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董坤、陳夏紅、秦明
“80後”青年法學家走上舞臺
法治週末記者 武傑
2017年3月1月，第八屆“全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評選結果出爐，來自實務界和理論界的10位法學家獲此稱號。
由中國法學會主辦的“全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每3年評選一次，可以稱得上是我國青年法學、法律界的最高榮譽。
當年，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編譯部副主任、副研究員董坤獲此殊榮。1982年出生的董坤當年還不滿35歲，不僅是“全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中最年輕的學者，更是唯一的“80後”。
在法學界，四五十歲正當年，六七十歲稱權威，“年輕人”董坤的當選確實令人驚喜。
充滿學術熱情的檢察人
“有運氣的成分在，和其他老師比差遠了”。對於榮譽，董坤錶現得很謙虛，“我還只是個法學界的‘小學生’”。在同事眼中，這個眉清目秀的青年學者就是個普普通通的小夥子，但是那份上進、執著又讓人印象深刻，什麼難題在他那裡都能解決。
與平時低調的形象不同，董坤在學術上的成績亮眼，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他的研究成果都得到了學界的認可。特別是他對預防冤假錯案的研究，成績尤為突出。
2012年，董坤出版了專著《偵查行為視角下的刑事冤案研究》，後來又發表了《檢察環節刑事錯案的成因及防治對策》等多篇重量級論文。獨特的視角，在學術界引起較大反響，也為實務部門在制定規範章程時提供了理論參考。
“作為檢察理論研究者，我想我應該有所擔當，有所作為。”董坤說。
為了課題研究，他蒐集了國內外眾多典型冤假錯案的資料，很多案件資料因年代久遠難以查證。他就一頁一頁地去查書、翻報紙，只要發現有用的內容就仔仔細細記錄下來。一些實在難以查到的資料，他就去向導師和前輩尋求幫助。
研究工作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但董坤並不覺得枯燥。“因為喜歡，所以做什麼都有勁兒！”即使是帶女兒的時候，他也常把最新的研究內容當成故事講給女兒聽。
由於對科研工作的熱愛，董坤幾乎將全部時間都花在了研究上。他的辦公桌上堆滿了各式各樣的法學書籍，身後兩個滿滿當當的書櫃，讓並不寬敞的辦公室更加擁擠。即使回到家裡，他也要在書房呆上三四個小時。
在董坤的影響下，他的女兒也成了“小書蟲”，常常自己一邊翻書一邊說著誰都聽不懂的話。
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讀書的時候，董坤最喜歡的就是木樨地校區的圖書館。他說，當時的木樨地校區圖書館在硬體設施上雖然還不算先進，但館藏資源卻極為豐富，尤其是公安專業類圖書資料的館藏資源在全國居首，在這樣的知識海洋裡遨遊，他感覺自己如魚得水。
“好成果都是磨出來的。”董坤有幾個微信群，群裡是一些有共同愛好和興趣的法學老師、朋友，他在裡面很活躍。但凡研究過程中遇到什麼棘手問題，他都會在群裡同大家探討，向同學或老師請教。如果遇到觀點不同的時候，也會毫不客氣地針鋒相對。一輪辯論下來，常常能夠碰撞出新的想法。
透過長時間的切磋與學習，董坤不斷提升自己的科研能力，理論水平有了質的飛躍。之後，由他執筆的《臺灣檢察系統司法改革中的啟示與借鑑》《檢察官參與命案現場勘驗制度研究》兩篇文章，受到最高檢領導的充分肯定，許多專家學者也給予了很高評價。
