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濤：東漢碑刻隸書摘選

漢朝人日常的文字書寫，普遍採用隸書，鄭重的碑刻之制也是如此。漢朝這段書法史，可以稱之為”隸書時代”。

漢朝銘文之碑刻，西漢無，東漢多，宋朝的金石家已經注意到這個現象。我對東漢碑刻的書寫時間做過統計，結果是，東漢前期尚少，中期漸多，後期最盛。我們今天熟悉的漢碑名品，《乙瑛》（153）、《禮器》（156）、《華山》（161）、《史晨》（169）、《曹全》（185）、《張遷》（186），皆刻立於東漢後期的桓靈之世。這些鄭重的碑刻之制，往往遴選書吏中的高手為之，刻工也精細，後世書家引為臨習隸書的正宗範本。

東漢各類刻石文字，有碑、碣、摩崖、墓記、石闕、石券等等，以“碑”為多。碑原是一種不刻文字的“豎石”，按東漢經學家鄭玄（康成，127～200）的說法：周朝時，宮廷中識“日影”的立石，宗廟裡拴系牲口的石柱，墓穴旁引棺下葬的石（木）柱，都稱作“碑”。秦朝曾把頌揚秦始皇功德的文辭刻在豎石上，名為“刻石”。西漢時期仍無銘文之碑，北宋歐陽修說：至後漢以來始有碑文，欲求前漢時碑碣，卒不可得。從歐陽修到今天的千年間，時有漢碑出土，仍然見不到東漢以前的銘文之碑。就現存遺物看，立碑成為時尚，在東漢中後期，人們因事隨時立碑。推原當時的社會風俗，營喪活動中建立的墓碑應該佔有相當的數量。

東漢厚葬成風，厚葬的顯著標志是起墳壟、樹墓碑，一些高官顯貴之家還要在墓園立闕建祠堂。闕是墓園進口處顯示威儀的建築，將雕琢的塊石壘砌而成，偶有題記。祠堂又稱冢舍，墓園的祭祀之所，石結構，四壁雕刻畫像故事，並勒題記。清朝黃易在山東嘉祥訪得的武氏祠最為著名，建於東漢桓靈之世，畫像雕制精巧，內容豐富，大體是神話傳說、經史故事、現實生活三類，人物旁有題名，有題記。

厚葬耗資甚巨，若按厚葬習俗辦喪事，貧而守禮之士，只能厝柩不葬，以避不孝之譏。為了盡孝，也有人不惜傾家蕩產營辦葬事，東漢書法家崔瑗去世後，其子崔寔

“剿賣田宅，起墳家，立碑頌。葬迄，資產竭盡，因窮困，以酤釀販鬻為業”

（《後漢書·崔寔傳》）。但崔寔因此博得“至孝獨行之士”的美名，桓帝時徵召人朝，做了侍從皇帝的郎官。

漢碑形制有大有小，碑高通常兩三米。碑的上部叫碑額，有圭形、圓形之分。碑名題於碑額，名為“題額”。東漢題碑額的書體，有篆有隸，多用篆書題額，名為“篆額”。有些漢碑的碑身上部居中處，保留了古代引棺下葬碑的遺制，鑿有圓孔，名為“穿”。碑身正面為“碑陽”，書刻碑文；碑身背面稱“碑陰”，往往題寫捐資者的姓名和錢數，如果捐資的人數眾多，碑陰刻滿後，則刻於碑之兩側，這種情況可以在《禮器碑》上看到。碑陽的隸書工整精麗，刻工精緻，而碑陰書法往往草率，所以後世書家臨仿漢碑往往重碑陽而輕碑陰。

漢碑是個通稱，按銘刻的文字內容及用途，主要分為

墓碑、功德碑、記事碑、祠廟碑、刻經碑

。墓碑如《孔宙碑》《鮮于璜碑》，記載墓主籍貫、家世、生平經歷和死亡日期。功德碑如《曹全碑》《張遷碑》，頌揚官員政績，也敘及官員的家世。記事碑如《禮器碑》《乙瑛碑》，記敘重要事件（相關詔書、奏文）。祠廟碑如《華山廟碑》《白石神君碑》，敘周以來歷朝在西嶽華山舉行的祭祀典禮；記白石神君之靈異，兼記修廟之事。石經碑僅有《熹平石經》，朝廷所立，書刻經由學者“正定”的五部儒家經典，是中國最早的石經碑。

東漢墓碑碑文，一般由敘事的“序”和讚詞的“銘”兩個部分構成，自成一種文體，古人也稱作“碑”。東漢著名文士楊修、馬融、皇甫規、桓麟，還有文士兼書家的崔瑗、崔寔、蔡邕、邯鄲淳，都擅長碑文的撰作。蔡邕一生所作的碑文最多，陸侃如《中古文學系年》的著錄猶有二十六種。頌德體裁的“碑”，注重辭藻華麗，一意虛譽浮誇，當年蔡邕對盧植說：“吾為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郭有道名泰，東漢大名士。

