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困苦：佩內洛普·菲茨傑拉德如何書寫那些“似乎生來就會被打敗的人”
按：
十年之後，當佩內洛普·菲茨傑拉德（Penelope Fitzgerald）再次回到中國讀者的視野之中，更多人認識了這位布克獎得主，一位年近六旬才開始寫作的英國女作家。在2006-2010年間，新星出版社曾經譯介了她的《藍花》《書店》《早春》等作品，近兩年中信·大方把她的更多作品譯介成了中文，比如日前出版的《無辜》。
菲茨傑拉德的布克獎作品是出版於1979年的小說《離岸》，故事背景設定在一九六零年代的倫敦，講述了一群長年居住在泰晤士河巴特希河段上的船居者的離奇生活和情感故事。《離岸》無疑取材於她本人最低谷最困難的一段歲月，那時佩內洛普居住在泰晤士河巴特西河段一艘老舊的駁船上。而在故事的一位主人公、有著兩個孩子的年輕女人尼娜身上，我們也能看到某種程度上作者本人的身影——菲茨傑拉德二十五歲結婚，有三個孩子，四十多歲時在泰晤士河上生活了兩年，“她靈活地、有選擇性地在作品中重複了自己的生活經歷。”
《離岸》
［英］佩內洛普·菲茨傑拉德 著 張菊 譯
大方·中信出版集團 2020-7
菲茨傑拉德曾經在寫一封寫給編輯的信中說：“我認為傳記應該寫給你敬佩和景仰的人，小說則寫給那些被生活冤枉的人。”她以自己的小說承擔起為被損害者、為苦苦掙扎的失敗者發聲的責任，她說自己作為作家容易被“那些似乎生來就會被打敗或深深迷失的人”所吸引，“他們願意承擔世界強加給他們的條件，但儘管他們有勇氣，盡了最大努力，他們還是未能屈從於這些條件……我寫作時，就是想為這些人發聲。”
此外，菲茨傑拉德小說中的兒童形象也值得我們注意。無論是在小說《書店》中還是 《離岸》裡，孩子往往表現出悶悶不樂的成人所沒有的不抱幻想的成熟，孩子沉重鎮靜，早早參透了生活的奧秘。正如尼娜的大女兒、11歲的瑪莎在故事中所說的那樣：“難道你不明白嗎，你學的每一樣東西，你受的每一種苦，都會在你人生的某個時刻起到作用。”
《什麼都逃不過孩子的眼睛》
文 | 艾倫·霍林赫斯特 譯 | 張菊
“你學的每一樣東西都是有用的，”《離岸》中十一歲的瑪莎如是說，“難道你不明白嗎，你學的每一樣東西，你受的每一種苦，都會在你人生的某個時刻起到作用。”
她的小妹妹嘟囔說瑪莎不過是在重複學校老師伊格納修斯修女的智言慧語，但作者佩內洛普·菲茨傑拉德本人無疑對此是深有同感的。所有菲茨傑拉德的作品都是深思熟慮的產物，直達積累的知識和長時間生活經驗的深度；她的創作反映出新的機遇感，可能伴隨著晚年的喪親之痛和流離失所而來。在她父親埃德蒙·諾克斯1971年去世後，菲茨傑拉德才開始寫第一本書———畫家愛德華·伯恩－瓊斯的傳記，該傳記1975年出版，彼時菲茨傑拉德五十九歲。她父親本人是她下一本書 《諾克斯兄弟》的寫作物件之一，這部了不起的合傳於1977年出版。這兩本傳記都取材於她之前幾代人畢生的藝術、知識和精神生活，她透過自己非凡的家庭與之有所交往，對之有所瞭解，這些對她的創作至關重要。這之後，菲茨傑拉德開始了小說創作，《金孩》是為了讓她丈夫德斯蒙德1976年去世之前有所消遣而寫；隨後的八本小說、短篇故事、另一本傳記以及其他諸多雜誌文章，都是她在將近二十五年的寡居生活裡完成的。