誤入法門，不曾離去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公安學院偵查學本科、刑法學碩士、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法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法學博士後，再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董坤的簡歷看起了就是為了成為法律人而準備的。其實，他是誤打誤撞進了法門。
上大學之前，董坤是一名理科生，稱得上學霸的他還在全國物理、化學競賽上拿過名次。
高考填報志願時，董坤只報了一個提前批次的政法院校，其他志願都是自己擅長並喜愛的理工類。但是，最後錄取的竟是偏文科的偵查學專業。懵懂間，他成了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公安學院偵查學專業的一名本科生。
好在，家裡有人當過警察，董坤也算繼承了上一輩的事業。從小耳濡目染，加上那些年普法節目流行，愛看《今日說法》《法治線上》等節目的董坤很快被法學所吸引，喜歡上了這門陌生的專業，學習法律的熱情也更高漲。
從此，他的生活開始與法學為伴。即便是放鬆時看看電視劇，他也是法律人思維，能夠敏感地發現許多法律問題。熟悉他的朋友和同事都知道，一談到與法律、學術有關的話題，董坤就兩眼發亮。
2007年，董坤報考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博士研究生的時候，由於專業課成績不理想，沒有被錄取。但是，他憑著對偵查學專業的熱愛第二年再次報考。當時他對自己說，如果還考不上，就放棄然後安心工作。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第二次報考中，董坤以總成績第一，順利考入公安大學，成為了一名偵查學專業的博士，並師從仰慕已久的王大中教授。
博士畢業後，董坤進入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工作，脫了警服換上了檢服，成為了一名檢察官。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和領域也轉變為檢察理論、證據制度以及刑事訴訟程式。
董坤的老領導、最高人民檢察院第五檢察廳廳長王守安對他的探索精神十分認可，“他對新領域充滿熱情，特別樂於探索”。
有一次，理論所接到一個關於檢察發展的課題，需要對整個檢察制度、工作、政策進行全面瞭解。所裡都覺得這是一個不小的挑戰。但董坤接到任務後卻很興奮，驚訝之餘，更多的是感動。
董坤把具有挑戰性的任務當作了一次系統瞭解檢察業務、檢察史的機會，他說：“我還年輕，缺乏經驗，要‘沉在下面’，不能‘浮在上面’。”
除了科研任務，董坤還在最高檢檢察理論研究所編譯部擔任《中國刑事法雜誌》的編輯工作。工作起來，依舊是“董氏風格”，編輯工作細緻繁雜，每一個細節都追求精益求精。
對於未來，他說：“夢想，希望能多做點對中國法治建設有幫助的事情。當下，就是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做好自己的每一件事。”
學術大合唱時代的行吟歌手
法治週末記者 武傑
每週三晚上，陳夏紅都會準時出現在中國政法大學昌平校區的教室裡。不是講座、也非讀書沙龍，此時，他的身份是破產法課程的老師。
中國政法大學破產法與企業重組研究中心研究員，歐洲破產協會、國際破產協會會員，其實破產法才是陳夏紅的老本行，但更多人對他的印象則是多年來記錄老一輩政法學人的文章、書籍和赤誠之心。
