錦衣衛與南北鎮撫司到底啥關係？真相：誰掌管北鎮撫司，誰是大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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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創立的刑法，諸如刑律、法司的設定和職掌，多沿襲前代而結合明朝的時代特點加以變革。但有些刑法，卻是明朝的首創。

《明史·刑法志》說：“刑法有創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是已。”

並指出：“是數者，殺人至慘，而不麗於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極。舉朝野命，一聽於武夫、宦豎之手，良可嘆也。”

所以，後人將東西廠與錦衣衛合稱廣衛、亦稱特務機構，或非正常的司法機構；對其職掌稱作聽命於皇帝的法外用刑。

一、廷杖

明王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常常與侍臣談論對待大臣之禮。

太史令劉基也曾進言：古代公卿大臣有罪，只是“盤水加劍，詣請室自裁，未嘗輕意折辱之、所以存大臣之體”。

侍讀學士詹同也說、古代“刑不上大夫”，目的在於激勵大夫的廉恥之心，以盡君臣恩禮。

朱元璋深感言之有理。

洪武六年(1373年)，在工部尚書王肅有罪當處以笞刑時，他還以“六卿貴重，不宜以細故辱”為詞，令王肅減俸贖罪，從此，凡群臣有過失，均允許以俸贖罪。

可是，到了十三年（1380年）九月，出鎮廣東的永嘉侯朱亮祖、因誣告番禺知縣道同，朱元璋聞奏，勃然大怒，立即召還，連同其子朱暹鞭死。

十四年(1381年)工部尚書薛祥亦斃於杖下。廷杖之刑，由此開啟，愈演愈烈。

正統年間，宦官王振專權，尚書、侍郎、祭酒，皆受廷杖之辱，殿陛行杖習以為常。

成化十五年（1479年）五月，汪直誣陷兵部侍郎馬文升撫安無方、右副都御史牟俸貪婪，言官緘默不言，可自陳狀。於是給事中李俊等27人、御史王濬等緘默不言，餘29人合詞請罪。汪直矯詔，責其容隱，每人廷杖二十。

正德十四年(1519年)二月，群臣諫止武宗南巡，朱厚照為之惱怒，廷杖舒芬、黃鞏等146人，呼號之聲響徹禁掖、被杖立死達11人。嘉靖三年(1524年)，群臣爭大禮，廷杖豐熙等134人，立死16人。

嘉靖中期刑法益嚴、公卿大臣不免笞杖之辱，薊州巡撫朱方、大同巡撫陳耀，皆斃於杖下；其他大臣、受杖之後，還得赴衙門處理公務，公卿之辱、前所未有；杖殺朝士·五倍於前。

萬曆五年(1577年)，以爭張居正奪情，廷杖吳中行等。

其後遭受廷杖，多者至一百。由於神宗皇帝討厭言官，或不看奏疏，或多留中，“廷杖寢不用”。天啟時，魏忠賢專權。太監王體乾為討好主子，萬爆、吳裕中死於杖下，部院大臣力爭而於事無補。

閣臣葉向高說：“數十年不行之弊政，部院大臣力爭旬日，萬萬不可再行。”

於是魏忠賢才罷廷杖不用。雖然如此，魏忠賢欲殺之異己全部交鎮撫司處置，士大夫就更無生路了。官吏士夫的所謂尊嚴，在嚴刑峻法面前，已經被糟踐殆盡而又無可奈何了。

二、錦衣衛與鎮撫司

明朝錦衣衛的全稱是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本屬京衛之一。後因賦予緝察、刑獄之權、使其體勢日益顯赫。

再加上其屬有鎮撫司，掌理詔獄，無所不用其極、文武百官聞之喪膽。史稱特務衙門。

洪武十五年(1382年)四月，設定錦衣衛親軍指揮使司，秩從三品。設指揮使一人，指揮同知二人，指揮僉事四人。

其屬有御騎等七員，皆正六品。鎮撫司，設鎮撫二人（從五品）。十七年（1384年）升錦衣衛為正三品。二十年（1387年）罷。成祖朱棣恢復錦衣衛，又增設北鎮撫司，而以原鎮撫司稱南鎮撫司。

