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傑｜清代阜陽地方誌中的貞節烈女初探
手頭裡有2本地方誌，一本是《康熙潁州志》，另一本是《民國阜陽縣誌續編》，閒下來的時候，總愛翻閱一番，遇到感興趣的也會仔細閱讀幾頁。
在《康熙潁州志》與《民國阜陽縣誌續編》中，記載了大量明清時期的烈女、節婦、孝婦、貞婦，其中，《康熙潁州志》記載有327人，含漢代1人，宋代1人，而《民國阜陽縣誌續編》記載多達618人。按其事蹟，主要可分為貞女、孝女、孝婦、節婦、烈女、烈婦、賢婦七類。其中節婦、烈婦最多。不過，這個劃分也不是絕對的，因為每一個婦女的事蹟都是複合型的，她可能是節婦同時也可能是賢婦。
烈女，指剛正有節操，忠義輕生而殉節的女子。一些婦女不得不自殺殉夫，以結束自己的生命來博取“節婦”的名聲。
《康熙潁州志》卷十五記載：“劉氏，孝廉劉任曾孫女，諸生鐘鼎妻。鼎有疾不痊，氏以相從地下為誓。視含殮畢，哀號拜奠，投池水死，時年二十有二。”丈夫不幸去世，她們往往會表現得視死如生。又《民國阜陽縣誌續編》記載：“張氏，陳保全妻，年十九于歸。民國二十一年，阜大疫，保全持堂伯母疾，日夜不離，染疫回家，一日夜逐不起，氏當即仰藥以殉。經專員羅經猷獎以“節烈可風”匾額，令准入祠”
由此來看，無論是節婦貞女，還是孝婦烈女，她們的這些行為，在當時都被認為是美好的。而且從《康熙潁州志》與《民國阜陽縣誌續編》記載來看，她們的行為也是自願的。這一方面反映出了當時社會對女性性別角色的期待與定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當時社會確實存在大量女性守節、殉夫、孝順舅姑的事實。
不僅如此，《康熙潁州志》卷十五記載了許多訂婚而未嫁的女子在未婚夫不幸死後也自殺殉夫的故事：如：“謝氏，諸生謝煊女。幼受楊生聘，未嫁，夫亡，聞訃自縊”。當然，也有丈夫去世之後不改嫁的。如：“韓女，周雨妻，雨卒時，年十九，父母憐而欲嫁之，韓即剪髮，誓不更嫁。居常語及嫁者，赧然慚曰：一婦二夫，女之醜也。年五十九終。”
在《康熙潁州志》與《民國阜陽縣誌續編》中，還記載大量貞節烈女，大部分都是遭寇守節致死，或因為調戲羞忿自盡。
如《民國阜陽縣誌續編》卷十一：“陳烈女，陳鴻魁之女陳氏，年十九，未嫁。民國十一年九月十四日，豫匪陷城，至其家，露刀脅之，抗節而死。”。更有慘烈之：王姓五烈女，城東洄溜集忠信鄉王戒三女，名陸貞，年二十三歲；王寶女，年十九歲；王傳家女，同姓同村。民國二十二年六月十一日，程耀德等股匪，由阜西東竄，突然而來。天將曉，聞匪至，即倉皇四逃。女等與家人失散，舉目無親，相與偕行，逃至四十里鋪東，又忽聞匪來追，女等意逃不及，均仰天垂淚而泣曰：“與其瓦全而生，不如玉碎而死。”逐同投水而捐軀焉。地方人士慘其死，悲其志，為之刊碑誌不朽也。
在地方誌中，節婦，節孝也是記載最多的部分，其孝順、賢德的事蹟反映出了傳統社會對女性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其中，孝婦指的是孝順舅姑的已婚婦女，而賢婦是指為人妻賢，為人母慈，為人媳孝，除了相夫教子之外，還能夠妥善處理與夫家老老少少關係的女性。
