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瞭解一位歷史名人——奕訢
愛新覺羅·奕訢（1833年1月11日－1898年5月29日），號樂道堂主人，清末政治家、宗室，清朝十二家鐵帽子王之一。道光帝第六子，咸豐帝異母弟，生母為孝靜成皇后博爾濟吉特氏。
奕訢自幼與咸豐帝奕詝一同成長，深受道光帝寵愛。道光帝死後，根據其遺詔被封為恭親王。咸豐三年（1853年）到咸豐五年（1855年）之間擔任領班軍機大臣，時廢時起。英法聯軍攻入北京時，咸豐帝逃往承德，奕訢以全權欽差大臣留守北京，負責與英、法、俄談判，並與之簽訂《北京條約》。次年（1861年），咸豐帝駕崩，奕訢與兩宮太后聯合發動辛酉政變，成功奪取政權，授議政王，確立了兩宮垂簾聽政、親王輔政的體制。此後直至光緒十年（1884年），長期為領班軍機大臣與領班總理衙門大臣，大部分時間身處權力中心。後逐漸倦怠政事，終在“甲申易樞”中被罷黜。光緒二十年（1894年）再獲起用，為甲午戰爭的失敗善後。此後至去世前，一直擔任領班軍機大臣與領班總理衙門大臣，但暮氣已深，無甚作為。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奕訢逝世，享年六十七歲。諡號為“忠” ，後世稱“恭忠親王” 。有《萃錦吟》《樂道堂詩鈔》等傳世。
奕訢是洋務運動期間清廷中樞的首腦人物，因精通洋務，被稱為“鬼子六”。他建議設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標誌著中國近代外交機構的萌生。西人稱之為“（清）政府政策制訂的主心骨”，“精明強幹的政治家與外交家”。
歷史評價：
太平天國之亂平定後，以同治帝名義發表的上諭對其功績肯定道：“恭親王自授議政王，於今三載。東南兵事方殷，用人行政，徵兵籌餉，深資贊畫，弼亮忠勤。”
梁溪坐觀老人《清代野記》載：“光緒初，恭王奕訢當國，事無大小，皆謹守繩尺，無敢僭越。”
蔣廷黻在《中國近代史》稱讚奕訢“真心為國圖謀，是清朝後百年宗室中之賢者”。
美國曆史學家費正清等編《劍橋中國晚清史》：“對清朝來說幸運的是，葉赫那拉氏在這場政變中的同謀恭親王開始在處理內政和外交政策方面有了較大的行動權。所有記載都說恭親王（1833—1898年）為人腐化貪婪，早就情不自禁地在決定他職責範圍內的許多任命時接受賄賂。但是他年輕果斷，尤其樂於採納一個有真知灼見和忠於職守的滿族政治家文祥（1815—1876年）的意見。”
軼事典故：
字號別名
奕訢為道光帝第六子，內稱“六爺”，加之精於洋務，與西方人（清人鄙稱為“鬼子”）接觸較多，故得到“鬼子六”的稱號 。又因他被封為恭親王，故人因其王號稱“恭邸” ；死後諡號“忠”，後世稱“恭忠親王” 。
鋒芒太露
在與奕詝爭奪儲位的過程中，奕訢才華橫溢，聰明過人，騎射武功突出，深得道光帝喜愛，卻過於鋒芒畢露，不善於揣摩其心思。奕詝則在老師杜受田的教導下，投道光帝所好。一日，道光帝領諸皇子狩獵，奕訢射得獵物最多，奕詝故意一箭不發。道光帝詢問原因，奕詝回答：“正值春季，鳥獸生長繁殖之時，臣不忍傷生以違天和。”道光帝聞言大喜：“這真是帝王之言啊！” 道光末年，道光帝纏綿病榻，自思多年痼疾，將不久於此位。其時，奕詝伏地流涕，痛切異常，“帝（道光帝）大悅，謂皇四子仁孝” 。自此“儲位遂定”，奕訢失去了皇位繼承權。
恭寶互謔
