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寒夜》將現代家庭難以訴說的隱情表現得淋漓盡致！
曾樹生這個人物出自於哪裡
《寒夜》是巴金先生真正的代表作是當之無愧的作品之一，筆下描繪出一部囊括愛情糾葛，家庭倫理和社會問題的戲劇，不僅呈現出一部在國民統治下善良的知識分子悲劇，也把作者對於現實生活的鞭笞和對女性地位的思考完整的表達出來了。
不同年齡段的人觀看這部作品總是習慣性把自己劃分到具象的故事板塊：如愛情佔主導的讀者看到的是男主汪文宣和女主曾樹生早年因為在教育事業方面志同道合走到一起，讓人情不自禁地幻想到一對才子佳人的愛情大戲，結果卻被現實和生活折磨得不堪回首的悲劇。以家庭倫理佔主導思想的看到的更是一部“婆媳大戰”的當代生活現實悲劇，再或者是以職角度切入，去看一個生存在繁重工作環境中的人對上對下的唯唯諾諾和備受壓迫。
汪文宣：一個敢於為愛情和理想向世俗挑戰的青年，變成了自覺地向傳統屈服的苟且之人
作品在開始的場面中並沒有敘述過汪文宣和曾樹生的戀愛經驗，而是一開篇就把讀者帶到了兩人已經產生間歇的婚姻生活當中。作者只是說他們都是從上海某大學教育系畢業的，因為有共同的理想——開辦“鄉村化、家庭化的學堂”而走到了一起，那麼在某種層面上看他們之間更多屬於“合夥人”的關係，若論愛情的成分比例，似乎值得懷疑。一方面兩人的外在形象有一種映象似的反差，汪文宣矮小委瑣，體弱多病而且生活在一個不富裕的單親家庭，性格也有缺陷；而曾樹生卻是一個青春漂亮有活力的女人。這樣不對稱的結合下固然原先有愛情，也隨著兩人的背離而分崩離析。
當汪文宣畢業之後，進入一個半官半商的圖書公司中後，以他的性格在這種死氣沉沉的環境裡面對繁重生活，他也會變現出勤勤懇懇的態度，微薄的收入並不能夠支撐家庭開銷。所以經濟層面的不對稱苗頭開始出現，家中的開銷大頭由曾樹生來支付，一種懦弱性格在這種夫妻關係中得的詮釋。書的一開頭有個非常重要的場景，汪文宣把樹生惹生氣了，樹生奪門而出，男主並沒有像傳統大男子主義中那樣不管不問，而是內心十分焦急想要去將樹生找回來，但是這股動力並不來源他自己，而是需要母親鼓動才膽敢去“追妻”。以致於後面找到妻子後說出“我需要你”的話來，所為兒子和丈夫的雙重角色，無異於是軟弱無主的形象。
這種多方面的鉗制和生活的瑣碎讓汪文宣從一開始的理想青年淪落成了夾在母親和妻子之間的受氣包。
實際上汪文宣這麼難受，是因為他一直沒弄明白，家中的“兩個女人”其實代表著新舊兩代人，代表著相互對立的兩種道德觀念和文化價值取向。他的母親執行的是極端傳統的父系社會法則，“她希望恢復的，是過去婆母的威權和舒適的生活”。而曾樹生與婆母爭執，自然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婆媳不合，而是一種“不會向她婆母低頭認錯”的抗爭姿態。所以汪文宣是很難逆反這種代表新舊思想的矛盾。
於此同時，汪文宣的悲劇根源在很大程度上置於他本身的思想性格，因為從他的生活狀態和精神變化就可以看到。不過幾年時間，他就讓自己從個敢於為愛情和理想向世俗挑戰的青年，變成了自覺地與這種傳統認同的苟且之人。比如在家庭的兩陣對壘之中，他明知妻子並沒有什麼大錯，錯在母親，可他卻無原則地安慰母親說：“媽，你不要難過，我不讓她回來就是了。”這就從客觀上縱容了母親所代表的父權勢力，不知不覺中將妻子一步步地從自己身邊推了開去。
當然汪文宣最後的死，是出自作者的意思，作者並不忍心讓他死去，又不得不讓他死去。一方面在怨憤這個“老好人”，責備他不曾“站起來為改造生活而鬥爭過”，但同時又認為，汪文宣的死，除了社會的原因外，“他的母親和他的妻子都有責任”更多的是其本人最終對舊勢力所作的妥協亦有著極大的關係。在“新”與“舊”的文化衝撞之間，他選擇並歸靠的是“舊”的一方，正如在“生”與“死”的人生關頭，他輕易地就放棄了“生”的可能一樣。這種結局無異於把家庭和社會化矛盾推向了高潮，更叫直白地指責。
曾樹生：那隻被囚禁在封建家庭關係中的鳥兒終究是衝破了牢籠
