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彪悍的人生”中搏擊的國人，對成功的定義太狹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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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近日，河北衡水中學高三學生張錫峰在《超級演說家·正青春》節目的一場演講中說出“我就是一隻來自鄉下的‘土豬’，也要立志去拱了大城市裡的白菜”，引起網友討論，“高考能否改變命運”的話題一度在微博成為熱搜。但在這諸多熱議之後，卻鮮有人追問：我們要改變什麼命運？要將它“改向”何方？
從當年新東方講師羅永浩“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釋”到今天中學生的“拱大城市裡的白菜”，中國人衡量人生成功與否的標準從未改變。
在本文作者唐小兵教授看來，努力奮鬥、實現階層跨越、獲取更多的“財富與權力”，作為中國人成功的唯一標尺，塑造了國人單調而扁平的人生觀。在神聖意識煙消雲散的今天，物質主義作為精神動力，也許會給人帶來一時的亢奮，可這亢奮往往也伴隨著難以解脫的虛無。
新東方學校的羅永浩已經成了網路上的名人了，他在網上有一句廣為流傳的名言：“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釋。”我仔細地閱讀了羅的語錄，發現他的話語很具有反諷的特質，在嬉笑怒罵的無厘頭語錄中戳穿了這個時代道貌岸然背後的隱秘。
可今天，我卻不想再成為羅的一個可有可無的粉絲。我覺得他的名言：“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釋”，在某種意義上烙印著這個時代的“精神”，這是一種正在中國的日常生活的每一個角落裡頑強地生長著的精神，在每一個人的靈魂裡紮根的精神，一種崇尚奮鬥、進取和財富的權力意志。
“彪悍”這個概念之所以這麼受歡迎，就因為它所展露的生存哲學已經成為我們共同的準則。在這個時代，精英只能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彪悍人群中產生，彪悍意味著強悍、勇敢、無所畏懼和敢作敢為，彪悍意味著拒絕傷感、憐憫、沉思與細節，彪悍意味著在一個個直接的物質主義目標的刺激下向上流社會進軍，彪悍意味著在對慾望和權力的迷戀和把玩中尋求快感和價值。
一、物質救贖與社會等級
前不久，中央電視臺《對話》節目邀請中美兩國即將進入大學的高中生參與。其中，美國的12名高中生都是今年美國總統獎的獲得者，中國的高中生也是被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香港大學等著名大學錄取的優秀學生。整個節目中的兩個環節因為中美學生表現的強烈對比，令人震撼。
在價值取向的考察中，主持人分別給出了智慧、權力、真理、金錢和美的選項，美國高中學生幾乎驚人一致地選擇了真理和智慧。他們大都認為真理與智慧是更值得追求的價值，是具有超越性的稀缺資源而更具有挑戰性，並且他們認為財富與權力僅僅是真理與智慧的伴生物。
而中國高中生除了有一個選擇了“美”外，沒有一個選擇真理和智慧，有的選擇了財富，有的選擇了權力。中國高中生乃至大學生是處於混亂、困惑、狹隘和迷惘的境地。很多人都很難理解，為什麼“單純”的中國中學生也變得這麼“功利”和“實際”。這也算是一些站著說話不腰疼的“道德家”和“批評家”的“無稽之問”了。
