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觀察｜《覺醒年代》：呈現歷史的複雜性和多面向

近日，43集黨史題材電視劇《覺醒年代》在央視一套完美收官。開播以來，這部電視劇在網上持續引發討論，熱門片段“陳獨秀送兒子留學”等還登上了熱搜；在豆瓣上，更是收穫了9。1分的高分好評。

《覺醒年代》的成功，除了得益於作為建黨百年題材的高規格製作，更因其切中了當下泛娛樂化影視的痛點，補足了觀眾對主流審美的熱望。《覺醒年代》以極高的藝術創作水平和頗具技巧性的表現風格，證明了主旋律題材完全能夠做到叫好又叫座。

一

《覺醒年代》雖然是一部實實在在的主旋律片，但是卻沒有乾巴的說教，也沒有課文式的臺詞。

每個中國人耳熟能詳的新文化運動“知識點”，在劇中以巧妙的情節編織自然鋪展。比如，為表現魯迅創作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所引發的風潮，該片設計了北大諸教授激情傳誦小說選段時，喜不自禁的場景。陳獨秀一句“豫才（魯迅）是大才！我要當面親吻他！”的感嘆，逗笑了觀眾，亦把這種文學革命帶來的鼓舞和興奮傳遞給了觀眾。

正如上述場景所展示的，這種三分戲謔、七分激昂的臺詞在《覺醒年代》中處處可見。不管是陳獨秀對“封建主義大家長”角色的調侃，還是對胡適“妻管嚴”形象的戲謔，《覺醒年代》都為觀眾呈現了一眾鮮活、飽滿的歷史人物形象。

適當的輕喜劇橋段在正劇、史劇中的運用，能夠調動觀眾的情緒，促進其在社交網路等二級傳播平臺發揮影響力。《覺醒年代》無疑在歷史的真實性、主旋律的政治性和接地氣的大眾性之間，找到了很好的傳播相容性。

二

在人物關係的演繹中，該劇也沒有簡單製造“紅白臉”的對臺戲。比如，片中文化保守派和激進派的爭奪，並非絕對的“非黑即白”。保守派林紓雖然痛恨新文化，但是決不肯使用陰險手段對蔡元培進行誣構；留洋派胡適雖然信奉美國模式、趨向溫和民主，但與倡導革命鬥爭的陳獨秀、李大釗是為摯友；守舊派辜鴻銘雖以新文化為恥，但對於鼓勵新文化的蔡元培之家國情懷敬佩至極……

戲中呈現的人物形象，不是臉譜化的，而是豐滿鮮活的；呈現的人物關係，不是二元對立的，而是多元互動的。這正是本片的可貴、進步之處。

在鏡頭表達上，《覺醒年代》的編導團隊採用了虛實結合的創作手法，形成恰到好處的藝術渲染。片中有不少頗具隱喻意味的蒙太奇剪接，或隱喻破敗的國民性，或隱喻激昂的革命鬥志，或隱喻青年學子的朝氣蓬勃，將浪漫主義的藝術體驗努力傳遞給觀眾。

在情節設定上，該片也是虛實結合，除了國人耳熟能詳的“巴黎和會”、“五四運動”等大歷史情節，片中還有一些出彩的虛構人物，比如因巴黎和會上青島被強佔，留下血書、含恨而終的青年學生郭心剛。這一虛構角色和相關情節，具有極高藝術渲染力，既是悲壯的學生運動之縮影，更是對家國之殤的寫實表達。

三

應該看到，《覺醒年代》在透過技巧性的藝術處理收穫良好觀眾反響的同時，堅持嚴謹的史學觀念和正確的政治立場是其底色。

美國曆史學家羅伯特·凱利（Robert Kelley）曾對公共史學進行過如下定義，她認為，公共史學是歷史學家在學術體制之外，甚至是私有領域中所使用的史學方法。公共史學之目的是引發社會文化大眾對歷史的興趣，從而“推動對歷史的合作研究與實踐”。近些年常見的史劇無疑可以被納入公共史學的範疇。

公共史學所望達成的，並非社會大眾對於象牙塔的某種敬仰、敬畏，而是希望向整個社會提供歷史認知的增量，盡最大程度拉近公眾與學界的距離，填補二者之間的裂痕。

從前，人們以為，史學要麼是細枝末節的、故紙堆裡的、不必知的，要麼是宏大敘事的、教條的、沒有趣的。而近些年，透過一些優秀的歷史題材文藝作品，一些歷史的細節被補全和還原，不少歷史人物變成了鮮活的，有“人味兒”的。

正如《覺醒年代》的成功，必然是建立在對於史學的充分尊重上的。《覺醒年代》的成功正說明，公眾史學所要達到的“通俗化”，不是“簡單化”，反而是透過呈現歷史的複雜性和多面向，為公眾呈現一個個豐滿充盈的歷史場景，從而傳遞正確的史觀和價值觀。

《覺醒年代》收官了，而今年的主旋律影視作品還有很多正待與觀眾見面。《覺醒年代》的成功，昭示著中國正劇、史劇的創作水平正在穩步提升，也為後來者提供參照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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