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人：“法之不行 自上犯之”當年商鞅變法為何發出如此慨嘆

立法人

“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此語出自

商鞅

。他在變法實踐中，面對以太子為代表的貴族勢力的橫加阻攔，不得不黥劓太子師傅以示變法的決心。因此，他發出了上述慨嘆。

立法公正

是古今中外共同的價值取向。《說文解字》以

法平如水

來比喻法的公平性。

早期法學家

管仲

借用度量衡器的客觀公平比喻

立法為公

。他說：“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鬥斛也，角量也，謂之法”。

慎到

也仿此比喻說：“有權衡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長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詐偽”。他還以斬釘截鐵的語言宣佈：“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至公大定之制也＂。

既然立法為公，只有事斷於法才是“國之大道”。然而，現實的狀況卻是法立之後，一些當政者以私心、私利、私權來危害法律，使法喪失公平性。一些思想家從維護法律權威的角度出發，對此發出了猛烈抨擊。

慎到

說：“法之功，莫大於使私不行……

今立法而行私，是私與法爭，其亂甚於無法

……故有道之國，法立則私議不行……事斷於法，是國之大道也。”

商鞅

更對此作出了精闢的論述。他說：夫廢法度而好私議，則奸臣鬻權以約祿，秩官之吏隱下而漁民。諺曰：“蠹眾而木析，隙大而牆壞。”故大臣爭於斯而不顧其民，則下離上。下離上者，國之“隙”也。秩官之吏隱下以漁百姓，此民之“蠹”也。故有“隙”、“蠹”而不亡者，天下鮮矣。是故明王任法去私，而國無“隙”、“蠹”矣。

他又說：“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權制獨斷於君，則威。民信其賞，則事功成；信其刑，則奸無端。

惟明主愛權重信，而不以私害法。

”他還以深沉的筆觸論證了“

世之為治者，多釋法而任私議，此國之所以亂也

”的道理。

“

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在中國古代專制制度下，自上壞法最集中的表現就是皇帝壞法。

例如，

隋文帝

曾經是提倡法制的皇帝，但至晚年竟然不顧秋冬行刑的法定製度，在“六月天殺人”。儘管大理寺少卿

趙綽

勸阻說：“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然而，文帝卻辯解說：“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天道既於炎陽之時，震其威怒。我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

即使是

漢文帝

、

唐太宗

這樣的明君，如無守法廉吏的諫諍，也會發生

以言代法

的行為。

一次，漢文帝出行，有人誤入御道，驚文帝馬。文帝命廷尉

張釋之

審理此案，張釋之判處該犯罰金四兩。文帝不悅要求重判。釋之對曰：按照律犯蹕罪，按律只需罰金四兩。廷尉是國家最高的司法官，是公正司法的標杆，所謂“天下之平”，廷尉“一傾天下皆為之輕重”，法制就敗壞了，國家也就無序了。張釋之義正詞嚴的諫諍打動了文帝，使他肯定“廷尉言是也”，避免了自上壞法的先例。

與此相類似，

唐太宗

時期，曾下敕對假冒資蔭的官吏處死刑。但大理寺少卿

戴胄

卻判處一名假冒資蔭犯流刑。太宗責備戴胄。

胄

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憤）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置之於法，此乃忍小忿（憤）而存大信也。若順忿（憤）違信，臣竊為陛下惜之。”太宗最終折服，並表示：“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復何憂也。”

由於

唐太宗

遵法奉法，流風所及，“王公貴族皆自清謹”，“不敢侵欺細民”。

（立法網新媒體中心/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