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5500年至4000年，以黑色玉料為主的玉禮器流行中原！“玄玉時代”:五千年中國的新求證！
由上海市社會科學創新研究基地——上海交通大學文學人類學中心暨神話學研究院，咸陽市文化和旅遊局、陝西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共同主辦的“紀念仰韶文化發現暨中國考古學誕生一百週年‘玄玉時代’高階論壇”，近日在咸陽舉行。一批來自北京、上海、甘肅、陝西、河南等省市考古文博科研機構、高校和文學人類學跨學科研究專家，圍繞“玄玉時代即五千多年前中原文化玉禮器聖物新發現，闡釋中華文明起源”主題，進行了深入的研討與交流。
專家指出，如果說良渚文化是見證中華文明五千年的南方實證，那麼玄玉時代則指：中原地區新發現玉器文物足以實證古籍中的“玄玉”記載，打開了歷史學、神話學與考古學互動研究的新空間。這些新求證將給一百年來的仰韶文化研究帶來新亮點。
仰韶文化是我國黃河中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最重要的考古學文化，從距今7000年到距今5000年，延續兩千年之久，而中原及周邊地區堪稱孕育中華文明的重要母胎。
“玄玉”是《山海經》所記中華民族共祖黃帝播種的天下最優玉石，後世又稱墨玉。“玄玉時代”，就是以黑色玉料為主的玉禮器流行的時代。上海交通大學資深教授、神話學研究院首席專家葉舒憲將距今5500年至4000年之間稱作“玄玉時代”，認為這期間中原和西部的玉文化是第一個時代。
2020年12月，上海市社會科學重大委託專案——“中華創世神話考古研究·玉成中國”叢書第一部《玄玉時代：五千年中國的新求證》（葉舒憲著）和第二部《禹賜玄圭：玉圭的中國故事》（唐啟翠著）出版，首次梳理出中原玉文化發生史的第一個時代，即距今5500年至距今4000年以深色蛇紋石玉為主的時代。《玄玉時代》，旨在解讀華夏先民們在無文字時代透過作為象徵符號的玉禮器所表達的神話觀念和信仰特點，找尋並重建文化大傳統時期華夏文明的創生過程。
葉舒憲告訴記者：我國的玉文化是早期華夏文明最重要的文化基因，最早可以追溯到距今約1萬年前的東北地區。年代大大早於漢字的玉禮器，可以說是一種華夏精神和物質的符號，文學人類學家從中能夠解讀的文化史傳統竟長達一萬年，比傳統文獻所記載的“華夏五千年”多出一倍的時間，它將中國文化起源推到了一萬年前！
尹家村遺址15件蛇紋石玉斧鉞，中原文化五六千年之瑰寶
自仰韶文化發現100年來，一直沒有規模性的玉禮器發現！
21世紀初以來，文學人類學一派長達10年的“玉帛之路”調查，揭開了中原玉文化的序幕，為中華文明史的求證找到了物證，掀開了萬年中國玉文化研究的重要新領域。
近年來，上海交通大學神話學研究院等單位，先後組織了15次“玉帛之路”文化考察活動，覆蓋中國西部七省區250縣市，勾勒出一個200萬平方公里的西部玉礦資源區，初步普查出分佈在黃河支流地區的仰韶文化玄玉禮器情況，初步確認玄玉即史前蛇紋石玉料的原產地或主產地為渭河上游的甘肅武山縣鴛鴦山（俗稱“鷲鴦玉”）。
“整個渭河流域，共有5個遺址出土總計約140件玉器，多為蛇紋石玉。這些資料較為充分地證明：中原地區玉文化起源的第一個時代是以‘玄玉時代’為基本特色的。”在論壇主題發言中，葉舒憲說，100年間，已發現5200多個仰韶文化遺址，但有規模性的玉禮器遺址卻屈指可數，僅在21世紀初以來陸續發現仰韶文化廟底溝期的蛇紋石玉鉞的批次生產和使用情況（以河南靈寶西坡和陝西高陵楊官寨出土玉鉞為代表）。這一發現揭開了中原玉文化發生的序幕，改寫了中國玉文化的歷史，對於認識文明國家起源具有標誌性意義，其文化意義重大而深遠。
