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工部尚書河道總督靈州功臣張九德

大明工部尚書河道總督靈州功臣張九德(下)

寧夏大學歷史系 白述禮

本文發表於《寧夏史志》2008年第六期、2009年第一期、第二期;《吳忠日報》2009年4月至9月連載

大明工部尚書河道總督靈州功臣張九德

五、延綏巡撫工部尚書

張九德在寧夏出任河東兵備前後六年期間(泰昌元年1620年至天啟五年1625年),政績突出,天啟四年(1624年)三月二十一日,廵按陝西御史劉廷宣疏為薦舉方面官員,其中舉薦的官員就有張九德;三月二十七日寧夏廵撫李從心疏為薦舉方面官員其中又“薦薦”“寧夏兵備張九德”;同年,山西廵按李日宣疏為舉該方面官員,也又有薦張九德。(48)因此,沈猶龍記載,張九德在寧夏河東兵備任內,政績斐然,“到乙丑(天啟五年,1625年),兩考卓異,巡撫都御史去。”天啟六年(1626年),朝廷提拔張九德的官職以資獎勵,由地方第三位官員督儲河東道晉升為地方第二位官員——延綏巡撫,成為陝西四大巡撫之一(陝西巡撫,甘肅巡撫,寧夏巡撫,延綏巡撫),後並加任都御史。但他在延綏巡撫任內似乎時間不長,估計也就一年左右。《樵史》記載:“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辰牌時分,司禮監承諭,傳旨升王立極、王之臣加少師;……曹思誠、範濟世、劉遵憲、袁可立、白所知加太子太保;……許宗禮、呂圖南、張九德、張文鬱、單明詡、嶽駿聲、李春茂、王之宷升都御史。其餘侍郎、少卿的升遷,不在此內。這些官員平時清修自好的,被這一升,反都渾在濁水裡面了。到酉牌時分,天啟皇帝駕崩。”(49)

張九德還曾經繼承先祖張楷衣缽,對於法法律頗有研究,他撰寫法學著作。傳世的著作有明朝天啟丙寅六年(1626年)張九德撰《折獄要編》十卷,三河盧友竹校刊本,六冊,線裝。該書著錄於國立中央圖書館典藏,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頁130。現藏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50)此外,張九德還編輯了《膽識類纂》,抄本。(51)

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23歲的天啟皇帝明熹宗朱由校病逝,他無子嗣,遺詔由其弟朱由儉繼位。當月,16歲的朱由儉即位,成為明朝末代皇帝—崇禎皇帝。崇禎皇帝明思宗朱由檢(1611-1644),是明光宗朱常洛的第五子,他是明朝最勤勉的皇帝,但明朝積弊太深,他無力迴天,最終,自縊於北京故宮北的煤山,成為歷史上最具悲劇色彩的皇帝。因此,《明史》評價說:“明之亡,不亡於崇禎失德,而亡於萬曆怠政”。

清汪輯《崇禎長編》卷三載,明天啟七年(1627年)十一月,“兵部覆延(綏)鎮修邊功,加搃督王之採(1625年11月至1627年4月任職)、廵撫張九德各一級,搃兵楊肇基進太子太保。”(52)這段記載說明,他與王之採同時因敘延綏修邊功,被兵部上奏朝廷加一級,三邊總督 王之採1627年4月離任。所以,張九德大約1626年到延綏,也是1627年初離任,一年左右。

張九德在延綏巡撫任內修邊政績卓著有功,因此被升一級。隨即,張九德由延綏巡撫被提升到朝廷,任命為大理寺卿。大理寺,掌刑獄案件審理,是:中國古代執法機構,相當於當代最高法院。大理寺卿:大理寺最高首長,相當於最高法院院長,正三品。

大明御史沈猶龍,在崇禎皇帝初即位時撰寫的《河東兵備道張九德去思碑記》中寫道,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今上(上在這裡指崇禎皇帝)即位,公(指張九德)以少司馬(兵部侍郎的別稱)陳新政,上嘉納:‘老誠敏練,無逾卿者。’”(53)這段記載說明,崇禎皇帝即位的時候,張九德已經晉升為兵部侍郎。他向新皇帝陳新政,得到皇帝的嘉獎。侍郎原本為各部主官尚書之副手,明朝升侍郎為正二品官職,與尚書同為一部的官品。