中國中學生的選擇不正是反映了羅永浩先生的“生存哲學”在中國的“社會基礎”嗎？中學生也不是生活在一個世外桃源，而且學校也是一個小社會，一樣地遵循著強者生存、弱者淘汰的叢林法則，我寧願相信他們並非對真理和智慧真的一點追求也沒有，可在中國社會要生存下去，要養家餬口，光有超越性的“真理與智慧”根本就抵擋不了生活的重壓。
在我們這個大時代，詩歌、知識與信仰似乎都屬於“奢侈品”，只能是那些有錢有閒階層才能消費的“物品”（他們是否願意真的消費這種“虛無的物品”，鬼知道？），並且在很多人的思維裡，這些都屬於不能直接轉化成生產力的“意識形態”，也不能給人一種如同鑽石那樣溫暖而堅硬的質地感。
近日衡水中學高三學生張錫峰在語言類節目《超級演說家》中說出“我就是一隻來自鄉下的土豬，也要立志去拱了大城市裡的白菜” 的“金句”，引起網友爭議
在我們這樣的社會，一個人當然也需要救贖，可救贖的關鍵並不在於精神性的自我超越，而在於物質成就。有了物質成就以及與之相伴隨的一切，我們才能獲得一種安全感。
記得美國華裔人類學家閻雲翔曾經在一次演講中說，
在中國，每個人都想削尖腦袋往這個社會的精英階層擠，拼命地不惜一切代價地試圖進入上流社會，因為在中國只有這個階層才有最牢靠的安全感，更重要的是隻有這個階層才有紮實而體面的尊嚴，而在社會結構的其他分層裡，人活得就像帕斯卡所說的那樣：塵土中卑賤的爬蟲。
而在美國或其他歐洲國家，社會的每一個階層都生活得有尊嚴感，都有自我的認同和社群的歸屬，他們會喜愛自己的職業特性、階層趣味與社群生活。
二、消費主義與奮鬥精神
“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釋”似乎在形象地傳播當代中國生活的訊息，彪悍的含義就是勇敢地把自己扔到市場的滔天巨浪中，做時代的弄潮兒，去爭奪屬於自己的資源和幸福。
《南方週末》做過一個攝影報道，說一個外地大學畢業生來到上海找工作，住在浦東簡陋的十元店，每天日出而覓，日落而歸，總是兩手空空地回到住處。當記者問他為什麼一定要“衝進”上海，他說只有在上海，人才會有夢想，物質的夢想，精緻生活的夢想，他直言他的夢想就是做一個老闆，功成名就後坐在金茂大廈的頂層俯視上海灘的浮華與絢爛。
這個樸素的學生說出了這個時代流行的夢想形態，在這種夢想的刺激下，人的潛能可以最大限度地激發出來，激發的過程就是彪悍的人生能量釋放的程序，人在物質的精彩中終究會找到一種認同和迷醉。
我身邊很多的同學都想方設法留在上海，他們也一樣地懷抱著理想，覺得在上海再苦難再卑賤也值得，總有發財的那一天，總有混得人模人樣的那一天，總有出人頭地的那一天。而回內地就意味著被上海淘汰了，就意味著無能和沒面子。
因此，“彪悍的人生”還是有著它內在的根由的，問題是人年輕貧困的時候總想等賺夠錢了一定閒下來做自己喜歡的事情，可賺錢和生活在上海這種城市無疑是沒有盡頭的，各種名目和形形色色的消費品、生活方式和流行色被不斷地生產出來，被不斷地進口過來，人就像無法停止的陀螺一樣在上海灘的金色碼頭暈頭轉向地旋轉，在光怪陸離的城市生活裡不斷地把自己拋擲到物質主義的迷沼。
沒成功之前，因為沒有成功而必須成功，所以人生彪悍根本無暇解釋；成功了之後意氣風發冠蓋雲集更不需要解釋；若人生沒有成功，則只能說明根本就“彪悍”得不夠，更無權解釋。人生成了物質主義的迷宮中一場無法退出的遊戲，除非死神來強行地終止這個癲狂的遊戲。
三、物質主義與精神困境
切斷了超越的源頭後，人生的意義完全成為私人的事情，意義可以隨意地被自我所附加，生命成為一場沒有終極指向的單向度過程。在物質主義作為一種精神動力的時候，人也許會一時或持久地亢奮，可這亢奮往往也伴隨著虛脫與空無。錢永祥先生曾經剖析過這種現代情境裡的“個人迷思”：
“如果對於意義的渴求是一種慾望，縱慾指的便是對於意義的存在有太多幻覺、對於人類的作為創造意義的能力有太大的信心。相對於此，當縱慾的亢奮高潮帶來的只是虛脫挫敗，幻覺與信心會在瞬間崩解，淪為對於一切價值的麻木虛無心態。在除魅後的近代世界裡，意義的問題逐漸浮現，解決的惟一資源又只剩下作為主體的人自身，縱慾與虛無之間的輪替交迭自然愈演愈烈，表現了人類每一次建構意義時從張狂得意到失敗喪志的迴圈。”