1957年，陝西咸陽尹家村仰韶文化遺址被發現，並陸續採集到陶器和玉石器，以玉鉞為主，珍貴的玉斧鉞數量可觀。由於當時的學界認識水平非常有限，沒有辨識出來，被混同於一般的黑色石斧類別之中；
2005年及次年，在靈寶西坡總計13件深色玉鉞橫空出世，打破了仰韶文化沒有玉禮器傳統的魔咒與成見，為中原玉文化史研究揭開嶄新的一頁；
2021年2月，葉舒憲團隊對尹家村遺址出土的38件石器、陶器文物重新辨識和研究發現，墨色、墨綠和綠色蛇紋石玉斧鉞多達15件，超過靈寶西坡和楊官寨兩地出土玉鉞的總和。玉斧鉞的形制和玉石材料以深色蛇紋石為主，個別為透閃石，年代可比照靈寶西坡遺址，部分遺物的年代或許更晚至龍山文化時代。
葉舒憲對比分析了靈寶西坡與咸陽尹家村玉禮器，得出兩者多方面的一致性：玉禮器種類、蛇紋石玉料的一致性，玉鉞大小、形制的一致性，加工工藝的一致性。目前能看出不一致的地方，就是尹家村15件玉鉞中，有3件鑽孔位置貼近低端邊緣。就彩陶與磨光石器共存的現象看，推測尹家村遺址的時代上限應與西安半坡相當或稍晚，下限在仰韶文化晚期。
這批中原文化五六千年之瑰寶，是迄今所知玉禮器登場中原文明的第一線曙光，有助於豐富和深化對“玄玉時代”的學術認識，對仰韶文化和咸陽地區乃至整個關中地區史前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玄玉時代》：行三萬里路、訪萬家博物館的大智慧結晶，集大成之作
“《玄玉時代》是一部行三萬里路、訪萬家博物館的大智慧結晶，一部前無古人的集大成之作。它最大的文化特徵就是跟著出土文物走，哪裡出土了史前深色的蛇紋石玉，哪裡可能就是玄玉時代的覆蓋範圍。”上海交大人文學院副教授胡建升稱，這是一部新文科建設的“預流”之作，為新文科的未來建設提供了立足本土的學術典範。
胡建升介紹，學術界通常將舊石器時代到青銅器時代之間的文化時段稱為玉器時代，發生的時間大約在1萬年前至4000年前，時間跨度長達6000年之久。《玄玉時代》充分運用考古出土文物，提出中原玉器出現了一個玄玉時代，其時間年限在5500年前至4000年前，延續時間跨度約為1500年左右。“這個時間段正是五千年中國最為關鍵的時間節點，是夏商周國家成形之前的五千年中國最為重要的時間段，而且在史書書寫記錄中，這個時間段的歷史敘事都是以神話傳說的方式存在，也是學術界爭議最多的史前歷史時段。”
談及仰韶文化玄玉的認定及意義，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教授張天恩認為，過去考古學上認識有盲區，而“新的認識打破了仰韶文化沒有玉器的舊觀念，反映了仰韶文化的價值，展示了夏文化禮制的基礎。”據其介紹，現知玄玉取材主要有渭河上游的鴛鴦玉、河西的敦煌玉。前者當是仰韶玄玉的產地，後者可能是齊家、石峁、二里頭玄玉的主要來源。前後的玄玉均與自東北到東南沿海、江漢等地區流傳的青白、青黃色的透閃石類軟玉差別巨大，這表明中國在新石器時代確有華東、華西兩種用玉系統，只是後來透閃石類青白玉也發展到西部，商代以後華東系漸成主流而影響到後代，玉材的獲取更鐘情於崑崙山系的白玉，玄玉卻被淡忘。
“歷史文獻記載，璧琮圭璋璜琥是三代禮制核心玉器。考古發掘表明，璧琮組合主要流行於夏代之前良渚文化，圭璋流行於夏代，圭璧流行於商周，璧璜貫穿了三代，而罕見有琥。”中國社會科學院人類學與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員易華認為，禹賜玄圭和夏后氏之璜是夏代傳國重器。圭璋作為王權象徵或權威禮器，源自生產工具斧戉戈刀耒耜鏟，平首圭源自斧戉鏟，尖首圭源自戈或耒，凹首圭或璋源自耜或刀。這可與古代埃及法老手中權杖連枷和彎鉤類比。秦漢以來，規章取代了圭璋，圭璋禮儀是東亞獨特傳統，規章制度是歐亞共同文化特徵。
