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派好演，好人難當——談影片《怒火重案》
本文導讀：
新時代有新要求，新一代的人自然也有新一代的使命。
曾幾何時，港產警匪片堪稱一代人的珍貴記憶，無論“暴力美學”大師吳宇森的叫座大片，還是周潤發、劉德華這些走出國門享譽世界的影星，都是大家津津樂道的話題。一晃十幾年過去，港產警匪片影響力下滑，不禁令人唏噓，不過今年公映的陳木勝導演遺作《怒火重案》可謂令人眼前一亮，有直追當年水準之勢。
《怒火重案》的整個劇情可以概括為“一正一邪兩個男人的對決”。正方是警方高階督察張崇邦，由功夫明星甄子丹飾演，而大反派則是前任警察、現任匪幫頭目丘剛敖，由明星謝霆鋒飾演。這麼一看，甄子丹與謝霆鋒，警察與匪徒，正邪不相容、善惡不兩立、演技大碰撞，再加上給力的煙火特效、拳拳到肉的武打設計，以及眾多老戲骨的鼎力相助，《怒火重案》就絕對值得一看。
再加上這部影片是陳木勝導演的遺作，既濃縮了陳導一生的智慧創意，也包含了他透過影片向《小丑》《盜火線》等世界經典電影的致敬，更激起無數影迷對陳導的緬懷。
先談談《怒火重案》的情節脈絡，因為影片中錯綜複雜的人物關係、倒敘插敘交錯的敘事方式，也著實彰顯了導演團隊在編劇方面的匠心。
張崇邦是一位凡事講原則、藝高人膽大、與犯罪行為水火不容的正直警探，而丘剛敖則本是他屬下一位英俊幹練的年輕警官。因地產大亨被綁匪綁架並勒索十億贖金案件引起社會轟動，張、丘等人被上級下令從速破案，而年輕氣盛急於立功的丘剛敖還被警司暗示，必要時可以逾越界線不擇手段，只要儘快解救出大亨就好。
丘剛敖帶著隊友在雨夜抓獲了其中一名嫌疑人，用刑訊手段逼問出人質關押地點，卻不慎失手打死了對方，這一幕又剛巧被匆匆趕到的張崇邦看到。當事後法庭以過失殺人罪審訊丘剛敖等警員時，領功受獎的警司矢口否認曾有過授意，而被迫出庭作證的張崇邦又迫於誓詞說出了目睹的事實，導致丘剛敖等人鋃鐺入獄身敗名裂。
刑滿出獄的丘剛敖等人因為前途盡毀，對整個社會尤其是昔日的上級充滿了憤怒，決心武裝起來挑戰整個司法體系。他們在販毒集團和警方之間製造了多起血案，既為圖財也為復仇，更把目標逐漸對準了曾經的長官張崇邦。
於是，在警方和武裝匪徒之間，爆發了一場又一場縱橫街頭槍火四射的精彩對決……
說實話，在整部影片中，丘剛敖這個大反派似乎更加能博得觀眾的喜愛。在入獄之前，他戴著一副斯文眼鏡形象瀟灑英俊，又因為能力強肯吃苦倍受張崇邦的信任培養，加上新婚在即，簡直就是人生的一大贏家。但在出獄之後，他的形象判若兩人。作為前任警察，他在監獄中倍受虐待，臉上一道傷疤觸目驚心，更因為新娘悔婚和昔日隊友的自殺，導致他的臉上寫滿了惡毒和仇恨，而由他團結隊友兼獄友組成的匪幫，更是手段狠毒無所不用其極。
因此丘剛敖這個角色，自然而然就明顯具備了由正到邪的轉變過程。加上導演在劇情設定方面大量使用插敘手法，將丘剛敖春風得意和陰險歹毒的兩種面孔相互交織，更使角色的內心世界豐富而強大，讓觀眾對匪幫在犯罪過程中冷血殺害昔日警察同僚、在繁華市區使用重武器掃射市民這些殘忍手段有了更深刻的認識。雖然是窮兇極惡的反派，卻在骨子裡透漏出一絲無奈甚至悲壯，更符合現實生活中人性的複雜多變，讓人更易接受。這就是我所說的“反派好演”。
但回頭看張崇邦這樣一位正面典型，就顯得有些不合邏輯，給人一種生硬的感覺。首先，影片開場就用一段“鴻門宴”來樹立他講原則不徇私情的形象。他被好友欺騙前去高檔酒樓赴宴，不想卻是違法富豪和上級長官勾結，企圖用人情和權力說服他交出富豪公子的罪案記錄，最終性格火爆的張崇邦毅然離席不歡而散。而影片在插敘他指證丘剛敖等部下時，更是突出刻畫了他在法庭誓詞和同袍之情間左右徘徊深受折磨的場景，而最後的如實作證，更在強化他的“人物主旨”，即不徇私情注重規則。