女主曾樹生的形象在整部作品的社會環境中顯然是格格不入的，作為一個傳統社會中的女性，要挑起家庭開銷的擔子，每天上班。實際上在大部分人看她的的工作不重要，似乎只要打扮地漂漂亮亮，能說會笑，讓經理主任們高興就可以很好的得到收入和工作環境。甚至於在汪母眼中，她就是一個不安分的“花瓶”，極度的仇視和反感引來雙方頻繁矛盾衝突。
一方面，以傳統的男權意識審視曾樹生，她的所作所為、所從事的職業無疑觸犯了男性社會的某些禁忌，比如“她竟然甘心做花瓶”，挑戰著男性社會的權威；一方面她和汪母的衝突中絲毫不會退讓，讀者能夠看到有關她宣誓自我權力時的大量說辭：“你管不著，那是我們自己的事！”“我老實告訴你：現在是民國二十二年，不是光緒、宣統的時代！”
實際上我們知道曾樹生與婆母爭執，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婆媳不合，而是一種“不會向她婆母低頭認錯”的抗爭姿態，她雖從不主動出擊，但在為人根本的立足點上，卻始終不曾後退半步，因為她堅信生命是自己的，她有權選擇人生的道路，有愛與不愛的自由。
她的人生無時無刻不在向社會宣誓女權，甚至用最爭議的方式來結尾：對《寒夜》爭議最多的，莫過於曾樹生竟“拋棄”了家庭，跟著“另一個男人”走了。出走的結果是丈夫死了，婆母和兒子不知去向。但凡以傳統的男性立場看問題，無論出於何種動機、也無論她與那個男人是否“關係曖昧”，其行為都是不可饒恕的，但是那又如何，她一直以來都是用逆反的形象出現是視野當中，這種結尾便是對她性格的呼應。
所以我們再次看她和汪文宣的差異對比時，汪文宣怯弱，樹生貪玩，兩人在各個方面都是不合適的，也在各自說各自的悲劇。
汪母：一個傳統社會中的“寡母”形象，也是男權的異化代表
汪母這個角色或多或少地被讀者“厭惡化”了，因為她是汪文宣人生悲劇的直接影響著，也是曾樹生悲情前半段的造成者。實際上看汪母自己的人生經歷，本身就是悲劇的代表。她年輕的時候也有自己的追求，是昆明的才女有很高的文學修養，但是因為戰亂改變了她的一切。生活所迫讓她開始洗手作羹湯，寧可自己強忍著疾病，也不願意多花錢僱別人洗衣服，所以她自身很是痛苦，加上她從小接受的便是封建思想的教育，演化成為了一位充滿封建倫理觀念的舊式大家長。無可厚非她很愛自己的兒子，但是兒子的成長並不是一個獨立人，而是她的私有物品，讓兒子無條件歸順，讓媳婦也無條件順從，媳婦應對是兒子的奴隸。這些荒謬的想法時時刻刻都在加劇她和曾樹生的矛盾，她希望媳婦能像媳婦，不打扮不交際不張狂，老老實實在家裡孝敬婆母、相夫教子。
所以她極力想要維持的那一套以傳統的男權文化等級性為內涵的行為規範，無疑具有顯而易見的性別專制意味。
主角的“殘缺”，是《寒夜》所以傳達的大悲劇
從三位主角的人生狀態和性格分析，都告訴我們這部作品的悲劇性。汪文宣的懦弱性格主註定他不可能在這個時代安穩的活下去；汪老太太的的封建性和曾樹生先進思想也產生了較量，決定她們不可能在同一屋簷下共生；曾樹生的各種反叛個性也在宣誓自己的女權和獨立，更加不可能持續讓自己在喘不過氣的家庭中生活。這些種種的不合適、不可調和，實際上是來自巴金從未間斷過對於中國女性命運的關注與思考。正如某些學者指出的，巴金的創作從一開始就將對陳舊制度和傳統的押擊，弘揚民主和個性解放放在首位，並始終將被生活重負壓迫得沉重而乏味的家庭生活看作是一種不祥的徵兆。
所以在他的小說中，幾乎總有一個叛逆者，一個精神上或行動上的舊家庭的叛徒，也有類似於汪文宣和汪母的重複形象，用這樣的反叛者去撬動傳統和封建形態，試圖建立起一種覺醒的狀態。這就造成了《寒夜》中各個角色都不是“完人”，各有殘缺的形象，因為她們都在按自己的性格和方式生活，強行的拉到一個生存空間內，矛盾自然就產生了。當然站在讀者的角度，更加喜歡那些帶著正能量，宣揚樂觀主題的人物角色，固然以為曾樹生有這種獨特的魅力，但是其結尾似乎又給讀者一種有些違背道德義務的複雜和模稜兩可感覺。這些一切都是必然的矛盾，也就是預示著一切都是必然的悲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