錦衣衛中，還設有“緹騎”，即身著赤黃色的軍役。

“緹騎”之上又有統領官。嘉靖時的陸炳，為擴充勢力，一次就增加7000人。

他所掌管的錦衣衛，向戶部支取糧餉的達十五、六萬人。

對其職責、《明史·職官志》載：錦衣衛“掌侍衛、緝捕、刑獄之事，恆以勳戚都督領之，恩蔭寄祿無常員。”

凡遇朝會或皇帝出巡，錦衣衛官得具鹵簿儀仗，率領大漢、將軍1507人侍從扈行。

平時，派員輪流宿衛，保證皇帝安全，以防不測。若有祭禮之事，佩刀侍衛皇帝左右。巡邏街途溝洫，緝命盜賊奸宄之徒。奉命偕三法司審理獄囚。

與兵中閱視五軍官舍比試。鎮撫司職掌詔獄(即奉皇帝之命查處的案件，或奉皇帝詔令逮捕關押犯人的監獄)。

錦衣衛與鎮撫司為害最烈的，當屬其組捕和詔獄。朱元璋登基後，因其出身低賤，心理的自卑，常常使他不安。但皇帝的尊嚴又促使他必須獲得臣僚的忠誠與擁戴。

於是，派人窺探臣僚私下的言行，便成了治癒心理不平衡的“良藥”。起初，他就採用特務手段，利用高見賢、夏煜、楊憲及凌說等人，“以伺察搏擊為事”。

專門“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無不奏聞”。甚至連宋濂待客、宋訥生氣、錢宰吟詩之類，也瞭若指掌。由拱衛司而幾經變化成錦衣衛，本為掌侍衛和陳列鹵簿的親軍，而賦予緝捕、刑獄之事。且是皇帝“時有所誅戮，輒下鎮撫司雜治，不由三法司。

其從校五百人，祿秩名號，無異京衛軍士，獨不隸都督府，稱為親軍”。

當時、天下重罪囚犯逮捕至京，多收繫獄中，誅殺極多。其中有一富民，衛官非法凌虐。

朱元璋得知，十分惱怒，說道：

“訊鞠，法司責也，或令錦衣衛審之，欲先得其情耳。豈令其鍛鍊！”

於是，逮捕衛官懲處，令將錦衣衛刑具全部焚燬，囚犯交刑部審理。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又申明此禁，詔令京師內外罪囚，不得交錦衣衛，無論罪惡輕重，全部經三法司。

應該說朱元璋此舉，當為一時善政，再申其禁，似能慮及將來。然而，後來“奸璫藉以肆虐，視前加厲，不能悉除其陷阱，一舉而廓清之。僅知遏其兇焰，如撲火不滅，後將益熾。作法於涼，明祖不能諉其咎“。

事實正是如此。成祖朱棣，因稱帝的篡奪之嫌，於心未安，更需要耳目伺察周圍動靜。於是無視朱元璋的詔令，恢復了錦衣衛。

由其寵信的紀綱領錦衣衛親兵，復典詔獄。又用黨羽莊敬、袁江、王謙、李春等，為非作歹，緣借作奸數百千起，怨聲載道。

英宗正統末，王振專權。用黨羽馬順為指揮，枷李時勉、殺劉球等，荼毒天下。景泰帝採納言官意見，切責錦衣衛官，令將緝察事件送法司，若有誣陷不實之事，予以懲處。

可是英宗復辟後的天順年間，雖有李賢極力進諫，論及官校提人之害。但由於衛指揮門達、鎮撫逯杲，恃皇帝寵信，肆意妄為，朝官得罪頗多，以至銀鐺就逮、冤號道路的官吏，不可勝記，朝野相顧而不能自保。