但是，在具體破案過程中，張Sir卻像換了一個人，不再是恪守規則出牌的高階督察，更像被正義熱血操控大腦的義勇軍首領。他為獲取丘剛敖匪幫的犯罪證據，能在沒有搜查令沒有上級批准的情況下隻身勇闖販毒集團老巢，又在追捕販毒頭目過程中導致對方被匪徒成功滅口；在為解救被丘剛敖用炸彈項圈劫持的懷孕妻子時，他會為爭取拆彈時間違抗現場指揮的命令，甚至不惜直接向特警方向開槍以嚇退眾人。
在因擅自開槍接受上級聆訊時，張崇邦的一番自我辯解更是一改遵守規則立場，用懲惡揚善的情懷慷慨陳詞，強調警察“不應當滿足自己做了什麼，而應當追求自己能否做得更好”。而他的一眾部下闖進聆訊現場集體求情，更證明了整個團隊對張崇邦理念的信服認同，還使長官做了一個破天荒的決定，額外給他24小時，以便滿足他的夙願剿滅匪徒集團。
這種無法忽視的前後邏輯矛盾，就是我所謂的“好人難當”。這不意味甄子丹的演技或者陳木勝的思路出了問題，而是在今天固守港產警匪片傳統邏輯的理念出了問題。靠這種老辦法想在二十一世紀去樹立一位無懈可擊同時而又深得人心的正面形象，很難。
從《江湖情》《喋血雙雄》《縱橫四海》《警察故事》這些上世紀的經典警匪片裡，我們看到的，是香港電影人用現代銀幕複製出的傳統倫理，即江湖義氣、兄弟情深與除暴安良。無論對立雙方是警察與匪幫、好的黑社會與壞的黑社會，亦或好警察與壞警察，實質上都是傳統豪俠文化穿上了都市時裝改頭換面而已。正因為傳統文化是幾千年深刻沉澱而來，所以觀眾天然不需要鋪墊就坦然接受，再加上有各種現代特技鏡頭、輕重武器火力全開和俊男靚女的交相輝映，才有了港產警匪片的大流行。
但現在已不同於往日。一方面香港的社會文化氛圍正處於狹隘混雜的殖民地文化向更廣更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目標邁進的轉型期，包括電影人在內的香港文化界明顯還未找到與時代的更好契合點。另一方面，中國觀眾群體的文化境界也在迅速發展。那就是絕大多數人能夠既理解諸多現實問題的普遍性複雜性，又廣泛認同國家強大與個人幸福息息相關，也就能客觀認識到傳統文化的長處和短板，而中國觀眾恰恰是港產片倚重的市場主體。所以，《怒火重案》和它代表的所有港產警匪片，接受的其實是新時代文化理念和新一代國人的審視。
新時代的文化理念，正如經濟領域強調市場規則一樣，同樣注重進步和規則。一面強調人性在經濟發展中的同步發展，一面注重人性在愈來愈成熟完善的規則面前受到制約。而對比張崇邦，在需要講規則的時候講規則，需要講血性的時候就拋棄規則不受約束地懲惡揚善，顯得不客觀不現實不接地氣，因為凡人做不到，規則不允許。
新時代有新要求，新一代的人自然也有新一代的使命。這個新，就體現在既能相容幷包弘揚傳統，也能認識到人性發展面對社會發展尤其是經濟發展的相對滯後。面對新的時代，我們這一代人不可能只記得老傳統老經驗，還要消化更多新理念，實踐很多新事物。
小編其人
小皮流流（另一網名：皮皮中尉）：現為某主流媒體主任編輯，“天涯文學”簽約作家，“360個人圖書館”原創達人；在本職中品味業務骨幹的充實，在讀書寫作中聆聽先哲的教誨，在陪伴妻子女兒的過程中體會最純真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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