宮鬥和黑幕陰影下的格萊美：改革十年，一夜歸零
作者 | 陳賢江
“格萊美還值得信任嗎？”
2020年1月25日，第62屆格萊美頒獎禮正式揭幕前兩天，《紐約時報》一篇關於2020年格萊美獎的評論文章，以這樣一個標題，給這個盛大的音樂慶典蒙上了一層陰影。
與此同時，媒體宣稱原本有可能出席格萊美並登臺獻唱的樂壇天后Taylor Swift（泰勒·斯威夫特）確定不會出席。此前，直播格萊美頒獎的CBS電視臺釋出的照片顯示，他們已經為Taylor Swift預留好了座位。
圖片由CBS釋出
作為三屆格萊美年度專輯獲得者，Taylor Swift今年是自2017起連續第四年缺席格萊美獎頒獎禮現場。不僅如此，Adele（阿黛爾）、Lady Gaga、Rihanna（蕾哈娜）、Katy Perry（凱蒂·佩裡）等樂壇一線女性藝人，都悉數缺席了今年的格萊美獎。
這似乎印證著《紐約時報》的疑問，格萊美已經不再被信任。
《紐約時報》文章提到，與基於粉絲投票的美國音樂獎（American Music Awards）和基於銷量的Billboard音樂獎相比，“精英主義”的格萊美，其獎項的質量曾經最受業內和樂迷認可，並因此獲得專業上的高美譽度，從而成為最具權威性的音樂獎項。
但是，當媒體問出“格萊美還值得信任嗎？”這樣一個問題，足以說明格萊美60年來建立起來的口碑，正在崩塌——“信任”是存在過的，所以質疑才有意義，崩塌才有起點。為什麼格萊美不再值得信任了？格萊美到底出了什麼問題？這要從一出“宮鬥”大戲說起。
百日維新
“對於新的格萊美老大Deborah Dugan（德波拉·杜甘）來說，變化大都是好的：‘一切都在嘗試’。”
2020年1月15日，美國《洛杉磯時報》的釋出了一篇對時任格萊美獎主辦方美國錄音協會（The Recording Academy）主席Deborah Dugan的長篇報道，報道中，Deborah Dugan對於格萊美的改革充滿了信心。此時，距離Deborah Dugan正式出任美國錄音學會主席兼CEO，一共138天。
在美國音樂產業的歷史上，Deborah Dugan算不上宣告顯赫，這位前華爾街律師和EMI高管，在出任格萊美主席之前，最有名望的頭銜，可能是U2主唱Bono （波諾）參與創辦的一家抗艾滋病慈善機構的CEO。
但Deborah Dugan的上任，卻引發了美國音樂產業的關注：首先，她是錄音學會歷史上第一位女性主席，其次，前主席Neil Portnow（尼爾·波特諾）執掌17年之後，留下的是一個看起來百廢待興的“爛攤子”。
2019年格萊美獎頒獎禮舉辦前夕，獲獎呼聲甚高的美國女歌手Ariana Grande公開指責格萊美獎的一位資深藝人聯絡官兩面三刀並拒絕出席頒獎禮，受邀的表演嘉賓紐西蘭女歌手Lorde也以格萊美歧視女性為由謝絕了邀請，“說唱天王”Drake（德雷克）在2019年格萊美獎頒獎禮領獎臺上直接開懟，說自己不需要獎項認可，而年度錄製作品（Record of the Year）和年度歌曲（Song of the Year）的獲獎者ChildishGambino（孩子氣的甘比諾）乾脆就沒到現場。
作為美國音樂行業的“Biggest Night”（最重要一夜），格萊美61年來從未如此混亂不堪，加上前一年曾因為說女性音樂人如果想要獲得獎項上的尊重自己得先加把勁（Step Up）而引發眾怒，Neil Portnow黯然下臺。接替他的Deborah Dugan，2019年8月1日，正式走馬上任。
“我要做的是放大被壓制的聲音，關心和反映快速變化的時代中音樂人社群的心聲。”Deborah Dugan對媒體表態。
如美國輿論所願，Deborah Dugan上任之後，格萊美表現出了一些新氣象，2020年的格萊美獎提名裡，女性地位前所未有的提高，女性音樂人提名佔比超過2/3；Billie Ellish、Lil Nas X和Lizzo等在2019年表現突出的新人，成為香餑餑，也預示著格萊美在銳意求新求變。
而且，為了表示對黑人音樂人和說唱音樂人的尊重，Deborah Dugan還親自打電話給傳奇說唱組合Public Enemy（全民公敵），告知格萊美將為他們頒發終身成就獎。
“你搞錯了吧。”電話那頭的Public Enemy有點懵。“沒錯，是你們幫格萊美設立了Rap（說唱）這樣一個獎項。”Deborah Dugan解釋說。
看起來，Deborah Dugan的“改革”已經初見成效，至少，在《洛杉磯時報》的報道中，Deborah Dugan表現出了一種志在必得的樂觀。
然而，除了當事人，誰都沒想到，接下來看到的卻是一場“宮鬥”。
禍起蕭牆
《洛杉磯時報》的Deborah Dugan相關報道出街第二天（1月16日），《紐約時報》釋出了一篇令人震驚的報道：據錄音學會官方的宣告，Deborah Dugan已經因為“管理不善”卸任主席職位，董事會主席Harvey Mason Jr。（小哈維·馬森）臨時代管。