作為小說家，菲茨傑拉德首先直接取材於她自己的生活經歷，在她晚期的環境和視角轉變之下，她充分挖掘並利用了早期生活中那些並不愉快且並不穩定的生活經歷和職業生涯。她在索思沃爾德書店工作的那段時間為 《書店》（1978年）提供了素材；《離岸》（1979年）則取材於她最低谷最困難的一段歲月，那時她住在泰晤士河巴特西河段一艘老舊的駁船上；隨後的 《人聲鼎沸》 （1980年）則取材於她二戰期間受僱於英國廣播公司（BBC）的經歷；最精彩的喜劇小說 《弗雷迪戲劇學校》（1982年）取材於她在倫敦義大利康蒂戲劇藝術學院的授課經歷。《離岸》是她所有作品中調性最多變的，當然有時也是非常有趣的，她自己稱之為“悲鬧劇”。
佩內洛普·菲茨傑拉德
故事的中心人物是一位年輕的加拿大女性尼娜·詹姆斯，最終她不得不接受這個事實：她的英國丈夫已經拋棄了她和兩個孩子，永遠不會回到她身邊。尼娜是個壯志未酬的藝術家 （她曾是小提琴手），住在一艘名為“格蕾絲”的船屋上，正如菲茨傑拉德本人也曾如此生活；但尼娜結婚時更年輕，她三十二歲，大女兒已經十一歲了。這是對菲茨傑拉德本人的一個提醒和警告，菲茨傑拉德二十五歲結婚，有三個孩子，四十多歲時在泰晤士河上生活了兩年，她靈活地、有選擇性地在作品中重複了自己的生活經歷。故事圍繞著尼娜對住在周圍的船居者的觀察和了解展開。《書店》中，菲茨傑拉德塑造了一位脆弱的女主人公，渴望保護歷史，故事背景並不太現實，有哥特似誇張及簡樸之處。但在 《離岸》中，已能看到她成熟簡練的風格，寥寥幾筆即能描摹出整個生活的本質所在。其他的船主：精明幹練的理查德·布萊克和他心灰意冷對航海一無所知的妻子、能接納各色人等的男妓莫里斯、老海洋畫家山姆·威利斯，他希望能在船沉之前把船賣出去———都出現在故事開篇的畫面中，但這組群像畫在不停地發展變化著，因為該作品的核心就是變化和流動，菲茨傑拉德以看似漫不經心的智慧和輕巧讓故事情節徐徐展開。正是在這部小說中，她找到了她的表現形式———她的技巧和她的優勢所在。她在創作過程非常重視“質樸、含蓄和簡潔”，這些在 《離岸》中都得到了完美體現。
菲茨傑拉德本人曾坦言，作為作家她容易被“那些似乎生來就會被打敗或深深迷失的人”所吸引，“他們願意承擔世界強加給他們的條件，但儘管他們有勇氣，盡了最大努力，他們還是未能屈從於這些條件……我寫作時，就是想為這些人發聲。”《離岸》中，她的船居者們“既非堅實陸地上的生物也非水生生物”，渴望切爾西岸上更為“明智”及“充裕的”生活條件。“船居者也渴望像其他人一樣在陸地上生活，但失敗了，這讓他們十分痛苦，不得不撤回船港；那麼多其他的東西也隨之漂走了，或被衝到潮汐的泥濘之中。”之後她曾寫道，很遺憾此部作品的標題翻譯暗含著“遠離河岸”之意———她想表達的意思指向泊在河岸幾碼遠處的船隻的不穩定性，以及“我人物的焦慮情感，介於安全需要和危險的可疑吸引力之間”。