奕訢與寶鋆同在中樞供職時，也有一些趣事。據何剛德《春明夢錄》載，一日，寶鋆臨近散值時如廁，歸來時奕訢還在等他。見面後，奕訢便笑問道：“往何處撇寶去？”“撇寶”二字，是當時北京對如廁的謔稱。寶鋆針鋒相對，答道：“那（哪）裡，是出恭。”又一日，奕訢從太廟出來，指著廟碑下的贔屓，對寶鋆說：“汝看這個寶貝。”寶鋆字佩蘅，“貝、佩”音近，奕訢以此為戲。結果寶鋆應答道：“這也是龍生九子之一。”此處不僅用了既有的“龍生九子”的典故，而且奕訢正是道光帝的九個兒子之一。何剛德認為，當時樞臣見面閒談時，多摻雜以此類玩笑話，用意在於擔心一旦在閒談中說到正事，會導致洩露機要，並認為這也是古人“不言溫室樹”的用意所在。
父子仇隙
奕訢的長子載澄品行惡劣，深為其父所惡。據《清代野記》載：奕訢聽說載澄患病時，不但不悲，反而大喜，每天都盼著他死去，所謂請醫開藥，不過是掩人耳目。很久後，載澄病危，左右侍從把這個訊息告訴奕訢，奕訢說：“姑且念在父子一場，去為他送終是可以的。”等到進了載澄的臥室，見他側身臥在南坑上，已經氣息微弱，但房中的人都穿著黑縐綢作的衣服，用白絲線在衣身上繡滿蝴蝶。奕訢一見，大怒道：“就為這一身匪衣，（載澄）早就該死了。”頭也不回地離開。載澄於是氣絕身亡。
藏書故實
奕訢藏書頗富，恭王府有藏書樓多處，主要有“多福軒”“樂道堂”“正誼書屋”“慶宜堂”等，所藏宋元名槧近百種，如宋板《文苑英華》《文章正宗》《柳柳州全集》《春秋左氏傳》《韓昌黎集》《柳河東集》《藝文類聚》《翰墨大全》《王臨川集》《東都事略》《文選》等有39部，其中，宋板《文選》《埤雅》各有兩部。有《多福軒書目》2冊，著錄藏書近2000種；《樂道堂書目》1冊，著錄各處所藏零星之本，精品為多。書畫最為精粹，唐、宋、元、明四代名人真跡書畫作品有數十幅，如晉陸機《平復帖》、唐代的韓幹《馬圖》；元代趙孟頫、倪瓚等人的畫作有數張。進入民國後，所藏古籍書畫相繼流散，由於索價甚高，國內購買者不能全部購下，部分藏品被日本人購去。部分藏書畫印章為“恭邸藏書”“錫晉齋印”“恭王府珍藏書畫”“清心齋賞讀”“韜華館”“寶約樓秘藏”等。
恭王遺言
反對康梁“改革”
在奕訢病重期間，慈禧太后、光緒帝頻繁慰問，並就他身後的國家大事進行探討。據胡思敬著《戊戌履霜錄》記載，奕訢在臨終前曾告誡光緒帝：“聞有廣東舉人（指康有為、梁啟超）主張變法，當慎重，不可輕任小人。”高層密談，不大可能被洩露給位卑言輕的胡思敬。但關於奕訢反康梁“改革”的說法還是流傳甚廣。
隨著研究的深入，後人得知，康梁在變法過程中的地位、作用，都被他們自己後來的精心宣傳所拔高。戊戌變法進行的過於操切，確實將大量官員，無論改革者、保守者，都推到了這場所謂“改革”的對立面。這或許是奕訢之至死反對如此“改革”的原因。不僅是奕訢，當時包括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在內的重臣，大多也與這場“改革”保持了相當的距離。
“打倒”翁同龢
在提醒光緒要警惕“小人”之外，奕訢還有道同樣難以證實或證偽的政治遺言：打倒翁同龢。這一記載的來源是《申報》。奕訢死後一個月，《申報》發表報道稱，奕訢重病期間，光緒帝前來探視，詢以朝中人物，誰可大用？奕訢首先提到了李鴻章，但他因甲午戰敗而積謗過多（“合肥相國積毀銷骨”），一時難以重用，因此，奕訢認為中央只有榮祿、地方上只有張之洞、裕祿三人“可任艱危”。光緒帝專門問奕訢如何評價自己的老師、戶部尚書翁同龢，奕訢毫不猶豫地回答說：翁同龢是國家的罪人，“所謂聚九州之鐵不能鑄此錯者”。奕訢去世後不久，翁同龢便被革職，永不敘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