直到那以後的再一千年之後，他才會再次降臨，成為一個被改造好的全新世界的君王。 然而在這樣一個“後千禧年”（post-millennial）的格局下，光明美好的未來如此遙遠，讓人不得不懷疑其中……想象和比喻的成分，因此大多數美國人對此都提不起興趣。一個不能讓人們立刻血脈僨張的宗教，就像缺乏性愛的婚姻一樣索然無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