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1919 廣州新軍起義和“三·二九”之役

在革命遭遇困難時，革命派內部一些人情緒低沉，甚至互相指責，陶成章等人進而另立門戶，離開了同盟會。但孫中山並沒有退縮，他指出：“際此胡氛黑暗，黨有內鬨，誠為至艱危困苦之時代，即為吾人當努力進取之時代也。倘有少數人毅力不屈，奮勇向前，支撐得過此厄運，則以後必有反動之佳境來也。”

河口起義失敗後，最初孫中山仍留居新加坡，並往來南洋、暹羅各埠籌募經費，準備再舉。但並沒有取得多少進展，使他產生“坐困此地”的感嘆。另外，華南起義的接連失敗，使同盟會遭受很大損失，一時無力再發動這類武裝鬥爭。

孫中山在1909年3月2日給宮崎寅藏的信中說：“自河口以後，已決不再為輕舉，欲暫養回元氣，方圖再發。”同年5月19日，孫中山從新加坡啟程赴歐美。此行的主要目的，是想解決籌款問題，他認為：“刻下人心、機局皆有可圖，而吾人不能乘時而起者，只以財政難題無從解決，故每每坐失時機，殊堪痛惜！此方暫時既無法可設，弟不能不思圖遠舉，欲往運動於歐美之大資本家。”

這一次，他先後到了法、比、英、美等國，而以在美國的時間為長，歷時共一年多。臨行前，他把國內革命運動的進行委託給黃興、胡漢民負責。

在這前後，國內政局發生了劇烈變動。

1908年11月中旬光緒帝和西太后在兩天內相繼死去後，清朝政府控制局勢的能力大為削弱，“自虜喪帝后之後，各省人心為之一變，無不躍躍欲動，幾有不可終日之勢。”？國內一些地區的革命力量，經過幾年的努力，逐漸從前一時期遭受的打擊中恢復過來，西太后死後內地人心浮動，更給了他們新的機會。

西太后死後4天，安慶就爆發了熊成基領導的新軍起義。這次起義雖然也很快失敗了，但在辛亥革命時期革命黨人領導的武裝鬥爭發展程序中，佔有重要地位。它標誌著一個新的鬥爭階段的到來，那就是新軍革命的開始。

人們從這次起義中看到原來被清朝政府用來鎮壓革命的力量，經過革命的宣傳和組織工作以後，可以轉化為反對清朝政府的革命力量。從此，新軍中的秘密革命活動更為活躍。一年多後，又發生了倪映典領導的廣州新軍起義。

倪映典原名炳章，安徽合肥人，曾任江南新軍第九鎮炮兵隊官。薩、瀏、醴起義時，倪隨第九鎮開赴醴陵，曾密謀響應，被人告發，只得離軍南行，轉抵廣州，改名映典，“因伯先（按指趙聲）得為新軍排長。既長於煽動，又精力殊絕。其運動新軍，乃進步至速。”

那時，在廣州新軍中從事革命活動有一些很有利的條件，“新軍募兵通通由徵兵而來，文化程度相當高，愛國思想很濃厚，如果先進行宣傳教育，鼓動他們的熱情，運動進行自易。”倪映典從講故事入手，進行革命的宣傳教育。這是較易為新軍士兵所接受而又不易被清方發覺的方式。他同另外幾個加入同盟會的新軍排長商量，選編了洪秀全、岳飛、韓世忠和清兵入關、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故事，他除了自己講以外，還由聽講的人輾轉傳講，這樣，革命黨人在新軍中的影響越來越大。

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同盟會在廣州軍隊特別是新軍中的力量發展得很快。當時在廣州新軍第1標參加同盟會的莫雄回憶說：“他們運動新軍及巡防營士兵參加同盟會革命的口號很單純而有力，口號是‘推倒滿清，建立民國’。贊成這個口號的人就可以加盟。”“我當時是在第一標第一營第三排第九班當正目（班長），經我介紹盟入的人約一二百人，可見新軍中傾向革命的人是不少的。”到1909年冬，廣州新軍“士兵加盟入同盟會者三千餘人”。