天啟七年(1627年)十二月己酉,剛剛即位不久的崇禎皇帝,任命在寧夏督儲河東道任職六年,治理黃河,延綏巡撫取得優異政績的大理寺卿、都御史、兵部侍郎“張九德為工部尚書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史書也簡稱“總河”。(54)工部是中國封建時代中央官署名,為掌管營造工程事項的機關,中央六部之一,長官為工部尚書,曾稱冬官、大司空等。工部掌管全國各項工程、工匠、屯田、水利、交通等政令,與吏、戶(度支)、禮、兵、刑並稱六部。工部一般設有:尚書一人,正二品;侍郎二人,正三品。也就是說張九德由省級地方官員一下子就被提升為中央朝廷的正二品高官——尚書,尚書官職應該比現在部長還要大,等於國務大臣,差不多相當現在的國務委員、副總理級別了。

關於張九德出任大理寺卿以及工部尚書等職,還可以從崇禎長編看出:《崇禎長編》載:天啟七年(1627年),“十二月,庚子,……大理寺卿張九德疏辭總河新命,不允。”(55)這段記載說明:第一、天啟七年(1527年),張九德由延綏巡撫調朝廷,先任大理寺卿,旋加任兵部侍郎。第二、天啟七年(1627年)十二月,己酉,張九德又有“總河新命”即任命大理寺卿“張九德為工部尚書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十天之後,他上疏請辭新任命,沒有被批准:“庚子……大理寺卿張九德疏辭總河新命,不允。”張九德對於工部尚書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河道、提督軍務的這個新任命的職務,提出辭疏,皇帝答覆:不允。天啟七年(1627年)末,崇禎皇帝還曾經委派大理寺卿張九德參與審理閹黨魏忠賢假子、肅寧伯魏良卿一案。魏良卿是大宦官閹黨魁首魏忠賢的侄兒、假子,掌管錦衣衛南鎮撫司(審訊機關)大權。後來被定為第二等罪犯“首逆同謀”處死。

《崇禎長編》載:“崇禎元年(1628年)三月癸亥,罷寧夏巡撫焦馨及大理寺卿張九德”。(56)這裡,應該是因為魏黨的問題,罷免張九德所有官職:包括大理寺卿、工部尚書,河道總督,提督軍務等。這段記載說明,張九德的大理寺卿以及出任工部尚書河道總督提督軍務,大約是在天啟七年(1627年)十二月到崇禎元年(1628年)三月這段時間,也就是三個多月。

工部尚書張九德為什麼《明史》無傳?張九德究竟當沒當過工部尚書?諸煥燦《慈城有五狀元嗎?》一文曾經提出否定,諸文寫道:“但魏文(指魏金水《古邑歷千載慈城五狀元》一文)提及楊(楊守勤)親家‘萬曆二十九年工部尚書張九德’。按理官至尚書一般給了立傳,但《明史·列傳》沒有張九德傳,在《明史七卿年表》查核,萬曆二十九年的工部尚書是楊一魁非張九德。”(57)讀到這段文字,我發現,其實是諸文所引魏文“萬曆二十九年工部尚書張九德”一句本身有誤,錯誤在於張九德是天啟七年(1627年)的工部尚書,而非萬曆二十九年,萬曆二十九年他中進士,還沒有當工部尚書。可見諸文因魏文而搞錯了。