四天後，格萊美官網釋出致錄音學會會員的公開信，解釋了Deborah Dugan離職的原因，有團隊中有人投訴Deborah Dugan所建構的工作環境，存在虐待和欺凌，讓人無法容忍。而在早前的宣告中，官方強調，對Deborah Dugan“管理不善”的投訴者，包括一名高級別女性成員（未透露姓名）。
媒體嗅出了一絲火藥味：距離2020年格萊美頒獎禮僅剩七天了，在這樣一個的關鍵時間點發生這麼大一件事，其中必有蹊蹺。
果不其然，1月22日，Deborah Duga的代理律師公開發布了宣告和長達46頁的投訴檔案，稱Deborah Duga遭到了錄音學會董事會的不公正對待，Deborah Duga在任期間曾受到性騷擾，而且前任主席Neil Portnow離職的原因是因為強姦了一位外籍女藝人。另外，檔案中還稱，Deborah Duga曾經內部檢舉董事會成員存在不正當的利益交換，格萊美獎評選涉嫌黑箱操作，團隊中性別、種族歧視嚴重，然後她就被解僱了。
“火力全開”的Deborah Duga隨後現身美國知名電視節目《早安，美國》（Good Mornning America），她沒有透露更多細節，但已經足以讓輿論一片譁然。
錄音學會方面否認了Deborah Duga的指責，稱其謊話連篇，前主席Neil Portnow怒斥Deborah Duga一派胡言。耐人尋味的是，為錄音學會和NeilPortnow工作多年的女性高管Claudine Little（克勞丁·利特爾）也站出來支援官方，稱Deborah Duga在利用自己的性別誤導輿論。
Pitchfork捋出了一條相關的時間線，Neil Portnow去年離職之後，Deborah Duga留下Claudine Little，作為臨時助理，協助其完成過渡。未曾想，過渡期結束， Claudine Little離職，轉身就跟錄音學會董事會投訴自己曾遭Deborah Duga欺凌，2019年年底，錄音學會董事會返聘了Claudine Little。
看起來，Deborah Duga和Claudine Little之間的矛盾，可能是事件的導火索之一，有外媒分析，Claudine Little就是那位官方宣告中未透露姓名的“高級別女性成員”。這位“高級別女性成員”背後的勢力，是錄音學會的董事會。
作為主席，Deborah Duga失去了董事會的信任，而她自己顯然也不信任董事會。“宮鬥”的結果，就是Deborah Duga出局，董事會成為最後的贏家。Deborah Duga還爆料說，董事會有意請回Neil Portnow。
但格萊美的問題，遠非“宮鬥”這麼簡單。
冰凍三尺
“說真的，Hip-Hop從未獲得格萊美的尊重，黑人音樂從未獲得過格萊美足夠的尊重。”
2020年格萊美頒獎禮前一天的預熱酒會上，說唱圈的大佬Sean “Diddy” Combs（“迪迪”肖恩·康姆斯，又稱“吹牛老爹”）發表了50分鐘的演講，抨擊了格萊美獎對待Hip-Hop和黑人音樂的態度。
這在Hip-Hop圈裡，已經是老生常談了。2001年，格萊美獎無視Eminem（埃米納姆）的專輯《The Marshall Mathers LP》的成功，把年度專輯頒給了Steely Dan（斯迪利·丹）的《Two Against Nature》，成為輿論的話柄。
“吹牛老爹”給格萊美算了筆賬，格萊美歷史上只有兩張說唱專輯獲得過“年度專輯”，2019年第一次有說唱歌曲獲得年度錄製作品和年度歌曲，至今只有四組說唱藝人獲得過年度新人（Best New Artist）。
Hip-Hop圈還為Kendrick Lamar（肯德里克·拉馬爾）的專輯《ToPimp a Butterfly》未能在獲得2016年格萊美“年度專輯”忿忿不平，黑人社群則為2017年格萊美頒獎上Beyonce（碧昂斯）的《Lemonade》在年度專輯獎項上輸給Adele的《25》耿耿於懷。
除了“種族偏見”和“曲風偏見”，“性別偏見”也被認為是格萊美的一大問題。尤其是最具分量的幾個年度大獎中，男性佔據了明顯的優勢。
就連多次獲獎的美國搖滾天后Sheryl Crow（雪莉爾·克魯）都站出來批評格萊美不重視女性。而Deborah Duga“宮鬥”出局之後，抨擊格萊美董事會就是想維持自己“男孩俱樂部”（Boy’s Club）的現狀。
實際上，格萊美獎常年被外界批評頒獎偏向“白人男性精英文化”。《紐約時報》評論說，“格萊美評委偏高齡、男性和白人，與音樂人們為未來推動的流行音樂背道而馳。”
這種“偏向”，普遍認為跟格萊美評委構成有關。據《時代週刊》網站的報道，2017年，格萊美對音樂評審性別構成進行改革前，女性評委僅佔28%，非白人評委僅佔37%。而錄音學會對於會員的資歷要求，又往往拒大量年輕人於門外。