由於革命力量的迅速發展，11月間，同盟會在香港成立了南方支部，作為南方各省黨務軍務的領導機關，“眾推胡漢民為支部長，汪兆銘書記，林直勉會計。”孫中山並且指定，廣東軍事計劃具體由趙聲主持。不久，倪映典從廣州到香港彙報工作成果，南方支部乃電邀黃興等人來港共圖大舉。1910年1月23日黃興自日本啟程，29日抵達香港，主持起事大計。於是，廣州起義的準備工作就更加迅速地展開了。

南方支部對這次起義抱有很大的希望，也作了比較周密的準備，但是革命黨人在廣州新軍中從事秘密活動的時間較短，他們雖然透過講故事等方式，鼓動起了一批新軍士兵的革命熱情，但還沒有集結起有著一定革命自覺性的骨幹分子，建立起嚴密的革命組織，起義發動前也缺乏有力的領導機構和具體的行動佈置；而除新軍外，清方在廣州還有水師提督李準所統率的比較有戰鬥力的反動軍隊，敵我力量的對比狀況也不利得多。

特別是，當倪映典離開廣州去香港彙報工作時，群龍無首，卻意外地發生了新軍和警察的大規模衝突，使清方已處在嚴密戒備中，暗中已將新軍2標各營的槍機收繳。這樣，當倪映典在2月11日深夜坐船趕回廣州時，面對的局勢已很難控制：新軍士兵的革命情緒十分高漲，起義已如箭在弦上，欲罷不能；但隊伍內部卻相當渙散，缺乏明確的計劃和組織；2標槍械被繳後已難以行動；1標及炮、工、輜各營的子彈又很少，“只留每營常備子彈一千，計七營共不過七千粒。以二千餘眾，而僅得此七千粒之子彈”，近於赤手空拳；清方由李準率領的巡防新軍等卻早已全副武裝，嚴密戒備。

倪映典看到這種情況，長嘆道：“半生心血，敗於一朝。我新軍諸同志真無礁類矣！李賊真陰險乎。吾安可坐視我親愛之新軍獨死？”12日晨，他又義無返顧地突入炮隊一營，振臂高呼：“事急矣！我親愛諸同志其速起！戰亦死，不戰亦死，誓與李賊同死！”這時，炮1營管帶齊汝漢正在集隊演說，要士兵們立刻繳械。倪映典拔槍擊斃齊汝漢，與排長羅熾揚等率領炮一營首先起義。“官兵都以子彈缺乏為言，倪答以子彈已在大東門外。”接著，1標和炮2營、工程營、輻重營等相繼響應，共集眾3000人，公推倪映典為總司令。倪當天宣誓：“願為革命戰死！“眾人共呼：“願為革命戰死！“隨即分三路向省城推進。

起義軍推進到牛王廟時，清方巡防新軍統領吳宗禹已率所部3營在此扼守，居高臨下，架設機槍，並有鐵絲網掩護。新軍子彈缺乏，難以力取。這時，巡防新軍幫帶童常標、管帶李景濂等到陣地前，脫帽搖手，傳呼請見。童常標還把槍交給哨弁，徒手迎來。倪映典和童是安徽同鄉，而李景濂又是同盟會員，上一夜還同他秘密聯絡過。倪映典以為他們會臨陣反正，坦然不疑。童等表面上同倪敷循，並誘他一人入清營商談。當倪映典出清營回陣地時，清軍突然開槍，將倪擊傷墮馬，隨即被害。

倪映典一死，起義軍失去了領袖，而且事情發生得那樣突然，造成了很大的混亂。餘下的部隊仍分三路進攻，但因所帶子彈太少，又無接濟，不久，“子彈罄竭，無法抵禦”，傷亡枕藉，終至潰散。陣亡的有100多人。

同盟會員黃洪昆等被俘遇害。

這次起義雖然失敗了，它的影響卻是巨大的。繼安慶新軍起義之後，又有了廣州新軍起義，這就進一步增強了人們的這種信念：本來為清朝政府效勞的新軍，透過革命黨人的工作，可以把它轉化成為革命的力量。

姚雨平說：“在新軍起義前，一般人認為，在新學昌明的時代，船堅炮利，非有充足的武力，不足以談革命；革命黨人只憑赤手空拳，充其量只憑民軍、會黨、綠林的一點力量，是無能為力的。新軍起義後，觀感為之一新，大大增加了革命的信心，加速了革命形勢的發展；特別是在華僑方面影響更大，大部分華僑都願輸財資助革命，基本上解決了革命黨人進行革命活動所需經費的問題。

