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地理的角度分析歷史：為何金人花十年滅遼，卻只用一年就滅宋？
北宋宣和七年，金兵大舉南下，宋徽宗效法唐玄宗躲避安祿山的先例，將皇位傳給太子，然後逃往金陵。欽宗登基後，肩負著抗金的重任，他認為汴京無險可守，想先退到襄陽去，避其鋒芒，然後再尋求機會收復失地。對此，大臣
李綱
堅決反對，他認為徽宗把社稷付託給皇上，就有了守土之責，不該捨棄都城而遠去，欽宗聽後理屈而無法回答。白時中便詰難李綱說：“都城豈可以守？”不料李綱不以為然，他認為“
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
”汴梁雖然無險可憑，但城牆修得最堅固，周圍又屯有重兵，且宗廟、社稷、百官家屬都在城中，斷無棄守之理。當時負責城防的陳良弼急忙上奏說：“京城樓櫓創修，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濠河淺狹，
決難保守
，願詳議之”。欽宗便命李綱與陳良弼去探查情況，不料李綱回來後卻認為這些是小問題，說京城“堅且固”，應當留下來堅守，以待勤王之師的到來。欽宗見諸大臣都不說話，便採納了李綱的意見。
李綱力排眾議，勸宋欽宗留守無險可憑的都城
之後完顏宗望率領的東路金兵攻打汴梁受挫，西路軍又僵持于山西，無法集中兵力。金人到考慮時機尚未成熟，便假意跟宋朝議和然後撤軍。欽宗因而覺得李綱的留守主張是正確的，誤認為汴京確實是天下最堅固的城池。然而，八個月之後，金兵再次南下，很快便合圍了汴京。欽宗變得猶豫不定，不知道是否要堅守下去。這時大臣
唐恪
進言說唐朝遭遇安史之亂，之所以能夠復興，是因為“天子在外，可以號召四方”，他建議欽宗留下太子守京城，然後自己逃往西洛，“
連據秦雍，領天下兵親政，以圖興復
”。
欽宗正打算採納這個建議時，開封府伊
何慄
卻引蘇軾的《論周東遷》來反駁唐恪，完全改變了欽宗的看法，因而決定繼續留守。就在破城前夕，張叔夜急忙奔入宮中，對欽宗說：“賊鋒甚銳，願如明皇之避祿山，暫詣襄陽，以圖幸雍”，然而欽宗卻沉默不答。最終金人攻克汴京，俘虜了二帝，使北宋在突然的攻擊下滅亡了。欽宗因誤聽書生迂言，放棄了逃跑的機會，所以李若水臭罵何慄說：“
致國家如此，皆爾輩誤事
”。
金兵只攻克汴京便滅亡北宋
何慄曲解蘇軾的《論周東遷》
蘇軾所寫的《東坡志林》中有一篇專門討論周朝衰亡原因的文章，此文的結論是“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繆者也。”以及“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蘇軾認為都城之於國家就像田宅之於富民一樣，即使家道中落，也不能把祖宅給賣了，因為那樣會失去根本。魏惠王與楚昭王都因懼怕秦國而遷都，但終究逃不過滅亡的宿命；東晉時，王導拒絕離開金陵而遷都豫章，說：“北寇方強，一旦示弱，竄於蠻夷，望實皆喪矣！”最終留在金陵，晉室因而復安。所以蘇軾認為周平王因犬戎之亂而遷都洛邑，捨棄了豐、鎬舊都，遂使周王室一蹶不振，名存而實亡。
其實，
蘇軾所談論的遷都是大軍過後的情況，而非大軍壓境之時的選擇。
周幽王被犬戎殺害，宮室皆夷械鍵嘔為平地，東晉遭遇蘇峻之亂，宗廟焚滅殆盡，這才恰部節出現了是留下來重建舊都，還是遷往他地另造新邦的問題。在蘇軾看來，與其另尋他地，不如重建舊都。因為“我能往，寇亦能往”，即使躲到天涯海角，也解除不了強鄰的威脅，那還不如識了留下來繼續祖宗的基業，使國家強大起來而不被別人欺負。遷都是一種示弱的表現，一旦逃走，那就難以中興了。
何慄卻荒謬的引用《論周東遷》來反駁唐恪，認為即使大軍壓境、汴梁難守，也不能暫避敵鋒，逃亡他處。唐恪的意思是想讓欽宗效法唐玄宗，暫時放棄長安，逃往他處，先保留實力，待日後再反擊以收復都城，這是無可奈何的權宜之計。因為汴梁四處都是平原，金國騎兵又來得如此之快，宋朝的勤王兵尚未到達，此時堅守孤城無異於孤注一擲，為什麼不逃跑而是坐以待斃呢？誰知李綱、何慄等安土重遷的書生卻要用百姓不可拋、君王死社稷、宗廟不可棄等大義來道德綁架欽宗，使其逃也不是、留也不是，猶豫之間就城破被虜了，書生誤人國家如此。
宋欽宗疑而不斷，耳根柔弱，終致城破被虜
汴京並非能堅守之都城
李綱曾說：“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這是不通時務的書生話，從歷史來看，汴京幾乎可以說是最容易被攻克的都城了。