成化、正德之後，“浸假而寄之事權馴至末流，益復隸於東廠。於是，緹騎橫行，詔獄四出，遂成大患，”鎮撫司，初立之時，與其他軍衛一樣，只理本衛刑名，兼理軍匠。

後添設北鎮撫司，遂有南北兩鎮撫司，南鎮撫司掌本衛刑名與軍匠，而北鎮撫司專理詔獄。

三、詔獄

詔獄，古已有之。漢置詔獄26所，此後因革不一。明朝北鎮撫司掌管的詔獄，對重大案件審訊之後，即送法司擬罪，不具獄詞。而在囚繫、審訊時，施刑的慘酷，死傷極多。

天順時，門達掌鎮撫司獄，在西城設定獄舍，“拘繫狼藉。”待門達被殺，才予撤毀。成化十四年（1478年），為避免法司掣肘，增鑄北鎮撫司印信，規定“一切刑獄毋關白本衛”。即使是錦衣衛下達之事，也要直接呈請皇帝批准，“衛使毋得與聞”。

因而提高了鎮撫特權，使其品秩低下而權力日重。

鎮撫司的監獄，十分陰慘。“其室卑人地，其牆厚數仞，即隔壁嗥呼，悄不聞聲”。“飲食之屬，十不能得一。又不能舉火，雖嚴寒，不過啖冷炙、披冷袖而已。家人輩不但不得隨入，亦不許相面。惟拷問之期，得午堂下遙相望見”。

後為避免鎮撫司監獄裡的罪惡暴露，勒令家屬跪於一丈之地以外，高聲問答，但不能用方言。至於重要囚犯，皆戴三木之枷，難以輾轉。獄囚得病，亦難以得到治療。

詔獄用刑，十分悽慘嚴酷。其刑具，除枷與立枷外，在鎮撫司即有18種之多。其中常用的有5種。

《碧血錄》附燕客《天人合證紀實》載：械，“堅木為之，長尺五寸、闊四寸許，中鑿兩孔著臂上，雖受刑時亦不脫。人獄則否。凡殺中，惟械手則甚便。”

鐐，“鐵為之，即銀鐺也。長五六尺，盤左足上，以右足受刑，不使動也。”棍，“削楊榆條為之，長五尺，曲如匕，執手處大如人小指，著肉處徑可八九分。每用棍，以繩急束其腰，二人踏繩之兩端，使不得轉側。又用繩系兩足，一人牽繩背立，使不得伸縮。”

“用楊木為之，長尺餘，徑四五分。每用，兩人扶受欏者起跪，以索力束其兩端，隨以棍左右敲之，使上下則加痛。”夾棍，“楊木為之，二根長三尺餘，去地五寸許，貫以鐵條。每根中間，各幫欏三付，凡夾人則直豎其棍，，一人扶之，安足其中，上急束以繩，仍用棍一具支足之左，使不得動。又用大槓一根，長六七尺，圍四寸以上，以左畔猛力敲足脛。”

還有晝夜用刑之例。戶部司務何以尚，為救海瑞而上疏，杖打之後，投人鎮撫司獄，命晝夜用刑。

其刑具是“以木籠四面攢釘內向，令囚處其中，少一轉側，釘入其膚”。所以受此刑的人，只能整天“危坐如偶人”。不出兩天，必死無疑。

另有最為殘酷的刑具稱作“琵琶”，每用此刑，受刑者百肢盡脫，汗下如雨，死而復生，而且反覆施用。至於法司酷吏使用的梃棍、烙鐵及灌鼻、釘指等，也包括在鎮撫司獄的刑具之內。

鎮撫司獄，對於囚犯的審訊施刑，成化、弘治間有案情輕重之分。輕者稱“打著問”，重者稱“好生打著問”或“好生著實打著問”。

正德以後，不分輕重，一律打問。

對“好生著實打問”的重囚，行刑一套，共18種，致使血肉橫飛，求死不得。嘉靖時侍郎張地建言，關於盜賊奸宄，責於廠衛；貪官冤獄，歸於法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