胡漢民指出：“這次起義“結果雖不幸而失敗，但新軍的確足為革命用，則已經證明”。莫昌藩、鍾德貽、羅宗堂也認為：“新軍起義庚戌雖然失敗，而影響人心大變。昔之恐懼和懷疑革命的人們轉而增加勇氣，信仰革命。”同時，革命黨人在廣州新軍中播下的種子，並沒有在這次起義中全部喪失，特別是新軍2標中的革命力量仍然儲存下來。這又成為同盟會在第二年準備發動新的革命起義時的重要起點。

起義的連續失敗，戰友的不斷犧牲，使相當一部分同盟會員情緒低落，對堅持開展武裝鬥爭的革命前途信心不足，甚至悲觀失望。

“舉目前途，眾有憂色，詢及將來計劃，莫不唏噓太息，相視無言，”譚人風回憶說：“時在東同志概灰心，黨事已無人過問。宋鈍初亦報避人避世，遁跡煙霞。”趙聲憂鬱成疾，汪精衛等人孤注一擲，徑直赴京，試圖刺殺攝政王載灃，結果事洩被囚。

孫中山這時並不灰心，他在1910年2月22日的一封信中就指出：儘管廣州新軍起義失敗，“所幸二、三標尚能保全無恙，仍可留作後圖。弟今擬久留美國，到各埠聯絡同志成大團體，以籌鉅款。現下大埠加盟者甚盛，人心大有可為，良堪告慰。”

3月中下旬，他又從檀香山發電和致函在香港的黃興，提出在廣東再次發動起義的計劃，得到黃興的贊同。這是因為，儘管廣州新軍起義失敗後，第1標和炮、工、輜等營都被解散，但趙聲擔任過標統的新軍第2標以及第3標的1營並沒有牽及，力量依然保持著，巡防隊中也有一些革命黨人。因此，在他們看來，革命黨人在廣州新軍中仍有著較好的基礎，在廣州發難所能依靠的力量要比其它地區更為雄厚。

孫中山的決心，鼓舞了革命黨人計程車氣，“各同志讀之，有此極大希望，靡不歡躍之至。”同年10月，孫中山又進一步分析了客觀形勢中有利因素的增長，正確地指出國內各種社會矛盾正在迅速激化，革命時機日趨成熟。他說：“乃者時機日逼，外而高麗既滅，滿洲亦分，中國命運懸於一線：內而有釘門牌、收梁稅，民心大變，時有反抗。吾等新軍之運動，已普及於雲南、廣西、三江、兩湖，時機已算成熟。”強調：“機局大有可為，吾黨不可不乘時圖大舉。”孫中山對形勢的判斷是敏銳的。

11月13日，孫中山到達檳榔嶼，約集黃興、趙聲、胡漢民等舉行會議，商量再次起義的計劃。在會上，孫中山熱情地鼓勵大家：“一敗何足餒？吾曩之失敗，幾為舉世所棄，比之今日，其困難實百倍。今日吾輩雖窮，而革命之風潮已盛，華僑之思想已開，從今而後，只慮吾人之無計劃、無勇氣耳！””孫中山的信念，更增強了大家的決心。會上決定：起義仍以新軍為主幹，另擇革命黨人500名作為先鋒。計劃在佔領廣州後，由黃興率一軍出湖南以趨湖北，趙聲率一軍出江西以趨南京，長江流域各省乘此舉兵響應，會師北伐。

會後，黃興於1911年1月18日抵達香港，受孫中山的委託主持這次起義的籌備工作。

月底，成立了作為起義領導機構的統籌部，以黃興為部長，趙聲為副部長。下分八課：①排程課，負責運動新舊軍隊，由姚雨平任課長：②交通課，負責聯絡江、浙、皖、鄂、湘、桂、閩、滇各路，趙聲兼課長；③儲備課，負責購運軍械，胡毅生為課長：④編制課，負責草定規劃，陳炯明為課長：⑤秘書課，負責檔案，胡漢民為課長：⑥出納課，負責出納財政，李海云為課長：⑦調查課，負責偵察敵情，羅織揚為課長：⑧總務課，負責其他雜務，洪承點為課長。到4月8日，起義的各項準備接近就緒。發難日期原定在4月13日。但後來發生了兩個情況：一個是美洲和荷屬的大宗款項尚未到齊，從日本、越南購運的軍械也大部未到；另一個是8日突然發生了同盟會員溫生才自發地刺殺廣州將軍孚琦的事件，使清方嚴密設防。因此又將發動起義的計劃推遲到26日。

