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啥漢族女子和親的多，少數民族寥寥無幾？答案：通婚是一種能力

為啥漢族女子和親的多，少數民族寥寥無幾？答案：通婚是一種能力

昔為兄弟，今為子婿。這是我們今天的史學家在談到歷史上的和親時，最愛說的一句話。和親既是民族交往的一種重要方式，又是民族融合的一個重要途徑，客觀上有利於民族之間的團結，也有利於社會的進步。不管和親的初衷如何，和親作為一種政治工具，其效果遠遠超出了政治的範疇，有其積極的影響和進步的作用。

然而，在我們讀歷史時，會發現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現象，即使在唐那樣強盛的時代，漢家遠嫁北方少數民族的女子，要比少數民族嫁到漢地的多得多。

755年，安史之亂，隨後，唐玄宗出逃，太子李亨於公元756年七月在靈武（今寧夏靈武市區）為朔方諸將所推而自行登基，這就是歷史上的唐肅宗。當了皇帝得對付叛軍，得打仗，但唐肅宗當時分明沒有足夠的能力做好這一切，無奈之下，這位帝想到了向請求回紇（回鶻）派兵支援。《資治通鑑·唐紀》中說，他向回紇開出的條件是：“克城之日，土地士庶歸唐，金帛子女歸回紇。”意思很明顯，如果你們能幫我收復長安與洛陽，地上的財富包括人口歸你們，把那塊地方給我留下就行了。

領命的是這樣三個人：敦煌王李承寀和名將僕固懷恩以及將軍石定番，他們一路顛簸來到了漠北。當時回鶻汗國的可汗是磨延啜（回紇碑銘《鐵爾痕碑》則記其為“登裡錄·沒密施·頡·翳德密施·毗伽可汗”），回鶻人稱其為葛勒可汗。這個人不但善於用兵，還富有政治遠見，他深知雪中送炭的意義，也明白唐朝對回鶻的“用處”——雖然，當時回鶻已經統一北方諸部，但仍然需要藉助唐的力量鞏固自己的統治，震懾其他周邊民族政權。而“雪中送炭”如果成功，這意味著日後在經濟上，可以進一步得到唐賜予的大批財物，可與唐更大範圍的互市，獲取更多的經濟利益。

但是，葛勒可汗高明的地方還不至於此，按照《新唐書》的記載，在聽說這件事兒後，他不但高興，還提出提出將可汗夫人的妹妹嫁給李承寀（可汗喜，以可敦妹為女，妻承寀）。為達到出使的目的，李承寀答應了這個要求。

今天，在一些影視作品裡，都將李承寀演繹成了一個為國“獻身”的帥哥英雄，還有把葛勒可汗的“小姨子”說成女兒的，但不管怎麼說，這段故事都是在歷史真實存在的，在李承寀將這事兒向作了唐肅宗彙報後，唐肅宗對回紇可汗的拔刀相助非常感激，當即將可汗的“小姨子”封為“毗伽公主”，又冊為敦煌王妃。

就這樣，回鶻人的四千精兵在一個女人的身後前來唐朝協助平叛了。《舊唐書》：“回紇遣其太子葉護領其將帝德等兵馬四千餘眾，助國討逆，肅宗宴賜甚厚。”這個“厚”能到什麼程度呢？

能看得見的是，唐肅宗除了賜予太子葉護（官名，職位僅次於可汗，相當於唐朝的大都督）一些珍寶外，還讓他與廣平王（李豫，後來的唐代宗）結為兄弟，還讓郭子儀給他們好吃好喝地犒飲三日，然後再上前線打仗。

據說，葉護太子很高興當李豫的“弟弟”，稱呼李豫為兄，而當他來到郭子儀的軍營，郭子儀把酒席已經擺在了那兒，他推辭說：“現在國家多難，我是來助唐討逆的，如何敢食！”郭子儀堅決請求，他才率領軍隊留下來三日，第四日啟程，開始戰鬥。

後來，回鶻軍配合唐軍先後收復西京長安、東京洛陽，葉護太子被封忠義王，年贈絹二萬匹。

這是與葉護太子相關的，與他不相關或者關係不大的是，為進一步乞求回紇援兵，唐肅宗於758年將自己的第二女寧國公主、榮王李婉的女兒“小寧國公主”嫁給葛勒可汗。葛勒可汗同時又為自己的少子移地健求婚，唐肅宗又將最早後回鶻搬兵的著名將領僕固懷恩的2個女兒嫁給了移地健。

今天，很多人都說，在唐朝的塞外少數民族能娶到正牌公主的唯有回鶻，而翻開歷史，我們也不難發現，自唐肅宗至德元年開始，唐朝在歷經六朝共70年時間裡，先後與回鶻和親共8次，其間，多位有皇帝之女、宗室之女或大臣之女下嫁回紇，比如寧國公主、鹹安公主、太和公主，都是正牌的皇帝親女。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這些人大多數成了當時朝廷利益的犧牲品，但她們卻翻開了唐朝與回紇“親和”的歷史，非常好地推動了唐朝與回紇之間的文化、經濟交流。

歷史學家劉義棠先生曾有過精彩而詳當的論述，他認為，“文化是漸次演進的，吸收外來文化，亦決非突然而至。唐朝由於時勢之所趨，聯合回紇，平安史之亂，助討吐蕃，以致不惜傾唐國庫甚至負債市易回紇馬。更破史例以皇帝親生女兒出降回紇。唐朝所求者，無非促進民族感情，得以寧邊，並聯軍以平息內憂外患；回紇則因此生產得以暢銷，民生得以改善，增進與唐交通，以致吸收了漢文化，促使血胤混化，但後者絕非彼此始料所及者”。

另據唐書的記載，雙方和親後，馬絹交易較為更加繁榮，回鶻人每年拿數萬馬匹來唐朝貿易（歲以數萬求售），而唐朝總以高出其他民族馬匹數位的價格，將其統統收購（“馬一匹易絹四十匹”）。在持續80年的馬絹貿易中，回紇從唐朝取得了所需要的絹帛，增加了財富，從而引起自身經濟的變化，即商業在社會經濟中的比重顯著增加。而唐朝則達到了維護邊防安全和內部穩定的目的。

然而，美國曆史學者韓森在其所著《絲綢之路新史》（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5年9月）中，並不這麼看待這個問題，她認為唐朝的高價收購來自於對於回鶻當年出兵的“報恩”，理由是當時的唐朝已經不再需要那麼多的馬匹，而這恰恰成為唐朝晚期的一大經濟負擔，甚至將唐朝拖入了無法翻身的泥潭。據此，韓森得出結論，絲綢之路的最大貿易不是來自商人，而是政府和軍隊。

上述，分明都是和親和終級意義所在，而葛勒可汗的那位小姨子毗伽公主也成了唐朝史上唯一一位“入塞和親”的少數民族公主，雖然，在她嫁來之後的事蹟史料沒有記載，但她應該是跟隨丈夫一同回到封地定居，並漸漸的融入了當地漢人的生活當中。據說，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人們還在西安的龍首原發現了她的墓誌，為青沙岩質，正方形，邊長0。60米，厚0。075米。年款為唐開元十一年（723年）。

在這裡，歷史似乎很“圓滿”了，而我們也應該回答前文提出的那個問題了——為什麼在歷史上，漢家遠嫁北方少數民族的女子，要比少數民族嫁到漢地的多得多？其實，除了生活習俗的問題，這裡面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即漢族無種族界限，對其他民族並無歧視，因此，通婚之事自古有之。而一個民族的通婚能力也往往能代表其綜合能力。從這個意思上說，和親並不存在屈辱問題。（文/路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