自古以來，從沒有一個朝代把都城定在汴梁。直到唐朝末年，朱溫被封為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使後，才以這個地方作為創立基業的大本營。然而，朱溫在建立後梁時，並不常駐汴京，而是留在西都洛陽，這是出於軍事上的考慮。朱溫被殺害後，群臣勸朱友貞入洛繼位。友貞回答說：“夷門本太祖興王之地”，於是堅持在汴梁登基以此為首都。後梁在與後唐的數次交鋒中，定都汴梁的弱勢已經顯現出來了。公元916年，後唐莊宗李存勖率領主力部隊與後梁軍在魏州對峙，然後派李嗣源出奇兵偷襲鄆州，從山東改道直取汴梁。李嗣源在攻克鄆州後，立即帶領千騎晝夜兼程，直奔汴京。後梁末帝朱友貞知道梁軍主力已經趕不上李嗣源的速度，無法回防了，而且知道汴梁不是一座能夠堅守的城池，自己又逃不了太遠，為此日夜哭泣，最終自殺而死。這是汴梁作為帝都後第一次被攻陷。
李存勖是一名傑出的軍事家，他知道汴梁並不是一座能守的城池，所以滅亡後梁進入中原後，也把都城建在了洛陽。石敬瑭在契丹的幫助下，殺死李從珂，建立後晉，仍繼續定都洛陽。天福二年，石敬瑭考察汴梁，覺得此地便於漕運，故而升為東京，再次定都於此。十年後，晉出帝背叛契丹，契丹人僅用一個月的時間就攻克汴梁，將出帝虜走。後晉滅亡之後，大將劉知遠便在晉陽稱帝，之後又經洛陽來到汴梁，改國號為漢，繼續都汴。後周郭威與北宋趙匡胤相繼黃袍加身，反過來揮師汴梁時，幾乎沒受到任何有力的阻擋，建國後也都定都於此。
從五代史來看，具有軍事戰略眼光的朱溫與李存勖都不肯定都汴梁，因為這個地方無險可守，太容易被攻破了。而朱友貞、石敬瑭、劉知遠和郭威都貪圖汴梁的漕運便利，才升此地為都城，因而國祚日淺。
定都於汴是出於漕運的考慮
宋太祖兄弟的遷都之爭
北宋從後周手中繼承了政權，都城也是沿用前代的，但宋太祖始終對汴梁不滿意。開寶九年三月，宋太祖到西京洛陽去祭拜安陵，遂居洛陽宮，不肯回京。他召叢集臣商議遷都事宜，群臣都堅決反對，其弟宋太宗也說遷都動靜太大，會帶來諸多不便。然而宋太祖卻說：“
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
”。他想先把都城從汴梁遷到洛陽，然後再繼續西遷至關中的長安。宋太宗忙問為什麼有這種打算？
宋太祖回答說：“
吾欲西遷，據山、河之勝以去冗兵，循周、漢故事以安天下也。
”
宋太宗聽完後，便用一句名言來堵住其兄的嘴，即“
在德不在險
”。太祖聽後無言以對，又拗不過群臣，只得返回汴梁，他不禁長嘆說：“
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
從道理的角度來說“在德不在險”當然是正確的，吳起當年就告誡魏武侯說三苗夏商的都城都十分險峻，但因政治腐敗，導致天險也救不了王朝。然而定都難道就不需要考慮天險嗎？朝政腐敗必然會導致滅亡，但是無險可守也會加速國家的破滅。汴梁處於曠野之上，沒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地理優勢，只能純粹靠人海來把守，這樣會加重國家財政的負擔，還養了一堆戰鬥力極差的冗兵在周圍，臨陣打仗的時候發揮不出作用，這正是宋太祖所擔憂的。而宋太宗不去考慮具體的問題，卻拿大道理來駁倒其兄，遂使上下苟安於汴梁，在立國百年之後，遷都更是成為不可能的了。
選址都城不能忽略地理環境
留守汴梁是導致北宋快速滅亡的原因
撇開朝政腐敗等其他因素不談，單從地理及軍事的角度來看，定都汴梁並且執意留守汴京是北宋快速被金國攻滅的原因。
金人從起兵反抗到滅亡遼國，共用了十多年時間；而從越境入侵到滅亡北宋，卻只耗時不到一年。這是因為遼國的天祚帝一直在外征戰，金兵為了俘獲他耗費了不少時日，同時燕京也是一座有著天然屏障的難攻之城，若不是宋金聯合，攻城時間可能還會持續得更久。反觀宋朝，從第一次金兵南下到二帝被俘，宋欽宗始終在汴梁城中，而且在第一次守城成功後他還把徽宗接了回來，導致父子一同被俘獲。這種坑爹的愚蠢做法讓太上皇徽宗非常生氣，《北狩聞見錄》裡就記載宋徽宗對李石等指責欽宗的話，他說：“
朝廷既不令南去，又圍城時聾瞽我不令知，以至於此。
”
十年滅遼，一年滅宋
當金兵突然反目而南下入侵時，留守汴梁絕非最佳選擇。第一是此城無險可守，第二是準備得過於倉促難保萬全，第三是河北地區迅速崩潰，早已說明宋兵戰鬥力低下，根本就守不住汴梁。宋朝軍制有一個巨大的毛病，那就是削弱了主將的權威，導致部將可以專橫跋扈而不受約制。王全斌破蜀時，不能制約部將燒殺；曹彬徵遼時，部將不依節制，導致軍隊潰敗；楊業與潘美約定守峽谷，要誘遼兵深入而剿之。結果部將擅自撤離，潘美不能控制，也只得離開，導致楊業誘敵入谷後反被殺害。金兵南下時，童貫棄守太原而張孝純不能制止；金兵渡過黃河後，官軍無一人禦敵而全部逃竄。這是
冗兵及更戍制
所帶來的惡果。汴梁周圍雖然屯兵眾多，但無險可守，當面臨兇猛的敵軍來犯時，這些士兵都會感到恐懼，進而觀望或逃竄，失去了戰鬥力。
因此，可以說欽宗原先想效法唐玄宗暫棄京城而撤離不失為權宜之計；而李綱、何慄等書生卻將國運賭在一場守城之戰上，妄引蘇軾的《論周東遷》，用“大義”來說服欽宗留守，導致豪賭失敗，國破家亡，可悲可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