4月23日，黃興進入廣州，在越華街小東營五號設立起義總指揮部。行前，他致書梅培臣等：“事冗，無暇通候，罪過罪過！本日拋赴陣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殺賊，書此以當絕筆。“但這時，起義的打算已被洩露，清方已經作了嚴密的戒備，下令收繳了新軍的槍機，並調集援兵，這就打亂了起義的原定計劃，如果冒昧發動，勢必招致慘敗。在這種情況下，黃興被迫在4月26日晨決定改期再舉，“令各部即速解散，以免搜捕之禍。”當天，城中數十秘密機關陸續收束，已經到達廣州的先鋒也開始分批撒回香港。

但是，黃興的內心是異常矛盾、異常痛苦的。為了準備這次起又，動員了這麼多人，牽涉面這樣廣，大量軍械彈藥都已運入城內。所謂改期，其實何異取消？

原先一切努力，至此全部付諸東流。特別是，在黃興看來，以往起義的多次失敗，已使革命黨人在海外募款的信用日益不佳。這次起義前後用款達十數萬元。如果一事無成就自行解散，以後還有何面目去見那些解囊相助革命的海外華僑？

因此，他決心拼個人的一死，來酬答一切。當改期的決定一作。他就對人說：“我既入五羊城，不能再出去。”“餘人可邁步出五羊城，性我克強一人必死於此矣。”當時，抱有這種思想的不單是黃興一人。林時爽雖知事機洩漏，難望有成，但聽到黃興的決心，也表示：“大舉不成，儘可做一場大暗殺，克強既決志，吾人攏在一起同拼命耳！”喻培倫也表示：“非幹不可，彼一人亦幹。”

參加先鋒的人中，不少人遠歷重洋，潛赴內地，本來就抱著必死的決心，不作生還的打算，這時也極力贊成，加上又傳來訊息：清方調來廣州的巡防營中，也潛有黨人，準備響應。於是當天晚間，黃興決定率領尚留在廣州的一部分先鋒拼死一戰，仍按原計劃進攻兩廣總督衙門，並分兵一部分準備攻佔大北門，接應駐紮在城外的新軍入城。這時，“諸同志熱度可沸，認定此處為大暗殺，非度可沸，復為軍事佈置，人數多寡不必計算，臨時能拾回多少便算一回事耳。“

這就是最後又決定仍然起義的實際情況。

27日（陰曆3月29日）舉義的日期確定，黃興一面電港促黨人進省，一面因留在廣州的人數已大減，只得將原定十路進攻的計劃改為四路：黃興攻兩廣總督署；姚雨平攻小北門，佔飛來廟，迎新軍與防營入城：陳炯明攻巡警教練所：胡毅生以20餘人守大南門。但香港總部得電，已來不及在舉義前率眾趕到，姚雨平、陳炯明、胡教生三路又都沒有動。結果，只剩下了黃興一路孤軍奮戰。

黃興負責進攻督署，所部主要是四川、福建、廣東花縣和華僑黨人，是日發難時，隊員以白布纏臂為標誌，足著黑麵樹膠鞋，以吹螺角為號。下午4時多，黃興集眾動員，隨即發給每人大餅一個、毛巾一方和槍械炸彈，裝束起來。朱執信本來有其它任務，正好來到，就剪去長衫下半截參加。譚人風從香港到廣州，見到黃興裝束已定，正在分發子彈，他立刻告訴黃興：香港黨人來不及趕到，要求他緩期發動。黃興急得頓足說：“老先生毋亂軍心。我不擊人，人將擊我矣！”

