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統治者在宮廷祭祀樂的製作過程中，兼顧了滿漢兩族的文化傳統

在清代的宮廷祭祀樂得以發展和定型，成為了清王朝國家宮廷政治生活和政治文化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始終都與當今的政治聯絡緊密。在清朝的政治統治和社會歷史中，都產生了比較重要的影響。祭祀樂作為宮廷禮樂的其中一部分，能夠直接或者間接地反映出，其國家的政治和國家的君主之德。

然而清代統治者，並沒有遺忘其本民族薩滿祭祀的舊俗，在內廷形成了薩滿祭祀用樂的體系，二者雙軌並行，互不妨礙，這意味著清代在彰顯國家“大一統”的民族政策，和滿族漢族這兩族“並行共處”的執政觀念。

禮和樂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其政治象徵意義，更大於詞語本身的含義、政治嚴肅性、儒家思想正統性是製作的全部著眼點。清朝禮樂製作開始擺脫明代的束縛，重新樹立自我模式，這不是一個偶然現象，也並非君主的個人行為。

滿洲祭祀禮儀的制度化和規範化的操作，在乾隆時期尤其顯著。1749年乾隆十四年四月，大學士公傅恆討伐金川凱旋。丙午，乾隆帝下旨制定凱旋致祭堂子典禮，諭旨中，乾隆皇帝再三強調，堂子祭祀“舊俗相承”的滿洲民俗性，用制度化的形式將滿洲祭祀納入會典，成為國祀。漢族儒家禮儀成為國祀地位的確立物件。

整個宋代是努力復古的，清代初期的復古運動，甚至是極端性的復古。這兩個朝代各自有其不同的復古原因，復古的內容也不盡相同。但是，它們對典樂機構的改制卻十分相似。

乾隆皇帝廢除教坊，建立樂部，不僅打破了入關初期延續明代舊制的做法，對前朝各代逐步形成的宮廷典樂制度，也做了諸多的改變，它是請代禮樂復古性改制中的重要環節。

祭祀樂象徵著清代的社會文化傳統，清代統治者在宮廷祭祀樂的製作過程中，兼顧了漢族和滿族兩族的文化傳統，使之呈現出滿族文化和漢族文化，同時存在的複合形態。

但是這種複合的狀態並不是平均的，則是以漢族的音樂為主導，並且有一種強烈的復古現象，以此來宣揚其政權的合理性和正統性的統治地位，因而來證明清代統治者，並不是拋棄了儒家這個，中華幾千年流傳下來的傳統文化。

明代和清代這兩個朝代的更替，只是統治階級所屬民族和朝代名稱的改變，其國家的政治體制、傳統和整體的構架等其他的方面，也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革。自從周代以來，漢族就逐漸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宮廷禮樂制度，並且為歷代的封建帝王所沿用，清代宮廷禮樂也有著明確的政治理念。

作為相當重要的滿洲遺風——堂子祭天保留了許多滿洲的古代風俗，成為清代禮樂制度中“沿邊俗”的主要表現，這種滿之舊俗貫穿清代直至末年。

堂子祭祀在入關前尤其得到重視，由於它特別重要使用又特別頻繁，堂子祭祀的禮樂也隨之發展起來，形成了具有固定的禮儀流程，和一定規模的正規典禮性，清代宮廷祭祀的儀式音樂。此時的堂子祭祀，總體來說深受蒙古文化的影響，保留了比較原始的滿洲祭祀風氣，形成了含有自身格調的滿洲祭祀儀式。

但是我們必須要注意到，由於滿洲為了鞏固政權和擴張勢力，在崇德建元以後，隨著滿洲經濟和社會的不斷髮展，以及統治者對於漢族儒家文化的逐漸傾向，不難得知漢文化在堂子建制的程序中，不斷滲入其文化思想。

滿洲文化和蒙古文化，在原始的崇拜天與神的信仰逐步減少。從為原生的滿洲祭祀大典中可以看出其變化，也說明在崇德建元之際，統治階級對於政治傾向和在文化方面，發生了一些變更。

清代對於祭祀文化的重視，體現在乾隆時期對滿洲祀典的製作。1747年乾隆十二年，乾隆帝下詔編纂滿文字《滿洲祭神祭天典禮》，這本書對音樂史學者研究清代音樂，打下了夯實的基礎。

這本書不僅有文字性的描述，還有祭祀用的樂器圖、祭祀樂舞工具圖以及樂舞服飾圖等等，這些圖片是我們當代研究清宮音樂的重要文獻材料，其文化價值和史學價值不言而喻。

乾隆時期、嘉慶時期和道光時期，三朝的《大清會典》和《大清會典則例》中，對堂子祭祀、坤寧宮祭祀和祭馬神室的祭祀，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對親自出徵和命令將士出征凱旋等各種禮儀活動，也進行了嚴格的規定，終確立和形成了成熟的滿洲典禮、禮儀政策加以穩定，和同時實施滿族漢族的禮儀等，得到了最終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