為什麼工部尚書張九德在《明史》無傳?我以為和他依附魏忠賢黨有關,但是,如果他是依附魏黨是重要成員,《明史》會以叛逆列傳,而張九德並非重要成員。在崇禎二年(1629年)正月欽定逆案中,他並沒有受到太大的懲處,僅僅被列為最後一等、即第六等的“掛冠閒住”而已,所以,也就沒有作為叛逆列傳。張九德曾經擔任工部尚書,我們還可以從《明史·列女傳》得到證實,《明史·列女傳》記載:“劉氏,張能信妻,太僕卿憲寵女,工部尚書(張)九德婦也。性至孝,姑病十年,侍湯藥不離側。及病劇,舉刀刲臂,侍婢驚持之。舅聞,囑醫言病不宜近腥膩,力止之。逾日,竟刲肉煮糜以進,則乃姑已不能食,乃大悔恨曰:‘醫紿我,使姑未鑑我心。’復刲肉寸許,慟哭奠簀前,將闔棺,取所奠置棺中曰:‘婦不獲復事我姑,以此肉伴姑側,猶身事姑也。’鄉人莫不稱其孝。”(58)《明史》雖然沒有張九德傳,但《明史·列女傳》卻準確無誤地寫道“工部尚書九德”,從而確認張九德為工部尚書。只是上引崇禎長編載崇禎元年三月“罷……大理寺卿張九德”記載說明,張九德大理寺卿任工部尚書銜任內的任期,為三個多月,即天啟七年十二月至崇禎元年三月。

那麼,張九德是不是就是工部尚書無疑了嗎?那還不能這樣說。考《明史·七卿年表》:“工部尚書,天啟六年(1626年)……薛鳳翔五月任。崔成秀十月以工部尚書兼左都御史。七年薛鳳翔。……崇禎元年(1628年),薛鳳翔正月免。劉廷元正月任,五月免。”,按明制,工部尚書按說只能有一個人擔任,《明史·七卿年表》(《明史》卷112,表13:七卿年表二)說明,天啟六年(1626年)五月到崇禎元年(1628年)五月,工部尚書先後由薛鳳翔和劉廷元擔任,沒有記載有張九德,那麼,崔成秀和張九德都應該算是兼職,即張九德有工部尚書銜,但主要職務是河道總督。這和他曾經在寧夏從事水利建設治理黃河和引黃渠道有直接關聯,順理成章,出任工部尚書兼右僉都御史,總督河道,提督軍務。再說,因為河道整治興修水利,本身就是工部一個主要職責。有工部尚書銜,主管河道總督一職,既方便,也順理成章。

張九德的後代,據《慈溪縣誌》“張能恭小傳”記載:“張能恭,字伯安,尚書張九德長子。弟能信,字成義。”(60)張九德長子張能恭,其妻楊氏,她的父親即張能恭之岳父張九德的親家是楊守勤,乃是明代萬曆朝狀元。張九德次子張能信,字成義。他的妻子就是《明史列傳》的烈女劉氏,是明代封建社會孝敬婆婆的模範,她的事蹟被收入《明史·列女傳》。張能信本人是劉宗州的學生,與劉宗元是摯友。在明末清初,他們都是天主教耶穌會人士,形成浙東蕺山學派。清軍入關以後,張能信參加了抗清鬥爭,《南疆繹史》記載:“慈溪張能信(成義)丙戌後,起兵不克,行遜;莫知所終)”。(61)龔纓晏 在《明清之際的浙東學人與西學》一文中指出:“張能信的父親曾投靠魏忠賢,而其岳父則是魏忠賢的反對者,張能信皈依天主教,可能與這種家庭背景有關。明朝滅亡後,朱宗元很快歸順清朝,而張能信則走上了武裝反清的道路。黃宗羲與張能信同是劉宗周的弟子,同是抗清戰士。”(62)這裡所說張能信的岳父,也就是烈女劉氏之父、張九德的又一位親家是太僕卿劉憲寵,他是東林黨領袖,所以說他是魏忠賢的反對者。