2006年的《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2010年的《沉浮與枯榮：八十自述》、2011年的《政法往事：你可能不知道的人與事》、2013年的《出沒風波里：江平和他的時代》再到2016年的《風骨——新舊時代的政法學人》、2017年的《錢端升全集》……
正如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江平所說的那樣：“陳夏紅開啟了我們國家對於法學界歷史人物的研究。”
開啟法學界歷史人物研究
“辛酉歲立夏生於洮河岸邊大溝寨村。1歲到4歲生病。5歲到7歲捱餓，此後在學校入隊入團入黨。千禧年後，落草軍都山下中國政法大學至今，半工半讀，非法非史。”
1981年，陳夏紅出生於甘肅省定西市岷縣。儘管陳夏紅已經在中國政法大學學習、工作了近20年，但不消費力仍能聽出話裡未變的家鄉味道。這口音連同西北人的那份淳樸、執著，一直跟隨著這位政法學人的打撈者。
問及為何寫這些法律人，陳夏紅常常會用這樣一句話回答：“就像問爬山者為什麼要爬一座又一座山，他會玄妙而富有哲理地告訴你：因為山在那邊。我的答案與此類似，因為法律人在往事中，因為政法往事在那邊。”
2003年，《南方週末》一篇名為《被遺忘30年的法律精英》的報道讓還是中國政法大學學生的陳夏紅深受震撼。潘漢典、盛振為、盧峻、王名揚……這一長串的名字，讓人感到陌生，如果不是這篇報道，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他們存在過。
作為一個本科生，陳夏紅有了非常強烈的探索慾望，民國法學人物的故事太多了，驅動他的不僅有好奇心，還有同情心。當時，研究中國法律人的作品並不多，陳夏紅開始在網路上發表與民國法律人相關的研究文章，當時恰逢網路興起，BBS風靡，一些讀者留言鼓勵，甚至把自己瞭解的資料發給陳夏紅，支撐著他的研究越來越深入。
在此期間，陳夏紅經歷了工作調動、讀研讀博，儘管工作、學習繁忙，但是關於政法學人的研究一直沒有放下。
2006年，陳夏紅的第一本書《百年中國法律人剪影》出版。這本書也開啟了他持續十多年的法律人旁觀者的身份。民國時期的法律人才總數雖然不多，但精英卻不少，把這些埋沒的精英傳記整理出來，就是很大的貢獻。江平稱陳夏紅就是開拓這片處女地的先鋒。
法律人研究不會割捨
做歷史研究，史料是最有力的證據。
在陳夏紅並不寬敞的辦公室裡，放了大大小小七八個書架，凡是有可以放下書的地方，早已被塞得滿滿當當。將這些書籍、史料視若珍寶的陳夏紅對他們瞭如指掌。
提起自己的“資料庫”，一向謙虛的陳夏紅難得地驕傲起來，“在我的能力範圍內，能找到的都找到了”。
提起收集資料的過程，他未加思索就準確地從書架上拿出了吳恩裕的原版圖書《論中國國家的起源問題》《曹雪芹叢考》，轉身又在其他書櫃上拿出了錢端升的著作……簡體字、繁體字、豎版、外文版，有些書已經泛黃甚至破損。這些都是他從全國乃至全世界收集來的。
1998年，臺灣《傳記文學》出版光碟版，包括了36年間出版的433期雜誌。該刊以發表民國人物的傳記和史料為主，這讓陳夏紅心動不已。8000多元的售價，相當於他當時4個多月的工資，陳夏紅咬咬牙，還是託人買了回來。據說，他是唯一一個以個人名義購買這個資料庫的顧客。
當時的政法學人與社會互動頻繁，寫文章、發時評，每一句話、每一篇文章、每一本日記都是他們為後代留下的思想財富。資料多對研究者是好事，但是對沒有經費、自掏腰包的陳夏紅卻也是一種壓力。
陳夏紅曾說：“我覺得早年比較困難是沒錢，現在比較困難是沒時間。到目前為止，我搜集錢端升及其他法律人物的資料，所有費用都只能靠自己承擔。比如我託人從哈佛大學影印錢端升的博士論文，四五百頁，花了近千美元，相當於當時我兩三個月的工資。還有我這幾年去各地檔案館尋找資料，各種費用都是自己承擔。這都是需要面對的困難。”