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李永平認為，玉器作為祭祀的禮器，玉礦的資源依賴，也是最早“中國”中原中心形成的外部條件。在古代中國廣泛分佈、具有文化認同的玉禮器：璧、琮、圭、璋、璜、琥等，是講好中國故事一個非常重要的切入點。
“玄玉時代”，為華夏文明探源帶來前所未有的重要啟示
上海交大人文學院副教授唐啟翠、講師雷欣翰，四川省社科院副研究員楊驪，原陝西省文物局巡視員、陝西省文物鑑定委員會主任劉雲輝也分別發表了自己的研究成果。
中國有五千多年的歷史，但是迄今所知最早的漢字體系甲骨文僅有三千多年，如何彌補這兩千年空缺，將炎黃與蚩尤的神話傳說時代變成可以實證的中原文明起源景觀？與會學者稱，葉舒憲所著的《玄玉時代：五千年中國的新求證》一書中，以《山海經》所記“玄玉”為線索，依據考古新發現的中原地區5300年前最初的玉禮器玄鉞，對黃河及其支流地區做廣泛的玄玉禮器普查，以各縣博物館藏189件標本，組合為四重證據法的證據鏈，求證中原玉文化發生的第一個時代為“玄玉時代”，給華夏文明探源帶來前所未有的重要啟示。
陝西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陝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朱鴻認為，華夏族的騰飛有“兩翼”——“一翼”是100年前我們找到的彩陶，“一翼”是經過100年之後找到的仰韶文化的玉器。華夏族基本上是在仰韶文化圈生存、發展，推進中華文明的，黃河的中游渭水、汾水、易水兩岸，彩陶多個遺址都證明了它是華夏族文明的一個象徵、一個標誌，但是一直沒有找到彩陶之外的玉器。他認為，彩陶更多的是實用器，而仰韶文化的玉器更多的是敬神的、通天的功能。
“今天的文學人類學一派對於‘玄玉時代’的發現與研究，揭示了一個鴻蒙初開的偉大時代。穿越蒼茫的歷史塵埃，這個玄玉之光獨照的中原文明之曙光，終於孕育出今天的燦爛星空。”西安外國語大學教授蘇永前認為，國際學界長期以來將城市、青銅器、文字作為文明起源的標誌，但運用這一標準求證華夏上古史，也有不近合理之處。從符號人類學的立場看，與這一“國際標準”相比，神聖符號或權力符號物的出現，也應成為文明誕生的標誌。葉舒憲將目光投向前文字時代的華夏文化“大傳統”，即“史前時代東亞地區所獨有的玉禮器系統”，考察古玉料如何被先民改造為負載著象徵意義的儀式符號，尋找到大量的玉礦和玉料作為研究的新物證，再運用“四重證據法”，結合文獻、民族誌資料和考古實物與影象，重建五千年前華夏先民的觀念與信仰世界，最後得出“玄玉時代”的結論。
“我們要補足仰韶玉文化的短板，更正已有的認識。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次會議可以說是一個宣言，對考古學研究有重要的推動和促進作用。玄玉觀念的提出，尹家村的相關發現，讓我們看到了仰韶研究新的突破方向，彩陶實際上是讓仰韶人與神面對面，它不只是藝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王仁湘認為，藝術是信仰飄揚的旗幟，也是信仰認同的必由之路。藝術也是造神運動重要的作品，但彩陶長期沒有被認為是造神藝術，只是一種裝飾藝術，學者的觀念表現出明顯的偏見。
在王仁湘看來，玄玉就是信仰提煉出來的象徵，也是早期宇宙觀的標誌之一。他建議，對過去的一些重要發現，做一些梳理，重新做些鑑定，結果是可以期待的。“關於文明的探源，我們過去過多用力於物質方面，從城市、青銅器和文字等方面去考慮，明顯忽略了精神層面，忽略了信仰、傳播與認同的過程的研究。如果這個傾向得不到糾正，我們可能很難順暢地到達預定的目的地。”
本次論壇由咸陽博物院、關中民俗藝術博物院承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