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樂》中的四個字，梁元吉差點被打死，胡瑗為何安然無恙

在熱播劇《清平樂》中，“元亨利貞”這四個字，至少出現了兩次。每一次，它都引得軒然大波，也推動了劇情的發展。這本來是出自《易經》中的卦辭，而且是闡述乾卦的，非常重要。但是，在宋仁宗時，皇帝名叫趙禎，這就與“元亨利貞”中的“貞”字讀音一致。按照規矩，這是應該回避的，遵循的就是源遠流長的中國避諱文化。

然而，梁懷吉剛剛入宮的時候年紀太小，剛剛七八歲的他，並不太懂避諱。因為他本名梁元亨，在向太監介紹自己的時候，脫口而出這四個字，也因此招來了大禍。梁懷吉被關押起來，本來應該被打死的，幸虧徽柔的出生，才得以赦免。

這就是《清平樂》中“元亨利貞”四個字首次出現，它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方式，將梁懷吉和公主的命運巧妙聯絡起來，為今後劇情的做出了暗示和鋪墊。必須要說的是，這只不過是小說家和編劇創造出來的故事而已，史書並無記載。然而，後面另外一個劇情，卻是有出處的。

那是在電視劇的第57集，宋仁宗要去國子監聽老師給太學生講課，徽柔纏著父親也要過去，實際上就是想和曹評約會。當時，講學的老師是胡瑗，他所講的是《周易》，卻面不改色地說出了“元亨利貞”這四個字。當場一片譁然，不光學生、侍衛、宮女、太監側目，就連宰相文彥博也發出疑問：怎麼不避國諱？

大家的疑惑自然是有道理的，然而胡瑗卻不慌不忙地向宋仁宗拱手：“臨文不諱！”電視劇中的宋仁宗默然頷首，表示同意。這到底是什麼意思，居然讓胡瑗在眾目睽睽之下安然無恙呢？

原來，避諱文化是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逐漸演變而來，在唐宋時達到一個高潮，元明時期沒有那麼講究，但在清朝時又形成了第二個高潮。避諱本來是為了表達對於君王或者長輩的尊敬，並不直呼其名，而改用其它的字代替，或者將原字增刪筆畫。

然而，人們逐漸發現，隨著避諱的講究越來越多，需要避諱的人越來越多，將很大程度上對文化傳播極為不利。因此，有人提出了在某些場合不必避諱的主張。比如西漢戴聖就在《禮記·曲禮上》說：“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

這是他提出的三種不必避諱的情形，指的是在寫詩書的時候不必避諱，解釋經典文章時不必避諱，在家廟、宗廟祭祀時不必避諱。然而，這也只是他的見解，並沒有得到完全的執行。在家廟、宗廟中，本來就是祭祀祖先，如果避諱，那豈不是把祖先的名字都搞錯了？所以，這一點得到了接受，沒看到哪個祠堂的神位為了避諱故意寫錯祖先的名字。

寫詩書時不避諱卻沒有能夠做到，戴聖的本意是為了讓文化傳承不受影響。可是，許多封建朝代的文字獄，都是從詩詞文章中挑毛病，那些政敵盯得就是詩文，不避諱就會被人不明不白弄死。所以，文人寫詩文時相當謹慎，不可能不避諱。

臨文不諱，其實也只是一個說法而已，到底避諱不避諱，也全靠個人。比如唐高宗李治就曾經專門寫過一篇《臨文不諱詔》，主張“自今以後，繕寫舊典文字，並宜使成，不須隨義改易。”

《清平樂》中的胡瑗不避諱，則是出自《道山清話》的一則趣事：

慶曆中，胡瑗以白衣召對，侍邇英講《易》，讀“乾，元亨利貞”’，不避上御名，上與左右皆失色，瑗曰：“臨文不諱”。

《清平樂》的編劇非常用心，將北宋仁宗時期的諸多文人掌故都靈活穿插在其中。此時的胡瑗確實沒有避諱，但史料中的宋仁宗並沒有像劇情中那麼淡定，反而與別人一樣大驚失色，這也說明“臨文不諱”並沒有那麼流行，否則就不會如此不淡定了。

有趣的是，《道山清話》馬上提到了胡瑗的另外一件事：

後瑗因言《孟子》“民無恆產”，讀為“常”，上微笑曰：“又卻避此一字。”蓋自唐穆宗已改“常”字，積久而讀熟。

原來，後來胡瑗在與宋仁宗討論《孟子》的時候，將其中“民無恆產”中的“恆”字，讀為“常”字。宋仁宗沒有忘記胡瑗上次不避諱的事情，微笑地說：“這裡卻避諱了”。這是因為宋仁宗的父親宋真宗叫趙恆，胡瑗是為了避先皇的名諱。而且，唐穆宗叫李恆，從那時候《孟子》中的這個字就改為了“常”，所以胡瑗也從小讀習慣了。

但是，作為北宋一代大儒，胡瑗不可能不知道這個字本身是由恆字避諱而來。所以，所謂“臨文不諱”也不過是並不一定遵循的規矩。更有意思的是，後來宋仁宗打算讓胡瑗擔任編修官，修訂國史。因為他的祖父叫胡修，他為了避諱堅決不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