重回破產法，法律史初心不變
2017年，《錢端升全集》出版，陳夏紅曾開玩笑地說，這會是他研究法律人物的一個休止符。這幾年，他的重心慢慢迴歸到破產法、迴歸了講臺，但他也想著，等自己不那麼窘迫的時候，能夠繼續從從容地修訂完善《錢端升先生年譜長編》，寫一本經得住時間考驗的《錢端升評傳》。
在陳夏紅的學術之路上，法律史和破產法其實始終是交織在一起的。他的法律史功底讓他在完成同樣偏重法律史的碩士論文《近代中國的破產製度變遷》時獲益匪淺。這篇論文還發表在《政法論壇》上，有學者表示，這是近年來他看到的對中國近代破產製度考述最為詳備的文章。
2007年，陳夏紅被錄取為高校教師序列碩士研究生。在報專業、選導師時，陳夏紅特意選擇李曙光教授，並因此選擇經濟法專業。李曙光教授是我國早期培養的法制史博士之一，他的博士學位論《晚清職官法研究》迄今仍一紙風行；李曙光教授從法律史到破產法的轉型，給了陳夏紅極大的鼓勵。共同的志趣、愛好和話語，讓師生之間的交往更有深度和廣度。
2011年，陳夏紅遊學荷蘭馬斯特裡赫特大學。按照兩個大學最初的合作協議，陳夏紅要在一年的時間內完成破產法英文博士論文初稿；但同時，他還得完成後來以《風骨：新舊時代的政法學人》為名出版的書稿。他的白天屬於破產法，夜晚屬於政法學人，白天用英文研究跨境破產的制度，晚上則用中文寫作新舊時代政法學人的故事。辛苦程度，難以想象，即使分身乏術，陳夏紅也從未想過放棄。
現在，回到破產法領域，陳夏紅依舊不改“資料控”的本色，關注世界上最新的研究成果，不斷斥巨資從國外購買破產法領域最新出版的書籍。得益於此，他的知識星球“破產法百家談”已經成為國內破產法領域最前沿的資料庫。
但無論是在什麼領域，陳夏紅都有自己的堅持，他認為現代學術體制越來越工業化、官僚化，耗費巨大但產出平庸，表面熱鬧但實質空洞。他更願意做一個學術大合唱時代的行吟歌手，哪怕很多時候不得不自言自語，哪怕有時會跑調。陳夏紅說：“我早期在法律人物領域的積累，現在乃至未來在破產法領域的深耕細作，我希望都能夠實現這個期許。”
一手執刀 一手執筆
法治週末記者 趙晨熙
“電影超出預期。”秦明在安徽省公安廳的辦公室看完尚未配樂的電影《秦明·生死語者》後，給主演嚴屹寬發出了這條微信。
這是《法醫秦明》系列小說第一次被改編成電影，並在6月上映。此前該小說改編的同名網劇已經獲得收視口碑的雙豐收。
小說、網劇再到電影，《法醫秦明》如今已成為一個經典IP，作者秦明也成為暢銷書作家。但是，秦明始終最認同的還是自己法醫的身份，“這是我一生的職業”。
讀懂屍體的語言
秦明喜歡叫自己“老秦”，但實際上他並不老，1981年出生的他是一名法醫，現任安徽省公安廳物證鑑定中心主檢法醫師。
別人工作是“閱人無數”，秦明則是“閱屍無數”。據他不完全統計，親手解剖的屍體，少說也有上千具，這當中有遭遇情殺、仇殺、財殺的，還有各種激情犯罪等。
一勺泔水倒完了，勺底卻留著一截油炸過的手指；衣櫃裡竟然掛著剝下來的人皮……很多人在觀看法醫秦明網劇時都曾被劇中呈現的犯罪現場、屍體慘狀嚇到。然而現實比影視作品更殘酷，進出於蠅蛆滿地的現場，檢驗高度腐敗的屍體是法醫的日常。
為什麼會選擇做法醫，秦明笑言是為了“平息家庭矛盾”。爸爸是刑警，想讓他子承父業；媽媽是護士長，希望兒子以後從醫，收入高。為了安撫爭執不下的父母，秦明乾脆學了“法醫”。
1998年高中畢業，秦明考入皖南醫學院時才發現，全班40個人，只有他一個人第一志願報了法醫。那時候法醫還很冷門，人們也不瞭解這個行業。
真正讓秦明認真審視法醫這個專業源於他的第一次屍檢經歷。
1999年大一放假，秦明開始跟著當地公安局的法醫跑現場。當把解剖臺上的屍袋慢慢拉開時，他驚呆了：死者竟是他的小學同學。