每當我聽人說到羅永浩的這句名言時，我總是不合時宜地想起一個已故的美國學者——史華慈。他是一個共產主義中國問題專家，也是一箇中國思想史家。猶太保守教出身的他對於當代世界的物質主義有著本能的“恐懼和反思”。他1999年臨去世前留下的遺作《中國與當今千禧年主義——太陽底下的一樁新鮮事》即是指涉物質主義與當代中國的精神困境。
本傑明·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1916-1999）
所謂千禧年主義指的是：按照基督教曆法，以一千年為單位，相信在其結束的時候，整個人類處境將有一次末世救贖的轉化。史在這篇文章中描述了當今世界瘋狂的物質主義：
“不管怎麼說，針對失控的消費主義所激發出來的各式各樣的慾望，市場經濟這門‘科學’可以提供種種使之快速滿足的方法。不斷堆集起來的消費品帶給我們直接的快感，使我們心滿意足；同時，製造出來環繞在它周圍的名氣和聲望，對於那些坐在經濟權力位子上的人而言，經濟權力使他分泌出大量的腎上腺激素，給他帶來環繞在真實權力的氣氛之中的滿足感。
對那些從事媒體藝術和廣告工作的人而言，他們的名氣和聲望來自發表他們‘私人意見’的權力。這些‘意見’無須憑藉世世代代的人類與‘人的經驗’搏鬥所累積下來的、取之不盡的‘資訊’寶庫，而
單憑一個‘光說不練的腦袋’能夠以‘煽動’和‘新穎’的方式說出一己之見即可。至於絕大多數沒有什麼機會變成名人的一般大眾，則從運動明星和‘富有創意的藝術家’的行為上取得自己的認同。
”
史華慈的這段話用來描述現在的中國恰如其分，他在遺作裡的憂慮正在迅速地轉變成中國的現實。
史的學生林毓生在對這篇文章的導讀中將這種史華慈概括為“物質主義末世救贖論”的心理模式進行了言簡意賅的闡發，他說：
“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擴充套件到了那樣的程度以致向其忠實信徒許諾：只要‘完全專注於從科技·經濟那邊看待人生每一方面’，便能有‘一套全新的方式，來消除長久以來一切人生苦難的成因’。因此，我們有正當的理由稱其為‘物質主義末世救贖論’。因為這樣的消費主義和物質主義超脫了生命中所有的緊張和痛苦，並使其忠實信徒‘升入’一種‘得救’的境地。”
林先生當然並不認為這種“物質主義救贖論”真的可以把人從苦難的境地徹底解救出來，他緊接著就嚴詞批評道：
“它以為當生活透過科技手段和經濟安排已被化約為物質的（包括生物性的）享樂和滿足時，這些問題都會消失。然而，這樣的假定乃是一種逃避主義。當這種逃避主義變成一股全面性、囊括一切的潮流的時候，它帶來的是人的力量的削弱和人類的墮落。到頭來，‘物質主義末世救贖論’所想象的‘拯救’，恰恰由於它無法超越它的塵世的種種侷限性，而根本不是什麼真的拯救。物質主義，作為一項偶像崇拜，只是一種完全沒有宗教基本真實性的、自我欺騙的、異化版本的‘宗教’而已。”
四、成功人士的硬漢人格
問題就在這裡，這種自我欺騙的“物質主義末世救贖論”為什麼在中國的來勢這麼兇猛？幾乎席捲了從上海、北京、廣州等大城市到內地城市、從都市到鄉村的每個人的日常生活的“物質主義”，如果真的是一種如林先生所說的“沒有宗教基本真實性”的假象，它為什麼能夠產生這麼大的魅力和魔力？它為什麼能夠讓幾乎所有的中國人（而美國的中學生卻選擇了真理與智慧）甘願為了“財富與權力”把自己投擲到滾滾紅塵之中？
對於這個“天下熙熙，皆為名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的急功近利的時代，有著宗教背景並親歷廿世紀諸多苦難的史華慈曾經說他的立場是：“後退一步，遠眺彼方。”可對於沒有超越性的宗教傳統的中國人，又生活在一個神聖意識形態崩解的世俗時代，他們除了在物質的迷戀裡玩味塵世的悲歡又能如何？他們怎能尋找到一種力量把自己從這種似乎無法退出的過程中自我拯救出來？