如《民國阜陽縣誌續編》卷十一記載：“韓呂氏，韓殿元妻呂氏，于歸後，上有祖舅姑，俱年高。而舅性暴躁，姑身多病，氏常下氣怡色，婉轉調停期間。年二十八夫故，尤能婦帶子職，以孝格親，洵屬人所難能。卒年七十有一，守節四十四年”。又：“呂李氏，呂景清繼室李氏，前署阜陽縣知事李樹梓之第四女。年二十一于歸，二十六夫逝，遺一子，事親撫孤，操勞備至。守節二十年。歿年四十五歲”
那麼，為什麼清代地方誌記載有這麼多的節孝烈女的呢。在中國古代社會中，貞節觀念一直是影響婦女生活的重要因素。特別是明清時期，社會大力提倡的“三從四德”深入人心，對社會風俗產生重要的影響。再一個原因就是清代的旌表制度漸趨完善，《欽定禮部則例》規定：節婦，即“自三十歲以前守至五十歲，或年未五十而身故，其守節已及十年，查系孝義兼全厄窮堪憐者”，及為夫守貞的“未婚貞女”等等。這一來，把對節婦列女的崇尚推至極致。成千上萬的婦女以身殉夫，或自願，或被迫，此風愈演愈烈。
據說在清代，京師、省府、州縣各自修建“節孝祠”，矗立大牌坊。被旌表的婦女題名坊上，死後設位祠中，春秋致祭。另外，由官府發給三十兩“坊銀”，由家為其建坊。節烈事蹟特別突出的，皇帝還親自“御賜詩章匾額緞匹”。節婦烈女的名字列入正史和地方誌。《康熙潁州志》中就有大量此類事例。如：“寧氏，參戍武宗尹妻。夫久宦遠塞。寧孝事孀姑，姑病，割股請代。寇至，執寧索金帛，厲聲曰：“賊奴誤矣，吾家世受國恩，肯獻物求活哉！”逐投井死。其女，諸生王於岐妻，子婦劉氏攜二幼女，並殉焉，直指楊公繩武旌其閭曰“一門三烈，泉水為香”。又《民國阜陽縣誌續編》卷十一：“潘王氏，潘承先之妻王氏……光緒丁亥，黃河南潰，延及潁郡，氏捐金千兩以惠災黎，清廷曾頒給“樂善好施”暨“萱閣教忠”等匾額，後又蒙恩賞。氏蹙然不安，更諄囑兩子，須移孝作忠以報國。卒年八十有六”。
同時，在《民國阜陽縣誌續編》卷十一中，有不少有關節婦，孝婦割股醫疾的記載。古人認為，人生病的時候，如果想要讓病好，就必須用親人的肉做藥引。這種說法現在看來實在是荒誕無比，但那個時代卻深信不疑。這一點，在《民國阜陽縣誌續編》卷十一中不勝列舉。如：“寧王氏，寧大鏞之側房王氏，河南禹縣人。性賢淑，待大鏞維謹，大鏞疾久不愈，人言人肉可醫，氏割肱和藥以進，病果愈。厥後，大鏞病逝，氏茹苦守節五十餘載。卒年八十有二”又如：“胡張氏，胡奉盈簉室張氏，十七歸胡。越一年，奉盈病故，上有冢婦李氏生兩子，兩女尚幼。冢婦病，張氏割股肉煎湯以進，病競霍然。又五年，冢婦亦歿，一切撫養教訓，皆張氏一力維持，男婚女嫁，待如己出，艱難萬狀，而其志不搖，守節以終。卒年五十九歲。”
雖然《康熙潁州志》與《民國阜陽縣誌續編》這兩本書的卷十五、卷十一記載的是貞潔烈婦，但仔細閱讀，不難發現字裡行間中，不乏有歷史名人或地方歷史名人有關的文字。