譚人風記述當時的情形：“餘乃整裝向克強索槍。克強忽平心靜氣曰：‘先生年老，後事尚須人辦。此是決死隊，願毋往。’餘曰：“君等敢死，餘獨怕死耶？’克強知餘志不易奪，乃以兩槍與之。誤觸機子，發一響。克強將槍奪去，連聲曰：‘先生不行，先生不行！’即派人送餘返競存（按指陳炯明）家。餘時慚愧已極，蓋恐事由我數也。“

下午5時30分，黃興率隊從小東門指揮部出發，直撲兩廣總督衙門，林時爽等手執螺角司號，一時嗚嗚聲動，風起雲湧，奮勇向前。

這幾乎是一場處於絕望下的戰鬥。而遭遇的情況卻比預計的還要糖糕，當黃興率先鋒100多人衝入兩廣總督衙門時，見到的只是一座早已撤退一空的房屋。“死多人以攻入督署，空洞無一人。觀其情形，有如二、三日前去者。報紙所云藩司、學司適在開審查會者，皆是捏詞。如兩司在，必有轎及儀杖各物。今一切皆無，此中非又有一最密切之偵探報告，不能有如是之靈活。”

撤出衙署時，林時爽看見開來的巡防營，以為是預先約定前來響應的、上前招呼，反被擊斃。後又開來一支巡防營，“見其並無相應之號，且舉槍相向”，方聲洞急發手槍，打死的卻是據說事前有聯絡的軍官溫帶雄，而負責聯絡巡防營的姚雨平等人這時又找不到，局面十分混亂。

黃興原來把最大的希望寄予城外的新軍身上。在衝出兩廣督署後，他從人數很少的隊伍中還抽出徐維揚率領花縣黨人40人去進攻小北門，想接引城外的新軍入城。萬萬沒有想到，新軍中的革命黨人根本就沒有接到何時起義的通知，根本沒有作響應起義的行動準備。

據新軍中的黨人回憶“至發難圍攻督署時，吾等軍中同志猶未知之。及知之，而北門城牆上八旗兵已滿布槍炮口，且瞄準向吾軍營房矣。吾軍中平時不發彈藥，此時望穿秋水，又不見接濟到來，以是各同志只得袖手旁觀，相對疾首而已，“

不少人聽到起義已發動的訊息時，只能“相率登高探望火勢，略大為之色喜，略減為之不悅，如此數次，火竟低滅，各皆喪氣，而回至平地。”“雙方失了聯絡，先鋒同志在城內望燕塘，新軍同志在燕塘望城內！”這是多麼可悲的情景。其它原先聯絡的民軍等也因宣佈改期後已經遣散，沒有來得及再集合起來。

結果，就成了100多人在城裡左衝右突，孤軍奮戰。許多人表現得十分勇敢，“朱執信兄攻督署時，奮勇爭先，迥非平日文弱之態。在二門，為後列誤傷肩際，仍借克（按指黃興）攻出大南門，遇敵相失，幸遇其門生家入，易服走出。”

黃興衝出督署時，右手兩個手指被敵人擊斷，仍領著隊伍奮勇殺敵，且戰且走，後在激戰中同大隊相失，回顧已不見一人，才避人一家小店，換了衣服，避至廣州河南女同志徐宗漢所在的秘密機關。“其他隊尚有五六十人成一隊，熊克武、但懋辛、喻培倫、林尹民、林覺民等均在焉。比擬攻督練公所，未覓得其處，轉攻觀音山，三次撲上，終以人數太少而退。由是三五分離，激夜巷戰，或飲彈，或被擒，存者遂寥寥無幾。”香港總部接到黃興仍決定起義的來電後，立刻由趙聲、胡漢民率領在港黨人200餘人乘夜輪趕去。28日晨到達廣州，分頭上岸後才知道起義已在上一夜失敗，廣州的城門也已緊閉，無法進入城內，只得分別折回。趙聲迷路，找到河南的秘密機關，得與黃興相見。

這次起義失敗時被捕的黨人，已知的有31人。其中有林覺民、喻培倫、宋玉琳、陳可鈞、李文甫等。他們面對敵人的屠刀，大義凜然，不屈就義。

林覺民，字意洞，福建閩縣人。1900年進入高等學堂，後曾在家鄉與人開設小學和閱報所。1906年自費赴日留學，次年入慶應大學，專攻文科，並學習英，德兩國語言。1911年接到黃興、趙聲等準備在廣州起義的信後，即離日赴港。4月23日晚，與林時爽、陳可釣等進入廣州。25日，他對身邊的同志推心置腹地說：