正是這樣一種“物質主義末世救贖論”的驅遣，導致當代中國普遍瀰漫著一種“浮士德/普羅米修斯精神”，這種精神亦即羅永浩中國式的話語表達：“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釋”。史華慈認為標誌著當今西方文明危機之特質的是一種他命名為“浮士德/普羅米修斯精神”的意識形態。
這種精神指的是一種全方位開發人的潛在能量，用以無止境地控制、主宰包括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在內的整個外在世界，從而幾乎完全忽視了人類內心世界的調控，特別是精神、道德品質的提升。
橫決天下的動力、自我肯定、積極行動、無限擴張是這種精神最珍視的價值。其強勢形式可以將其它價值包括真、善、美、自由、平等、民主統統邊緣化，視之為達成上述價值的工具。它的惡性發展則不僅導致天人關係斷裂、精神價值源頭枯竭，而且造成純粹的物質享樂主義氾濫、自我餵養的消費主義失控。浮士德精神一旦和社會達爾文主義與某種民族主義的思想情感相結合，更造成個人、集團、民族國家之間為爭奪財富、權力、榮譽而進行你死我活的慘烈屠殺。
史華慈把這種“動物兇猛”的“浮士德/普羅米修斯精神”的瀰漫歸咎於四個原因，即“化約主義的自然觀”、“人類中心的主體主義”、“社會技術工程取向”和“社會環境決定論”。這四種曾經在西方洶湧的思潮正在當代中國“粉墨登場”，造成了整個社會人格的一元化和扁平化，除了獲取“財富與權力”進入上流社會，其他的人生選擇都會被認為不合時宜，是頑梗不化，是卑怯示弱，是註定要成為社會現代化程序的失敗者。
中國的公共生活與私人空間已經喪失了其界限，並逐漸地被一種阿倫特命名為社會領域的空間取代，在這樣一個社會領域裡，遵循的是消費和競爭，崇奉的是對抗性遊戲，弱者、無助者、無名者、失敗者都是不值得憐憫的，他們的被淘汰是“自然”而“合乎情理”的，
這個社會培養的是一種“硬漢”式的人格模型，冷血、殘忍、排他性、獨佔性的個人主義、對社會公德的無動於衷、超越社會規則、炫耀性的“擺酷”、蔑視倫理底線、燒錢、縱慾與虛無，在物慾的華麗中狂歡，都是這種“硬漢”或“硬女”的人格特徵，他們引領著潮流，開啟著新的生活方式，在一波波時尚與流行的替換中感覺“領袖慾”的滿足。
這種人格在西方也許會被宗教傳統適當地抑制，可在當代中國，儼然是成功人士的“楷模”，這種成功人士身上散發的“浮士德/普羅米修斯精神”被想象成美麗的光環，吸引著眾多的後繼者“赴湯蹈火在所不惜”。羅永浩不是學哲學出身，可多年的社會閱歷讓他敏銳地把捉住了“時代精神”的核心，這個核心就是“彪悍的人生不需要解釋”。
林毓生在解讀完史華慈的《中國與當今千禧年主義——太陽底下的一樁新鮮事》後，也顯得格外的憂心忡忡，他擔心史華慈對西方世界和中國社會的預言成為人類的災難性現實，因此，他告誡道：
“邁向有意義的人生的第一步，就是不怕犯錯，併為自己的錯誤負責。事實上，衡量一個人成熟與否，要看他從錯誤中學習的能力如何而定。這才是通往人的自主和尊嚴的道路。”
可是，正在“彪悍的人生”中搏擊的中國人能夠“迷途知返”並從“錯誤中學習”嗎？也許這個問題的答案仍得到九泉之下的史華慈先生那裡去尋覓，畢生獻身於中國研究的他曾經說過：“有人熱愛中國，有人厭惡中國，可我尊敬中國。” 今年（2013年）是他的九十七週年誕辰，如果他可以從遙遠的天國窺視到當代中國的社會面相，不知道他該作何等感慨！
作者唐小兵，歷史學博士，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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