如：《康熙潁州志》卷十五中記載：“宋，盧兒，歐陽文忠妾也。公卒，盧兒哭之慟，淚血以死，乃殉葬焉”。從這段記載來看，歐陽文忠即北宋文壇領袖歐陽修，文忠，是他的諡號。據史料載，北宋皇佑元年（1049年），歐陽修自揚州移至潁州。熙寧四年（1072年），歐陽修以太子少師、觀文殿學士致仕，退居潁州，在北宋熙寧五年（1072年）七月病逝於潁州（今阜陽）後，並沒有葬回老家江西廬陵，而客葬到他所眷戀的潁州。隨後又遷葬河南新鄭縣。文中的“盧兒”就是歐陽修的妾，但最後說“盧兒哭之慟，淚血以死，乃殉葬焉”，個人認為殉葬的可能性不大，因為宋代幾乎沒有用活人殉葬了，用陪葬一詞較妥當。
再如《民國阜陽縣誌續編》卷十一：“章氏，官生張大同妻。寇陷潁城，大同既殉父難，氏與妾宋氏、將（蔣）氏、郭氏俱閉門自焚死”。其實這段文字的背後是有段故事的。據史料記載，崇禎八年（1635）正月，李自成所部攻陷潁州（今安徽阜陽），已經致仕家居的前太子太師兵部尚書張鶴鳴與其弟前雲南副使張鶴騰、其子張大同被殺。而另一文字“王氏，官生張大賡母。賊至，死甚烈。有妾周氏，自焚從之”中的張大賡同樣也是張鶴鳴之子。另外，張鶴鳴的弟弟張鶴騰家中之事也有記載：“徐氏、周氏，副使張鶴騰妾。俱焚死”
又再如：“範張氏，範子財妻張氏，十八歲于歸，閱八年，夫卒。家亦貧，傭倪嗣沖家，為撫育兩幼子，飲食起居，務持禮法相糾正。民十八冬深夜，倪長子道傑自外歸，健匪追傑後，逼近上房門甚急，適節婦在旁，用全力持匪後，傑乘機入門。匪窘，持銃返擊，婦驚僕，匪逃。傑贈洋二百元，堅辭弗獲，如數賑阜陽飢……”文中的倪嗣沖為阜陽三塔人，清末曾任河南布政使幫辦軍務，1913年任安徽都督，而“倪長子道傑”就是倪嗣沖之子倪道傑。後倪嗣沖在天津投資棉紡、糧食運輸、煤礦、化工、銀行等23家實業，1924年，倪嗣沖去世後，這些實業多由倪道傑經營。1930年，被稱為“女伶四大皇后”與章遏雲嫁給倪道傑，然而，時隔僅一年，章遏雲在天津聘請律師，要求與倪道傑離婚。倪章婚變是當年的頭條文化新聞，《大公報》《益世報》《北洋畫報》《天津商報畫刊》等報刊競相報道。
至此，縱觀《康熙潁州志》與《民國阜陽縣誌續編》中的貞潔烈女，作為一個女人，方誌中所謂節烈的溢美之詞絲毫掩蓋不住她們人性的善良與堅毅。她們當中有的人撫他人之子如己出，有的人寧死不屈於強暴，表現出中國傳統女性的高尚情操。但清代時期婦女貞節觀念的強化，又如同一道道無形的絞索，使得中國的女性在重重壓制之下，含淚守節，俯首受辱，一切唯貞節最重，這是不好的一方面，但其保留下來的良好品德仍對現代構建和諧社會或有借鑑意義。
或許有人會說，所謂的“烈女志”就是封建糟粕，充斥著宣揚封建迷信、倡導封建禮教的思想。這一點我不反對，的確，地方誌中記載節婦烈女的行為，實際上是封建統治者禁錮人們思想，維持封建秩序的需要。但作為後人，要辯證地看待，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發揚其積極的部分。個人認為，清代女性苦志守節，侍奉翁姑所體現的孝道對現代社會具有借鑑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