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問劉伯溫誰當丞相，楊憲、汪廣洋和胡惟庸三人後，都慘死？

這幾個人的死，怪不到劉伯溫身上。從他們登上相位的那一刻起，就註定他們是朱元璋要剷除的物件。換句話說，朱元璋要剷除的是“丞相”這個位置上的所有人，來證明相權的危害。一、相權有多大？宰相就是一個朝代總領政務的最早行政決策者。荀子解釋宰相的職權是“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以效於君”。自秦始皇建立封建制後，宰相與太尉和御史大夫成為百官之首。其中宰相負責協助皇帝處理政務，太尉負責軍事，御史大夫負責監察。到了漢代，宰相的權力被明確定義為“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填撫諸侯四夷，內親附百姓，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相權的範圍非常廣，也非常重要。

歷史上各朝，有獨相制的，也有群相制的。不管哪種制度，相權都是封建社會僅次於皇權的一種不容易受到控制的權力。特別是在主弱臣強的時代，相權甚至能凌駕於皇權之上。所以歷代皇帝都很警惕，既需要宰相的輔助，又怕大權旁落。朱元璋生於元朝，元朝採用的是一元體制，元朝的“丞相”實質上不是真正意義的宰相，它的平章政事才是真正的宰相。元朝的平章政事基本上是大權獨攬，元末幾任皇帝都被架空，這給朱元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在時時提醒他不要重蹈元朝的覆轍。二、朱元璋的廢相過程朱元璋尚未當上皇帝，還是吳王的時候，他就警告過李善長和徐達：“令吾所任將帥皆昔時有功之人，自其歸心於我，即與之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無敢有異者。

爾等為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在這個時候，朱元璋就要求丞相聽自己的話，君臣之間才能有始有終。這是一個警告，也是朱元璋內心的獨白。只是這個時候，天下未定，他還不具備發起向相權的挑戰而已。朱元璋的明朝，制度上基本是沿襲元朝的那一套，但這只是朱元璋政治經驗尚未成熟，還沒有設計好一套自己需要的制度而已。從內心上來說，權力慾極大的朱元璋並不想有一個部門能做到與自己分權。洪武十年，朱元璋成立通政司，規定今後“奏事勿關白中書省”，就是想利用通政司來限制丞相的權力的一種試驗。從最早被殺的楊憲，到汪廣洋，再到胡惟庸，他們的死，並不是他們做了多大的錯事。

胡惟庸案牽扯了那麼多人被殺，包括後來被殺的李善長在內，可是誰又能說出胡惟庸到底犯了多大的罪惡呢？他是擅權，是不把朱元璋放在眼裡，可是這樣就被殺，那歷史上的丞相要有百分之八十被殺了。楊憲之死，僅僅因為得罪了李善長。他的死史書只說是犯事被誅，直到今天也沒人知其犯何罪。他就像一顆流星，迅速從政治舞臺上消失了。汪廣洋死得同樣不明不白。中丞塗節上奏說劉基被胡惟庸毒死，朱元璋問及此事，汪廣洋回說不知。朱元璋大怒，將其貶謫海南，並在半路上下詔賜毒而死。這是殺丞相的正當理由嗎？所以說，朱元璋問劉伯溫誰能當丞相，試探的是劉伯溫，這個談話決定的是劉伯溫將來命運的走向，而不是決定這三個人的命運走向。

這三個人坐上了丞相的位置，在朱元璋廢相的決定作出後，需要做的就是在他們身上找出一點被殺的理由，而這種理由並不難找。三、朱元璋廢相的真正原因朱元璋心裡想要的，是一個不受制約的皇權。但是就算在封建社會。皇權也是必須受到限制和約束的。這就是整個封建社會的統治基礎和政權制度。所以皇權與相權之爭，不只發生在朱元璋身上，它是貫穿整個歷史的。宰相既是皇帝的幫手，又是皇帝的競爭對手。君權與相權是相互依存的，又是相互制約的。而這種制約，正是朱元璋本人極端反感的。宰相是一個國家行政事務的總負責人，對於國家大事，有著參與決策的權力。

但是朱元璋需要的不是決策者，而是聽話的執行者。這就是朱元璋時期皇權與相權的根本矛盾。朱元璋也許知道，自己可以憑藉手段和威望來壓制相權，但子孫後代就有可能無法做到了。明朝是朱家的家天下，他不希望給子孫留下一個分割其君權的一個制度。眾所周知，朱元璋為孫子考慮得很遠，他想把木棍上的所有的刺都削去，留給孫子一個利用控制和掌握、皇權不受制約的政治制度，是很自然的事。朱元璋一直對包括知識分子等在內的官僚集團和富人階級有著極大仇恨，骨子裡對官僚集團十分的不信任，廢除宰相制度，權力分於六部，然後由皇帝總攬全國政務，在他心中就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廢除宰相制度使本來具有的兩個權力中樞變成了一個，朝政只有皇帝這一個權力中樞，因此整個國家的興衰存亡全繫於皇帝一身。因此也給整個王朝的發展造成很大的不確定性。皇帝精明能幹，國家就會正常運轉或者十分強盛，而一旦皇帝懦弱無能，則國家的發展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甚至出現大的動亂。所以說，這一作法是利是弊，爭議很大。總體來說，朱元璋是個殺伐決斷的皇帝，他的權力是不容任何人分享的。這才是楊憲、汪廣洋和胡惟庸三人的真正死因，一點也不關劉伯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