當然，他們皆有其各自緣由，有些人應對得比其他人好———菲茨傑拉德一如既往地對憂慮和困苦有敏銳的理解。這部小說敏銳的心理描寫表明她對他們的心理習慣以及長期以來所依賴的觀念有著清晰而富有同情心的理解，但那終究救不了他們。務實的理查德建議可憐的威利斯修補船隻以便出售，理查德無法理解他“面對的，或者說他想幫助的是一個從未想過修理任何東西的人，無論是身體上還是情感上”。威利斯確實“早就開始懷疑各種新的開始了，並把信任置於一賴到底的精神上”（正如後來的進展一樣，一個新的開始———或者說一個戲劇性的變化———將會降臨到他頭上）。尼娜非常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缺乏理性思維，她在想象的冗長聽證會上，在法官面前檢討了自己的婚姻及前景，明白其在法庭審查面前不堪一擊。即便富有、高效、令人尊敬如理查德，“那種在凌晨三點半還能拿出兩塊乾淨手帕的男人”，也受制於他在社交和海軍訓練中養成的思維習慣，令人唏噓。“最後的這個念頭似乎把整個事情都理清了，他的思維現在作為一個統一交織的結構開始運轉了。”悲鬧劇讓他們一直處於變動之中，它那模稜兩可的狀態從不是非此即彼的。十年後，菲茨傑拉德在她的一篇文章中談起莫里斯這個人物原型出自“一位風度翩翩的年輕男模”，住在隔壁那艘船上，為了讓他那衣著破舊、疲憊不堪的中年鄰居開心，帶她去了布賴頓一整天。不久後，他又回到布賴頓，投海自盡了。“但當我把他塑造成一個人物時……我無法忍受讓他自殺，那將意味著他是生活的失敗者，但事實是他的善良在我眼裡正是成功的標誌。”這樣帶有個人感情色彩且飄忽不定、無法調和的價值範疇是菲茨傑拉德人際交往描寫中的核心。
當然，還有那兩個小姑娘。菲茨傑拉德作品中的孩子往往表現出悶悶不樂的成人所沒有的不抱幻想的成熟，《書店》中十歲的克里斯蒂娜·吉平，告訴沒孩子的寡婦弗洛倫斯：“你已經過了生孩子的年齡了。”《早春》中十二歲的多莉十分冷靜，“完全掌控一切”。她們是管家，真相的發言人，父母含糊其詞，不得要領，她們卻一下子就說透。“這些孩子不同尋常。”前來拜訪的多莉的舅舅如是說。“我無法確信內莉和我能夠自由地加入交談之中。”
中信大方佩內洛普·菲茨傑拉德作品系列：《藍花》《書店》《無辜》
菲茨傑拉德虛構的孩子原型也許可以在艾薇·康普頓－伯內特口齒伶俐的託兒所和教室裡找到，雖然對一個朋友來說，這樣的孩子“矯揉造作”，菲茨傑拉德卻迴應說：“我不這麼認為……他們跟我的孩子很像，什麼都逃不過他們的眼睛。”話雖如此，不可能完全像，他們的某些特徵也許源於菲茨傑拉德曾經教過的那些沉著鎮靜的兒童演員。在 《弗雷迪戲劇學校》中，他們滿口方言，口若懸河，帶著瘋狂的決心執著於他們短暫的職業生涯。她在 《離岸》中展示的孩童形象毫無疑問既有模仿也有創新。
在瑪莎和蒂爾達身上，菲茨傑拉德塑造了兩個最讓人難忘且有趣的少女形象。她倆是書中僅有的孩童人物，永遠的逃學生，也是作者探究作品環境和歷史的方式。六歲的蒂爾達的整個世界就是泰晤士河，她故意爬上格蕾絲號主桅杆的高處，待在那兒研究它；她在過去和現在混合著的白日夢中度過了漫長時光。當然，任何一個人現在到巴特西河段都會看到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不同於菲茨傑拉德五十年前住那兒時的樣子，與孩子們仍能回憶的維多利亞時代晚期的切爾西更是大相徑庭。高聳的廉租公房、玻璃廟塔以及帆船形狀的公寓現在充斥河岸。那些在巴特西橋上游———那曾是格蕾絲號的停泊處———的船，看起來也豪華多了。然而，十九世紀的大部分時間，那兒都是格雷夫斯船塢處，格雷夫斯家族的兩代人都是船伕———先是為特納工作，後為惠斯勒工作，惠斯勒從年輕的沃爾特·格雷夫斯的船上生動地描摹出了老巴特西木橋，轉而教會格雷夫斯模仿他的風格，以繪畫和蝕刻方式展現當地河流的景色。