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真的只是現實主義詩人嗎？

大家總喜歡把杜甫貼上“現實主義詩人”，好像杜甫老是盯著腳下的土地，從來沒有望過天上的星空，不僅與浪漫完全無緣，更和狂放沾不上邊。

其實，在放縱和疏狂上，年輕的杜甫從來是“當仁不讓”的，在對才華的自信上，杜甫更與李白旗鼓相當。

《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是杜甫早中期的作品，來看看他對左丞韋濟的“自我介紹”：

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

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

賦料揚雄敵，詩看子建親。

李邕求識面，王翰願卜鄰。

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假如你對杜甫的自負，還沒有更清醒的認識，再給你讀讀他早年名作《望嶽》的結尾：

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這兩句的意思是說，“我一定要登上泰山的絕頂，一定要感受一下俯瞰群山的蓋世豪情”！

這是“目空一切”的氣概，也是藐視天下的雄心。年輕人的狂傲，詩化為“一覽眾山小”的豪情，這是雄心，也是眼界，更是自信。

杜甫身歷了大唐帝國由盛轉衰的全過程，不僅目睹了民族的苦難，也和民族一起受苦受難，因而，個人的命運與民族的命運，個人的悲歡與民族的悲歡，在杜詩中總是緊緊地連在一起。

這使得杜甫在抒發個人情感的時候，也是在表現民族的痛苦、悲切、焦慮和期盼，他透過個人命運的書寫，在更深刻的意義上揭示了時代的精神和歷史的走向，這使杜詩成為時代的“詩史”。

杜甫早年目空四海，蔑視平庸，討厭“凡鳥”，極富英雄主義豪氣，隨著飽嘗國事家事的慘痛，他對弱小孤寡有了更深入的瞭解，自然也就有了更深厚的同情，他深切地感受到“民生之多艱”，在把自己獻給多難祖國的同時，也把自己獻給了苦難中的人民，並把這些視為創作的動力和人生的真諦。

杜甫後來實現了對自我的超越。

正是這種自我超越，使他能夠表現出另一種“盛唐氣象”，或者說“盛唐氣象”的另一個側面。

也正是這種自我超越，成就了他自己的偉大，使他真正地在詩歌王國“一覽眾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