六、千秋功過如何評說

張九德晚年有一個失誤,也給他帶來一個汙點,這就是上述記載的他曾經投靠魏黨。明代天啟年間,大宦官魏忠賢把持朝政,為非作歹,不可一世。朝中大臣幾乎都是他的黨羽,全國官員大多數都有意無意地依附魏忠賢。其中一個重要的標誌就是為巴結魏忠賢而為之立生祠。為活著的人建立祠廟,加以奉祀,稱為生祠,大約開始於漢代。立生祠的人大都是為民眾請命,給民眾帶來福惠的重要人物,數量也不多。天啟六年(1626年)閏六月初二日,浙江巡撫潘汝楨第一個給魏忠賢建生祠,接著各地效仿,天啟七年(1627年),生祠遍佈全國。祠中供有魏忠賢塑像,頭戴官帽,身穿朝服,手持玉笏,儼如帝王。行人經過要行五拜禮,呼九千九百歲。自內閣、六部至四方總督、巡撫,各地官吏紛紛為他設立生祠。張九德也捲入其中。但是,張九德什麼時候建生祠?史料沒有見到具體記載,我看到天啟六年(1626年)建生祠運動開始的時候,他升延綏巡撫,隨後進朝廷升兵部侍郎、大理寺卿。史載延綏巡撫朱童蒙天啟七年(1627年)五月以後,在延綏鎮(今陝西榆林)建高規格琉璃瓦的魏忠賢生祠,(63)據此在延綏建生祠不是張九德。因此,估計他建生祠是到朝廷以後,天啟七年(1627年)全國建生祠高潮時候的事。因為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明熹宗朱由校死去,八月二十四日朱由檢繼位,翌年改元崇禎。崇禎帝在對魏忠賢“閹黨”隱忍、“薄示優容”一段時間後,終於在天啟七年(1627年)十一月初一清除魏忠賢出京,並逼其於途中自縊。

在魏忠賢死後,天啟七年(1627)十二月二十三日,朱由檢正式下令清查“閹黨逆案”,下旨先從“五虎”、“五彪”入手,開展了持續一年多的政治清算運動。崇禎元年(1628年)三月,在清算運動中,張九德被罷官。最初,三法司只提出51個要懲處的閹黨名單,崇禎帝看到“三法司”一直有迴護閹黨的態度,感到清查運動根本無法進行下去。思宗非常惱火,於是親督此事,崇禎二年諭命內閣並吏、刑二部、都察院上書逆名單,擬就懲治魏忠賢黨羽的《欽定逆案》。崇禎二年已巳(1629年)三月十九日,朱由檢以諭旨的形式公佈“欽定逆案”名單,刊佈全國。據明韓爌撰《欽定逆案》記載,對閹黨以八等定罪:一、首逆二人,魏忠賢和客氏,處凌遲;二、首逆同謀六人,處斬首;三、結交近侍19人,判秋後處決;四、結交近侍次等11人,處流放;五、逆孽軍犯35人,處充軍;六、諂附擁戴16,充軍;七、結交近侍又次等128人,判刑三年;八、結交近侍減,即“詞頌”44人,定掛冠閒住,共計二百五十八人。如果加上漏網名單五十七人,則共計三百一十五人。張九德被定為八等中的第八等“祠頌”四十四人”之一。這44人,包括張九德最後處理是:“以考功法不謹例一款,將諸臣並擬閒住。”(64)也就是“掛冠閒住”,免官職,告老還鄉,並沒有判罪,沒有給刑事處分。據《崇禎朝野記》欽定逆案八等欽犯全部名單為:

第一等、首逆:魏忠賢、客氏。依謀反大逆律,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已經正法。

第二等、首逆同謀:崔呈秀、李永貞、李朝鈔、魏良卿、侯國興、劉若愚。依謀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已經正法,減等擬斬。

第三等、結交近侍:劉志選、梁夢環、倪文煥、田吉、劉詔、孫如冽、許志吉、薛貞、曹欽承、吳淳夫、李夔龍、陸萬齡、李承祚、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張體乾、孫雲鵬、楊寰。以上依諸衙門官吏典內官互相交結洩漏事情、夤緣作弊扶同奏啟律,斬,秋後決。

第四等、交結近侍次等;魏廣微、徐大化、霍惟華、張訥、閻鳴泰、周應秋、李魯生、楊維垣、潘汝楨、郭欽、李三才。以上依交結近侍官員律,減等充軍;仍行各撫按招擬有贓私情節,一併看明奏請發落。

第五等、逆孽軍犯:魏志德、魏良棟、魏鵬翼、魏撫民、魏希孔、魏希堯、魏希舜、魏希孟、魏鵬程、傅應星、楊六奇、客光先、徐應元、劉應坤、王朝輔、徐文輔、孫進、王國泰、石元雅、趙秉彝、高欽、王朝用、葛九思、司雲禮、陶文、紀用、李應江、胡明位。