威利斯帶蒂爾達去泰特藝術館時所看的，正是惠斯勒最有名的“夜曲”：《藍色和金色：古老的巴特西大橋》，惠斯勒把泰晤士河上這片並不入眼的地方點石成金了。“惠斯勒是個很不錯的畫家。”威利斯對蒂爾達說，他對該主題有務實的洞察：“潮水轉向，駁船順勢而行。”這也是菲茨傑拉德作為一個小說家所具有的專業知識的典型代表，並非研究得來，而是從河流的四季和心情變化中的每一次起伏和吱吱聲中學習而來。她就像個謹慎的抒情詩人，小說中對潮水和河流光線簡潔精準的觀察也許是最具有繪畫效果的，尤其是黃昏時的描寫：“夜幕似乎是從河面升起”；還有黎明的描寫：“河流最神秘的時刻，一層黑暗驅散另一層黑暗，上一分鐘還是影子，下一分鐘，影子就清晰地變成了房子或停泊的船隻”。
對河流歷史和人物最為微妙的回眸一顧，在第六章“瓷磚”冒險中捕捉得最為生動。瑪莎和蒂爾達手拉小車慢慢走過巴特西大橋，來到了老聖瑪麗教堂旁泥濘的前灘。退潮時，在“二戰”前沉沒的一艘磚船殘骸旁，她倆仍有可能在這兒找到泛著紅寶石光芒的威廉·德·摩根的瓷磚。正如瑪莎所知，他“最後的磚窯”“在富勒姆的桑茲·安得”。這些從泥裡撿出來的寶貝碎片———一條尾巴蜿蜒的龍、“一隻精緻奇異的銀鳥”———是來自威廉·莫里斯和拉斐爾前派藝術界的戰利品，菲茨傑拉德本人曾對之進行過細緻的探索。在二十年後一篇關於德·摩根的文章中，她回憶起了藝術家的弟媳威廉明娜·施蒂林夫人，一位在1965年一百歲時去世的聖火守護者，一位“勇敢的……甚至是英雄的”人物，菲茨傑拉德 （像瑪莎和蒂爾達隨後一樣）曾在巴特西的家中拜訪過她，那裡的“牆壁和壁龕都閃耀著色彩”。六歲的蒂爾達說：“威廉明娜·施蒂林夫人……她至少九十七了。”如此這般顯示出她的早慧並建立起了跨越世紀的聯絡。兩個女孩把瓷磚賣給國王路的一家古董店，入手三英鎊，立刻去另一家店買了克里夫·理查德的唱片。
《離岸》的故事背景為1961年，或許是1962年（文字內部的證據並不一致，因為我們對一個時代的回憶往往是十五年多之後的事情），因此當該小說1979年出版時，它的當下已經是過去的時間和情緒了。出身名門的奧地利青年海因裡希順道拜訪格蕾絲號，他熱切渴望領略搖擺倫敦的激動人心之處，瑪莎迷上了他。她帶他逛國王路，那是“一天中最熱鬧的……整條街就像吉卜賽人的營地……一片混亂之中，真是孩子的樂園”。古董店與專賣店比肩而立，“向外飄出薰香和無趣的靈魂”，還有“倫敦的新事物”咖啡吧，在那兒，“閃閃發光的加吉亞咖啡機，把一英寸半的苦沫倒進陶瓷杯子，情侶們花兩先令就可以在深棕色調的環境裡坐上好幾個小時，桌上還放著一碗紅糖”。這個“魔咒解除前註定只能延續幾年”的世界，這位上了年紀的小說家承認這是她自己的孩子曾經的樂園；但現在，這地方是成年人的世界了。我們非常微妙地觸控並看到代代重疊的模式，並感受到那種潛移默化的張力，這種張力一直吸引著菲茨傑拉德，並在她後期的四部歷史小說中結出了累累碩果。
艾倫·霍林赫斯特
2013年
本文書摘部分為《離岸》（2020中信大方版）附錄，較原文有刪節，標題為編者自擬，未經授權不得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