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論】醉駕不起訴，怎麼讓公眾信服？

醉駕居然可以不起訴了？

浙江桐鄉市紀委市監委通報了2起公職人員醉駕典型案例，因造成輕微交通事故，2名公職人員醉駕並造成交通事故均予以不起訴處理。

武漢市蔡甸區電視臺在官方微信公號上發表《這起案件為何不起訴？》一文：醉駕司機周某被查出醉駕，但是因為“在大型外商獨資企業擔任較為重要的職務，對其從輕處罰，也有利於該企業的正常運營”，結果被不起訴。

一邊公職人員醉駕不起訴，一邊又是因為在外商企業有“重要的職務”也被不起訴，明顯撥弄到了公眾的敏感神經：是不是“非富即貴”的醉駕者會被輕處，逃脫法律的嚴懲？說好的“醉駕一律入刑”被開了後窗嗎？

要看到，“醉駕入刑”10年多來，中國的法治環境發生了悄然變化。10多年前，《刑法》裡的交通肇事罪只能懲罰已釀成的慘禍肇事者，而對那些醉駕等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為無能為力，慘烈的醉駕車禍頻頻發生。之後，立法機關積極迴應民間訴求，修訂刑法，“醉駕入刑”成為法律影響生活的一個重大拐點，讓“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成為人們心中的高壓線，起到了法律的宣示、警示作用。

但是，還是要看到，“醉駕入刑”的低門檻背後，是其產生的廣泛的社會影響。在全國刑事案件總數中，目前“醉酒駕車型”危險駕駛罪大約佔1/3的比例，每年高達30餘萬人被判刑，醉駕已經取代盜竊罪，成為“第一犯罪”。這在體現“嚴懲”的同時，司法機關也是壓力山大，寶貴的司法資源被“過度集中”在這個罪名上。

此外，當初“醉駕一律入刑”起到了重典震懾的作用，但是不能將血液酒精濃度作為“一刀切”的入罪指標，應結合具體行為的主觀惡性、社會危害結果來做出全面的司法判斷。所以，近年來各地也在積極“打補丁”，比如，2019年浙江司法機關聯合出臺檔案，明確“醉酒後接替代駕進小區”等輕微醉駕行為不入刑。

可以說，目前在司法實踐當中，相當數量的情節不太嚴重的醉駕案件，最終做了不起訴處理（在接受了行政處罰的前提之下），做到“小懲大戒”，既是為了節省寶貴的司法資源，也是體現罪罰相當的法治精神。可以說，醉駕被不起訴處理，本身不是特例，或者是“特權”的體現，很多普通人也“享受”了這一待遇。

但是，從之前強調“醉駕一律入刑”，到現在“可以不起訴”，怎麼做到司法公平、公正、公開？哪些醉駕才算是不需要起訴“情節輕微，社會危害不大”？特別是，涉及到公職人員、企業高管、富豪醉駕時，怎麼能做到公平適用法律，所有嫌疑人都能適用同一把法律的尺子？桐鄉、武漢蔡甸兩地相關醉駕者被不起訴之後，引發了輿論爭議，也是公眾在追問：不起訴是因為違法情節輕微，還是因為“身份特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