“此舉若敗，死者必多，定能感動同胞。今日同胞非不知革命為救國唯一之手段，不可一日緩，特畏首畏尾，未能斷絕家庭情愛耳。令試以餘論，家非有龍鍾老父庶母幼弟少婦稚兒者耶？顧肯從容就死，心之推割，腸之寸斷，木石有知，亦當為我墜淚，況人耶？推之諸君，家族情況莫不類此，甚且身死而父母兄弟妻子不免凍餒者亦有之。故謂吾輩死而同胞尚不醒者，吾決不信也。嗟呼，使吾同胞一旦盡奮而起，克復神州，重興祖國，則吾輩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寧有憾哉？”

就義前，他給妻子陳意映寫了一封足垂千古的絕筆書：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時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為陰間一鬼。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不能竟書面欲擱筆，又恐汝不察吾衷，謂吾忍舍汝面死，謂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逐忍悲為汝言之。吾至愛汝。即此愛汝一念，使吾勇於就死也。吾自遇汝以來，常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然遍地腥雲，滿街狼犬，稱心快意，幾家能夠？”“吾誠願與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勢觀之，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汙吏虐民可以死。吾輩處今日之中國，國中無地無時不可以死，”“今日吾與汝幸雙健，天下人人不當死麵死與不願離而離者不可數計，鍾情如我輩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顧汝也。”“汝幸而遇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國，卒不忍獨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長，所未盡者尚有萬千，汝可以模擬得之。”

這些用血淚寫成的文字所表達的熾熱的愛國激情，高尚情操和為革命獻身的決心，直到今天仍能強烈地扣動我們的心絃，給人以深刻的教育和啟迪。

面對兇殘的敵人，林覺民的表現英勇堅定。李準等人審訊他時，他慷慨陳詞，“在堂上演說，至時局悲觀處捶胸頓足，勸清吏洗心革面，獻身為國，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將來國家安強，漢族現結，則吾死瞑目矣。”最後從容就義，年僅25歲。

這是何等的英勇氣概！當時像這樣的又何止林覺民一人。林時爽、方聲洞、喻培倫、陳可鈞等人殉難的情節雖各有不同，但他們所表現的崇高的愛國思想和革命精神是相同的，在這次起義中，先後犧牲了80多人。其中的72人被收葬於廣州黃花崗，這就是著名的“黃花崗七十二烈士”。

自然，當時的革命者不是沒有弱點的：他們還沒有實行同工農的結合，因而力量是脆弱的：在起義的準備和組織中，也有很多不嚴密和不周全的地方。但是，當中華民族的生死存亡處在千鈞一髮時，儘管革命的力量一時還很小，他們卻毅然決然、義無反顧地投人了起義的準備。當起義即將發動、局勢突然發生事先完全沒有預料到的急遽惡化時，儘管起義的勝利已難以實現，他們仍以大無畏的視死如歸的勇氣投入了戰鬥，決心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來鼓舞大眾繼續奮鬥。

這樣的革命者，是永遠值得懷念的。

這次起義雖然失數了，但烈士的鮮血不是白流的。他們的崇高思想和英雄事蹟迅速傳開，他們中不少人是留日學生，為了拯救祖國，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從容赴難，打動和激勵了無數人，清朝政府成為人們越來越憎恨的物件，這就大大推進了本已日趨成熟的全國性的革命風潮。

“一時風聲所播，全國震動，雖夙不贊成革命者，得知林時爽、方聲洞、喻培倫等七十二人死義之勇，與海防諸同志據米店為守，以數人抗巡防營千餘人，相持至二日夜之久，卒能脫險而出之事，無不奔走相告，眉飛色舞。”就在這次起義的下一個月，武漢的兩個重要革命團體文學社和共進會就著手實行聯合，積極準備武裝起義。

同月，四川保路運動開始。不到半年，武昌起義就爆發了。這自然是整個客觀形勢發展的結果，也是革命黨人全部工作的結果，但廣州“三·二九”起義確實也作出了不朽的貢獻，它在全國性革命風暴來臨的前夜，有如一聲春雷震蘇了大地，預告著新的更大規模的鬥爭很快就要到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