第六等、交結近侍又次等:馮銓、顧秉謙、張國瑞、來宗道、郭允厚、薛鳳翔、李蕃一、孫杰、張我續、朱童蒙、楊夢袁、李春茂、李春燁、王紹徽、徐兆魁、劉廷元、謝啟光、徐紹吉、邵輔忠、楊所修、賈繼春、範濟世、李養德、阮大鋮、姚宗文、陳九疇、亓詩教、趙興邦、博櫆、安伸、孫國楨、郭鞏、馮嘉會、曹思誠、孟紹虞、張樸、李恆茂、郭尚友、李精白、秦士文、張文熙、楊惟和、何廷樞、陳朝輔、許宗禮、卓邁、盧承欽、陳爾翼、石三畏、郭興治、劉徽、智鋌、何宗聖、王琪、汪若極、陳惟新、門克新、遊鳳翔、田景新、呂純如、吳殿邦、黃運泰、李從心、楊邦憲、郭增光、王點、單明詡、李嵩、牟志夔、張三傑、曹爾禎、毛一鷺、張文鬱、周惟持、徐復陽、黃憲卿、許其孝、張養素、汪裕、梁克順、劉宏光、溫皋謨、鮑奇謨、陳以瑞、莊謙、龔萃肅、李應薦、何可及、李時馨、劉渼、王大年、餘閤中、徐吉、宋禎漢、張汝懋、許可德、劉祖述、李燦然、劉之侍、孫之獬、吳孔嘉、季寓肅、潘士聞、王應泰、張元芳、阮鼎鉉、李若琳、張永祚、周良才、曾國禎、張化愚、李桂芳、張一經、陳■〈〈日上廾下〉殳〉一、夏敬承、周宇、魏豸、郭希禹、頡鵬、李際明、魏宏政、嶽駿聲、郭士望、張聚垣、周鏘、徐四嶽、辛思齊、胡芳桂。以上依結交近侍官員律,引名例律減二等,坐徒三年,納贖為民。

第七等、諂附擁戴:李實、李希哲、胡良輔、崔文升、李明道、劉敬、徐進、馮玉、楊朝、胡賓、孟進寶、劉鎮、王體乾、樑棟、張守成、商成德。以上一款十六人,並前一款徐應允等十六人,俱為民當差。

第八等、又疏列次等四十四人:黃立極、施鳳來、楊景辰、房壯麗、董可威、李思誠、王之臣、胡廷宴、張九德、湯三九、喬應甲、楊維新、朱國盛、馮時行、呂鵬雲、董懋中、周昌晉、虞廷陛、楊春茂、徐景濂、陳保泰、郭興言、周惟京、徐揚先、陳序、曹谷、朱慎荃、郭如暗、何早、虞大復、葉天陛、邸存性、葛大同、夏之鼎、張九賢、李宜培、譚謙益、歐陽充材、吳士俊、徐溶、潘舜歷、李三楚、童舜臣、陣守瓚。以上照考察不謹,擬冠帶閒住(御筆抹去「冠帶」二字)。(65)