另外，按照格萊美的評審流程，每一種細分音樂型別，會安排相應領域的業內人士來評選，比如鄉村音樂由熟悉鄉村音樂領域的專業評審來評選。但是，據美聯社的報道，一位叫Steve Stoute（史蒂夫·斯科特）的業內人士稱，格萊美直到2018年才為Rap（說唱）安排了針對該曲風的專業評審團。
“偏向”也就無法避免了。
除了評委構成帶來的“偏向”，評審體系導致的“黑箱操作”，也因為Deborah Duga的曝光受到關注。格萊美的評審過程，並不公開，提名初選由有資格投票的會員投票（過去是郵件投票，現在是線上投），提名終選由複選評審團投票，獲獎者由會員投票選出。
格萊美官網釋出的評審流程
儘管錄音學院方面堅稱投票機制公平合理，但Deborah Duga卻爆料稱在不公開的投票過程中，董事會成員有能力影響結果。按照Deborah Duga的說法，董事會有一份20位藝人的保送提名名單，今年的年度歌曲提名中，有一首歌在初選時僅排名第18位，卻靠關係進入了最終提名。
對此，一位不願意透明姓名的美國音樂產業資深公關人士接受Page Six採訪時表示：“讓我們正視現實，美國音樂產業的腐敗現象從來就比電影或電視產業嚴重。除了奧斯卡，所有頒獎禮都有偏向，但格萊美不僅有偏向，還有欺騙。”
十年歸零
“如果我們一直安於現狀，格萊美只會走向末路。”
十年前，錄音學院縮減格萊美獎項引發爭議，時任主席Neil Portnow面對媒體，如此強調。
實際上，在2008年格萊美頒獎禮的電視收視率降到在歷史最低點之後，格萊美就開始了長達十年的改革。辦提名音樂會、縮減提名獎項、強化社交網路運營、最佳化現場表演、邀請更多年輕人（尤其是網紅）加入評審，先後請來LL Cool J（黑人）和Alicia Keys（女性）做主持等等。
格萊美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傳統媒體受到互聯衝擊的同時，2010年代的格萊美收視率整體遠好於上一個十年，並在2012年創下歷史第二高收視。這證明了，儘管21世紀以來傳統媒體受到了網際網路的衝擊，但只要措施得當，格萊美頒獎禮仍然可以保持一定的吸引力。
從收視人數看，整個2010年代，改革後的格萊美頒獎禮收視人數要好於2000年代
然而，在輿論看來，格萊美的改革更多是為了保收視率，並沒有解決實際問題，尤其是格萊美評審構成中長期存在的性別和種族缺陷。
2018年，在學會女性成員和非白人成員的呼籲下，美國錄音學會啟動Task Force（特遣隊）專案，對多元化的問題進行了研究，並基於研究報告，調整了人員結構，有針對性的新增了900位多元化評委。據《時代》的報道，2018年的改革之後，格萊美評委會的人員構成中，女性評委佔比增加到51%，非白人評委佔比提高到48% 。Deborah Dugan出任錄音學院第一位女主席，正是在這個大背景下完成的。
但問題似乎根深蒂固。2019年格萊美頒獎禮的亂象，撕破了格萊美的臉面；2020年格萊美頒獎禮前的“宮鬥”，更是讓格萊美的輿論口碑徹底崩塌。
更要命的是，格萊美正在失去年輕一代的信任。
2019年格萊美頒獎禮直播進行的同時，Ariana Grande在社交賬號上釋出了自己原定打算穿去格萊美現場的禮服，瞬間引爆了社交媒體；Drake領獎時的一句不需要獎項認可，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了全球Hip-Hop圈的共鳴。
時代變了，因為網際網路的存在，音樂人們已經不再依賴格萊美及其背後的傳統媒體渠道支援，社交網路上的龐大粉絲群成為他們的堅實後盾，而技術發展帶來的工業力下沉，又讓錄音學會所代表的傳統行業精英們也正在失去過往具有的權力。
在剛剛結束的2020年格萊美頒獎禮上創造了歷史（第一位年度獎項全滿貫女藝人）的Billie Eilish，專輯《When WeAll Fall Asleep， Where Do We Go？》是在她哥哥兼製作人FINNEAS的臥室裡錄製的，年輕一代的音樂人前所未有的不依賴於傳統錄音行業。
可是，格萊美一方面想籠絡年輕人，卻同時又在“傷害”年輕人。Taylor Swift和Ariana Grande身後龐大的年輕聽眾群體已經對格萊美不以為然，Drake的獲獎感言和“吹牛老爹”的演講則說明Hip-Hop圈仍然不信任格萊美——Hip-Hop卻是目前美國乃至全球年輕人最熱衷的曲風。
於是，2020年格萊美頒獎禮的平均收視人數創造了2008年以來的最低值，1870萬人觀看，除了科比離世的影響和媒體環境大勢所趨，種種事實證明，格萊美也是自作自受。
改革十年，一夜歸零。
- 全文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