碑文大多由當地文吏直接寫於石上，叫作“書丹”。漢承秦制，文吏具備的“全套”能力是“能書會計，治官民，頗知律令”。漢朝教育，有“學治文書”的“文吏之學”，而“治文書”的基本條件是“能書”。為了保證文吏具備文字書寫技能，朝廷設立了一套考試製度，考試內容分為兩個部分：一是識讀古文字的能力，即《張家山漢簡·史律簡》所謂“試史學童以十五篇，諷書五千字以上”。“十五篇”指大篆《史籀》十五篇。二是考察書寫能力，試以“秦書八體”，即許慎所說的

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

殳書

、隸書

之類。說是“八體”，若按文字組織結構劃分，不外篆書、隸書兩大型別。這是西漢的情況。王莽當政，

書體改為古文、奇字、篆書、佐書、繆篆、蟲書

，名為“新莽六書”，仍然在篆、隸兩大類型範圍內。經過考試的文吏，訓練有素，又長期從事書寫，書技嫻熟，而且寫碑人又是文吏中的善書者，所以漢碑隸書寫得那樣精妙也就不奇怪了。

立碑向來是件鄭重的事情，書寫者受託寫碑，重人之事，自會認真對待。如果是官府敕令刻碑，書碑者自律之外，還有一個保證書寫無誤的“察書”程式。這在文獻不見記載，而漢碑上偶有所見。東漢桓帝延熹八年（165）刻立的《華山廟碑》，末有一段題記：

京兆尹敕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刻者穎川邯鄲公修、蘇張，工郭君遷。

東漢人寫碑，尚無署名之制

，因此宋朝金石家對”郭香察書”的解讀頗有爭議。歐陽修之子歐陽棐理解為郭香察所書，

當作書寫者的署名

。而洪适認為漢朝人習用單名，“郭香”是姓名，“察書”就是到刻碑現場察核文字是否訛誤，書體書法是否工整。漢朝政府對公文的書寫也有規定，“書有不正輒舉劾之”，這和“察書”的做法一致。《華山廟碑》是”肅恭神明”的碑刻，又是弘農太守袁逢交辦的事情，“察書”以示慎重。1997年河南偃師出土唐朝顏真卿書寫的《郭虛己墓誌》，志題下附刻小字一段：“劍南節度孔目官徵士郎行太僕寺典廄署丞張庭詢檢校。”這段文字告訴我們，張庭詢是郭虛己的僚屬，大概由他經辦郭氏的營葬事務。張庭詢的“檢校”，當然包括核對《郭虛己墓誌》的文字，和漢代的”察書”如出一轍。

如果漢代的“察書”同於唐朝的“檢校”之意，則可知道，官府主持的刻碑設有校對碑文的環節。這讓我聯想到公文類的漢簡上有兩人聯署的現象，估計其中一人是書寫者，一人負責檢校文字、傳送文書。《華山廟碑》的書寫者，恐非”郭香”，而是官府另外一位書吏。

北宋學者注重收集金石拓本，歐陽修的《集古錄》開了金石研究之風。其後趙明誠《金石錄》，著錄漢朝碑刻百餘種，數量甚於歐陽修，部分有考釋，南渡後由其夫人李清照完成。洪适《隸釋》《隸續》是研究漢朝碑刻的第一部專著。洪适《隸釋序》說到考釋漢朝碑刻的初衷：“既法其字為之韻，復辨其字為之釋，使學隸者藉書以讀碑，則歷歷在目，而咀味菁華亦翰墨之一助。”他重視碑文的文字校勘與研究，不言漢碑隸書的書法如何。明清之際，文人書家追求古意，紛紛研習漢隸，漢碑幾乎成了漢隸的同義詞。為了擴充收藏，他們不辭辛勞，北遊訪碑，隨訪隨拓。一些新出的漢碑，為宋朝金石家所未見。

清朝是隸書書法中興的時代。清初，學者朱彝尊把漢隸歸納為方整、流麗、奇古三種，帖學家王澍分為雄古、渾勁、方整三類。清末康有為評點漢碑，分為峻爽、疏宕、高深、豐茂、華豔、虛和、凝整、秀韻八類。當代還有學者把東漢碑刻隸書劃分為

方正派、方峻派、纖勁派、華美派、奇麗派、平展派、秀勁派、駘蕩派、寬博派、館閣派、勁直派、摩崖派、雄放派、恬逸派

，凡十四派。這些分類，或大略，或細碎，皆屬審美評價。還有以字畫形態分類者，略為方筆、圓筆兩類。清朝書家錢泳說：“漢人各種碑碣，一碑有一碑之面貌，無有同者。”（《履園叢話·書學》）

20 世紀仍有漢代碑版刻石出土，但漢代碑刻的典範之作已在清朝確立。碑一類，方整的《乙瑛碑》，華麗的《華山廟碑》，嚴謹的《史晨碑》，勁挺的《禮器碑》，流媚的《曹全碑》，方厚的《張遷碑》。摩崖類，樸質的《開通褒斜道刻石》，靈動渾勁的《石門頌》和《楊淮表記》，寬博的《西狹頌》，茂密的《郙閣頌》。這些漢隸名品，《開通褒斜道摩崖》最早，刻於東漢前期明帝永平六年（63）。最晚是刻於靈帝中平三年（186）的《張遷碑》，三十四年後東漢亡。

本文摘自：劉濤《字裡書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