對張九德一生功過如何評價?我以為,天啟末年給魏忠賢“祠頌”,被“掛冠閒住”,固然是張九德的一個汙點,不能忽視,更不能原諒。但是,就其一生來說,這一點應該是瑕不掩瑜。在當時全國瘋狂吹捧魏忠賢,紛紛為其造生祠的大背景下,張九德採取 “祠頌”應該說也是不得已而為之。考張九德,也不像是一個想巴結魏忠賢而圖謀高官厚祿的人。韓爌《欽定逆案》評判張九德時的結論是 “張九德, 素無節鉞之望,乘時幸躐,諒非無因。”這裡,主持查捕魏忠賢黨的韓爌十分明確地指出了,張九德“素無節鉞之望”。什麼是“節鉞”,“節鉞”就是指總攬地方軍政大權即總督巡撫一類的封疆大吏。節是指古代地方官授職時皇帝頒賜的旌節,鉞是指皇帝頒賜的一種青銅製形如板斧而較大名叫斧鉞的兵器,凡是不聽將令者皆可斬殺,二者都象徵著極大的權力。《禮記·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徵,賜鈇(斧)鉞然後殺。”這裡就是說張九德向來就沒有想當總督巡撫成為封疆大吏的願望,也就是說他這個人向來沒有什麼企圖涉足權欲的野心,他到一地為官,都是踏踏實實為百姓做實事、做好事。後來“乘時幸躐”當了巡撫都御史,“諒非無因”,韓爌料想他也是不是沒有原因的,我以為這正是因為他的政績突出順理成章,並非巴結什麼人得來的。連崇禎皇帝也曾經嘉納張九德“老誠敏練,無逾卿者”。其實,欽定逆案名單是有擴大化的,其中應該有一些人不是自願所為的,如寧夏巡撫、三邊總督、兵部侍郎史永安,雖然也曾經在天啟七年(1627年)八月給魏忠賢建生祠於固原,但他同時又是反權貴、反魏忠賢的東林黨人之一,他肯定不是自願建生祠,他最後也沒有列入逆黨名單。又如與張九德同時任命的工部侍郎郭增光,曾經在開封建祠,有文章說“開封的巡撫郭增光,巡按鮑奇謨,都是魏奸的忠實走狗,索賄的專家。”(66)然而,《明史》卻記載:“開封建祠開封之建祠也,至毀民舍二千餘間,創宮殿九楹,儀如帝者。參政周鏘、祥符知縣季寓庸恣為之,巡撫(郭)增光俯首而已。鏘與魏良卿善,祠成,熹宗已崩,猶抵書良卿,為忠賢設滲金像。”(67)可見開封建祠,主要是周鏘所為,開封巡撫郭增光既然是“俯首而已”,自然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張九德所以捲入對魏忠賢建祠稱頌,被列入名單第八等,我分析,一方面,本來最初名單隻有50多人,崇禎皇帝特別不滿意,於是就擴大,有些不該列入的也列入了,雖然張九德沒有什麼其他劣跡,但這時候他已經是朝廷重臣,他捲入“祠頌”,逆案擴大名單也就只得將他列入到第八等;另方面,韓爌說他“乘時幸躐,諒非無因”,看來,他本人也可能一定有他的不得已的難言之隱。考《明史·閹黨傳》中列舉各地建祠官員名單,不知為什麼沒有列出張九德,可能也說明他屬於不得已而為之一類,就沒有記載。

《欽定逆案》的作者韓爌是什麼人?韓爌(1564-1644)是明代著名大臣,官至禮部尚書,東閣大學士,朝廷首輔,東林黨元老,崇禎皇帝派他主持查捕閹黨。而他這個人為人老成持重,天下稱賢。因此,由他撰寫的《欽定逆案》對張九德的評論,應該以為是比較公允的評價。