那是一起群毆事件，一名18歲少年當場中刀死亡。死者有五六處刀傷，致命的一刀在胸口，可是幾個嫌疑人始終都不承認捅了胸口。秦明的法醫師傅仔細檢查後，發現胸口創口邊緣有一個小的皮瓣，這是捲刃的刀在抽刀時造成的，於是警方順藤摸瓜確定了造成這一致命刀傷的兇手。
“我驚訝地發現法醫在破案中還能起這麼大的作用。”這讓秦明第一次真正明白了“法醫”兩個字的含量。
從2005年正式入行，一樁樁案件讓秦明越發體會到法醫是在用手術刀解讀死者最後的語言，他們是能讀懂屍體語言的“屍語者”。這也成了他第一部小說的名字。
最會寫作的法醫
2012年1月22日，除夕之夜，秦明在刷微博時看到一個急症科醫生寫了很多自己的小故事，粉絲已有一百萬。然後“安徽公安線上”的官方微博在秦明微博下面留了言：你為什麼不能寫呢？於是，秦明開始在部落格上寫作。
作為法醫學學生的“我”實習解剖，解剖物件卻是自己的小學同學……秦明以《鬼手佛心——我的那些案子》為主題，開始在網上以日記的形式記錄自己工作的點滴，開篇的第一個故事正是自己的第一次屍檢經歷。
“剛開始閱讀量只有1000左右，寫到三四萬字，開始每天有十幾條留言，這些人就像是我的強心劑，支援我一直寫下去。寫了四五萬字後被天涯版主發現，被放到了‘天涯聚焦’上，閱讀量一下漲到了10萬，從那之後就‘火’了，好多出版社來找我出版……”秦明確實火了，目前，《法醫秦明》系列小說已出版六部，分別為《屍語者》《無聲的證詞》《第十一根手指》《清道夫》《倖存者》《偷窺者》，以及眾生卷第一部《天譴者》。
秦明的小說有個特點，所有故事都是從真實案件中取材。“我要透過小說向讀者展現出法醫最真實的一面。”秦明強調，法醫秦明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群體。
法醫是我一生的職業
秦明的粉絲給自己起名“芹菜”，但凡有粉絲見面會，現身時都會人手一束芹菜。
秦明最喜歡的則是香菜，由於常年接觸屍體，手上或多或少會有些“怪味”，因此他兜裡常裝一把香菜，出門前都先用香菜搓手改改氣味。
工作辛苦又沒有寫書掙錢，同事調侃秦明，乾脆當一名專職作家算了。秦明一本正經的否定了，“我對這個工作是有感情的，不會辭職，寫作也是希望大家能關注到法醫這個行業”。
“以真實的情節警示犯罪，反映出真實的中國法醫工作。”是秦明寫作的初衷。他坦言，在公務員隊伍中，法醫群體很小，他們學歷高、接觸別人避諱的事物、進出環境惡劣的地方、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髒和累，卻拿著最基層公務員的工資。
由於長期工作在屍菌聚集的空間，秦明曾患上角膜潰瘍，被醫生警告有失明的危險；秦明的一位法醫校友，在礦上檢查案發現場時，因為突然爆炸的炸藥庫而犧牲……
這些危險沒有讓他們退縮。秦明先後畢業於皖南醫學院法醫學系和中國刑警學院法醫系，兩個班共60多位同學，十多年過去了，從事法醫職業的還有40位左右。
“法醫是一項接觸死亡、感觸人性的職業。”對和秦明一樣的法醫來說，這不僅是一份餬口的工作，更是“一雙鬼手，只為沉冤得雪；滿懷佛心，唯願人間太平”。
就像影片《入殮師》改變了人們對於入殮師的看法，秦明希望有一天能夠透過自己的小說改變人們對法醫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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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法治週末報
策編劃 | 《法治週末》“70年70人”策劃組
執編行 | 《法治週末》“70年70人”採編組
監編制 | 真東 宋學鵬 孫繼斌
總策劃 | 臺建林
總監製 | 李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