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史記》：二千多年前的“變法大辯論”，商鞅勝在“強國利民”

秦孝公與商鞅長談數日，被商鞅的治國方略所折服。但真要任用衛鞅變革舊制度，還是有所顧慮。《秦本紀》載，商鞅在孝公元年入秦，但第三年（公元前359年，）才開始實行變法：

（孝公）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

《商君列傳》記載了這場變法前大辯論，商鞅在大殿內“舌戰群儒”，贏得孝公支援，取得最後的勝利。

大辯論由秦孝公主持，他說，“強秦”是當務之急，孤想任用衛鞅變法。但牽一髮而動全身，變法會涉及到每個人的利益，還有在百姓中怎樣實施變法？這是變法之初必須先解決的問題。請大家各抒己見。

衛鞅首先發言，他從三個方面闡述自己的觀點：

一、變法要果斷，不怕非議：

疑行無名，疑事無功。

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敖於民。

行動猶豫不決就不會有成就，做事猶豫不決就不會有功效。

況且有超出常人行為的人，本來就會被世人非議；有獨特見解人，必被一般人嘲笑。

二、行“至德”不合於俗，成大業不謀於眾

愚者闇於成事，知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眾。

人有愚蠢與智慧之分，愚蠢的人，事成之後都不知怎麼成的；智慧的人在事情沒開始前見就能預見其結果。

不能讓百姓參與法度的謀劃，但可以和他們共享成功的歡樂。要行最高道德就不能與世俗合流，成就大業就不能與一般人共謀。

變法創新就是“至德”“大業”，不能流於俗，從於眾。

三、要強國利民就必須廢除古法舊禮

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

因此，聖人認為，只要能夠使國家強盛，就不必沿用舊的成法；只要能夠利於百姓，就不必遵循舊的禮制。

衛鞅的慷慨陳詞，獲得了孝公的大讚：“講的好！”

王公大臣們早就坐不住了，上大夫甘龍反擊道：“我不敢認同。聖人不改變民俗而施以教化，聰明的人不改變成法而治理國家。順應民風民俗而施教化，不費力就能成功；沿襲成法而治理國家，官吏習慣而百姓安定。”

衛鞅針鋒相對說：“甘龍所說的，是世俗的說法啊。”

“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

一般人安於舊有的習俗，而讀書人拘泥於書本上的見聞。這兩種人奉公守法還可以，但不能和他們談論成法以外的改革。

“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

夏商周三代禮制不同，但都擁有天天；春秋五伯法制不一，而都各霸一方。聰明的人制定法度，愚蠢的人被法度制約；賢能的人變革禮制，尋常的人被禮制約束。

甘龍一時語塞，保守派左司空杜摯繼續發難，他說：“沒有百倍的利益，就不能改變成法；沒有十倍的功效，就不能更換舊器。仿效成法沒有過失，遵循舊禮不出偏差。”

衛鞅從容應對說：

“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

治理國家沒有一成不變的辦法，有利於國家就不仿效舊法。從前，湯武不沿襲舊法而能王天下，夏殷不更換舊禮制而滅亡。反對舊法的人不應非難，沿襲舊禮的人不值得稱讚。”

這場辯論的裁判者是秦孝公，變法派雖然只有衛鞅一人，應對眾多的保守派卻遊刃有餘。

以“強國利民”為宗旨，提出“至德”不合於俗，成大業不謀於眾的見解；用三王、五霸、湯武“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成功史實力證割除舊制，推行新法的重要性。

保守派甘龍那套依據舊法好管理、便於實行的論調，是“懶政”的表現；杜摯以舊制無過失、無偏差的辯解言論也是蒼白無力。因為他們的辯論只考慮到了管理者自己的利益，並且沒有拿出“成功”的例證證明自己的觀點。

實際上，秦穆公之後二百多年秦國的發展遠遠落後于山東六國就是這種“懶政”的必然結果。

所以，孝公對這場辯論，連送衛鞅兩個“善”，給予高度評價。立即任命衛鞅為左庶長，負責制定變法令。

變法必定會觸動王公貴族的切身利益，必然步履維艱。

商鞅變法的內容是什麼？受到哪些阻力？變法的結果怎麼樣？本人後面將有專文評介敬請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