考張九德由地方到朝廷,從政幾十年,也的確從來並沒發現有其他任何劣跡。張九德的一生,從任松江知府,“全活饑民數百萬,獎育士類”,到河東兵備、延綏巡撫,安定西北邊防。特別是修建靈州河堤、整治秦漢渠等大型水利工程,不但保護了靈州城免去第四次被黃河水淹沒、徙城和百姓搬遷之災,沒有張九德的靈州河堤,就保不住宣德年間建的靈州即今天的靈武城,張九德應該是靈州()的功臣,。而且,大量水淤河灘地成為良田,農業進一步發展,百姓生活提高。因政績突出,提升為延綏巡撫,新皇帝登基,被調到朝廷,後擔任“總河”(即工部尚書河道總督)的要職。他曾經給新上任的崇禎皇帝“陳新政”,崇禎皇帝還表彰他,“上嘉納:‘老誠敏練,無逾卿者。’”我以為,張九德築靈州河堤的功勞,是他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寧夏黃河從天啟年間之後到今天近400年,沒有大的改道,沒有出現特大的水災,使塞北江南更上一層樓,由河東灌區進一步擴充套件到整個寧夏平原,這是張九德的最大功勞,這是張九德一生政績的主流。當然,我們也不應該誇大張九德靈州河堤的功效,並不是有了張九德的靈州河堤,寧夏黃灌區的問題就都解決了,黃河再也沒有水災了,再也無需治理黃河了,不是這樣的,必須特別強調指出,解放後人民政府修建的青銅峽水利工程,用青銅峽大壩鎖住了滔滔“陽侯”黃河,讓它馴服,不再“狂怒”,這應該是寧夏水利建設“一勞永逸”的更大的決定性的工程。即便如此,黃河歷年都還是有小的塌岸發生,例如,有記者孫凱曾撰文報道,吳忠市金積鎮原秦渠鄉河渠湃村原本在現在的河中,因為河岸崩塌,河渠湃村只得向東遷移。2006年3月,孫凱寫道:“在吳忠市秦壩關秦渠鄉,河流呈V形動盪,7公里長的堤岸,近年來塌了3公里,損失良田3000多畝,現在的河中心就是原來的河岸,是村莊的所在地。現在村莊已經往後退了3次。”(68)因此,寧夏人每年都要治理黃河,需要防洪,修整河岸加固河堤。雖然仍有塌岸,但那只是區域性小範圍發生,並沒有因為河水暴漲出現黃河大的改道,而發生像明代淹沒古靈州城那樣的特大水災。無論如何,張九德在寧夏的業績的巨大作用還是顯而易見的,他應該肯定是明代一位大有作為的對朝廷對百姓有大貢獻的高官,是明代寧夏治理黃河水患的專家、功臣,他為時近兩年半所建靈州河堤,以及整治秦漢渠的水利工程,無疑是寧夏水利史上造福百姓的壯舉,是寧夏水利建設的巨大工程,保證了靈州即今日靈武市的城市安全,沒有再發生第四次遷徙,是靈州今靈武市的功臣,他所撰《新築靈州河堤記》以及記載他的事蹟的《河東兵備道張九德去思碑記》等文獻,是研究寧夏曆史的珍貴史料,因此,當時寧夏人給他和其他二人立“三賢祠”紀念,所以,他在寧夏水利史和寧夏古代史中佔有重要地位。人們應該不能忘記明代的歷史名人張九德,寧夏人是不是可以重新為張九德樹碑立傳,建議在適當地方建張九德塑像,紀念這位曾經治理黃河給寧夏人民謀利益的歷史人物,弘揚其為民造福祉的精神。正在進行建設現代化新寧夏並在打造“沿黃城市帶”宏偉工程的寧夏人民,將汲取併發揚包括張九德在內造福寧夏的眾多歷史名人的偉業和經驗。

註釋:

(1)、朱栴撰,《寧夏志》,捲上七,山川,見吳忠禮主編《寧夏曆代方誌萃編》第一函,天津古籍出版,1988年。

(2)、(9)、李零著《去聖乃得真孔子》,上篇:縱讀《論語》(人物篇),一、走近孔子【7】,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2008年。

轉引自《搜狐讀書頻道》(搜狐書網lz。book。sohu。com/chapter-9981-2-7。html)。

(3)、李賢撰《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公楷神道碑》,引自:國學之窗[李守力部落格專欄]張都憲張楷八字考證(文/李守力)[原創2008-07-19 14:25:10]

(4)、張廷玉等撰:《明史》,《明史·丁瑄傳》,卷一百六十五 列傳第五十三;李賢撰《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公楷神道碑》。

(5)、引自:“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李賢_(明)&variant=zh-cn

(6)、李慶著:論張楷《蒲東崔張珠玉詩》——兼談中國文學研究的若干問題。日本金澤大學李慶教授《平淡詩壇上的翹楚者——十五世紀詩人張楷生平事蹟考略》,《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2年第三期,Li Qing 。

(7)、《明史·陳循傳》,卷168,列傳56。

(8)、《明英宗實錄》中華歷史網《明朝》令人瞠目結舌的明朝:皇帝與文官集團開戰(申精)【明英宗】

(10)、《明清案例彙編及其時代特徵》(doc 18)|中國經理人(www。handlers。cn)。[轉自中華歷史社群[url]http://bbs。1history。cn/[/url] ]

(11)、《朔方新志》,卷四,詞翰,七十八頁有《按察使四明張九德撰襄毅公巡撫鑑川王崇古祠堂記》一文。

(12)、百度百科:慈溪:作者:汐浪 2007-8-16 22:55:00,慈溪歷史。

(13)、(16)、(17)、(18)、(31)、(34)、(37)、(52)、(55)、御史沈猶龍撰:《河東兵備道張九德去思碑記》,載《萬曆朔方新志》,卷四,詞翰。

(14)、《幾個老慈溪人的名字》,載《慈溪土著的BloG》(15)、上海市地方誌辦公室編撰:《上海舊政權建置志》,第六章人物>>節第二節人物表【明代】

(18)、(43)、、《萬曆朔方新志》,卷四,詞翰:《御史沈猶龍撰河東兵備道張九德去思碑記》

(19)、《明史》卷七十五,志第五十一職官四;羅冬陽;明代兵備初探[J];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4年01期;15-21);中國曆代職詞典中華博物審編委員會、百度知道:明朝時的天津兵備道是幾品?解決時間:2008-3-2 15:34)(20)、《全唐詩》卷371_18,呂溫:【奉送範司空赴朔方(得遊字)】

(21)、《全唐詩》卷566——15,韋蟾《送盧潘尚書之靈武》

(22)、朱栴撰《寧夏志》,捲上,二十七,河渠。

(23)、(24)、(25)、(26)、(27)、(28)、(29)、(32)、(33)、(39)、(40)、(46)、《萬曆朔方新志》,卷四,詞翰:《撫都御史張九德撰新築靈州河堤碑記》;《翰林院編修南居仁靈州三賢祠碑記》;《太僕少卿崔爾進撰靈州張公堤記》;胡迅雷:《張九德與寧夏》載胡迅雷著《寧夏曆史人物研究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270—271頁;明管律撰修、陳明猷校勘《嘉靖寧夏新志》,卷之三“水利”,寧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187頁;寧夏省水利廳編《寧夏省水利專刊》,“各渠考述”“七秦渠”、“八漢渠”,中華書局刊印,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

(30)、(42)、《太僕少卿崔爾進撰靈州張公堤記》,《萬曆朔方新志》,卷四,詞翰。

(35)、《漢語詞典》,商務印書館出版,1981年,第469頁。

(36)、《漢典》網站,“詞語解釋”:“水戽”。

(38)、《萬曆朔方新志》,卷貳,學校。

(41)、(44)、(47)、《翰林院編修南居仁靈州三賢祠碑記》《萬曆朔方新志》,卷四,詞翰,。

(45)、蘇聞主編:《靈武市志》卷三十二,“人物”“張九德”,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33頁。

(48)、纂修官:浙江道監察御史李長春、 編輯、較正:廩監生方至:《大明熹宗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莊勤哲皇帝實錄》,卷之七,天啟四年正月至四月 。

(49)、《樵史》第十四回。又稱《樵史通俗演義》。存四十回。題“江左樵子編輯,錢江拗生批點”。據考證,樵子、拗生為陸應?,字伯生。松江府人。清初刻本,首《樵史序》,尾署“花朝樵子自序”,上海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皆有藏。

(50)、見《資料連線網》)Dushu。com讀書網:《寄園寄所寄》。

(51)、(清)汪楫編《崇禎長編》卷之三

(52)、引自古籍善本網。

(54)、明□宗□皇帝實錄《崇禎實錄》卷之〔四〕。

(55)、《崇禎長編》卷之四。

(56)、《崇禎長編》卷之七。

(57)、諸煥燦《慈城有五狀元嗎?》,《情繫中華》2002年2月號。

(58)、《明史·列女傳》,卷302,列傳190,列女二。

(59)、《明史》六卿。

(60)、清楊泰亨、馮可鏞纂:光緒《慈溪縣誌》,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本。

(61)、《南疆繹史》,勘本卷十一。

(62)、龔纓晏《明清之際的浙東學人與西學》載《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6年第3期。

(63)、(67)、《明史·閹黨傳》卷306 列傳第一百九十四。

(64)、明韓爌撰:《欽定逆案》,出自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山東齊魯書社,1997年出影印本。引自“古蹟善本網”。

(65)、《崇禎朝野記》

(66)、雲中嶽:《五月狂客》第二章:劍飛刀吟(第6頁),引自“書路文學網”。

(68)、記者 孫凱:《驚心動魄的黃河塌岸》。載《中國青年報》2006年3月16日。

(本文發表於《寧夏史志》2008年第六期、2009年第一期、第二期;《吳忠日報》2009年4月至9月連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