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於河南的“河洛九星”究竟有什麼來頭
@頭號週刊
2020年5月7日，鄭州市公佈了鞏義“雙槐樹遺址”最新階段性考古成果。該遺址發現於上世紀90年代，在鞏義河洛鎮，距今5300年左右，面積約117萬平米，現被定名為“河洛古國”。新發現包括，其中出土了用9個陶罐模擬的“北斗九星”圖案（以下簡稱“河洛九星”），以及家蠶牙雕等。“河洛九星”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結束後，黃帝文化考古中的嶄新進展。
遺址發現於上世紀90年代，現於河南鞏義河洛鎮
2020年5月，鄭州市公佈了鞏義“河洛古國”出土“北斗九星”圖案（“河洛九星”），契合“河圖”神話，值得黃帝歷史研究者的高度關注。根據張忠培先生關於距今5300年左右後“群雄逐鹿河洛”的結論，應在河洛神話與張先生成果結合中解讀“河洛九星”。“河洛九星”應即“河圖”實物，是帝王身份的象徵，也是易代帝王已被授予“天命”的證據，故“河洛古國”是黃帝歷史後期河洛割據勢力之一的都邑。同時在史前巫教文化中，“北斗九星”標識著“有熊國”，還是“帝車”，故豫中“有熊國”群雄，因其“北斗九星”標識又被俗稱為“軒轅”。軒轅們不是黃帝，而是黃帝歷史後期打著“黃帝”旗號的豫中地方割據勢力諸首領。
河洛古國”挖掘中，發現了用九個陶罐模擬的北斗九星天文遺蹟。
從嫘祖神話看，“河洛古國”即作為河洛群雄之一的青陽所建“金天氏”古國都邑，該古國建於距今5275年，設立北斗九星圖案的具體時間，是距今5225年的“七月庚申”。該古國亡於距今4975年，時逢涿鹿大戰。“河洛九星”出土和被識別，表現著目前黃帝歷史研究的學術分歧正在趨向互補融合。
“廟底溝”新石器時代遺址屬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位於中國中部河南省的陝縣
此前，筆者借鑑學界關於黃帝時期對應作為仰韶文化中期之廟底溝文化的思路，在石興邦先生的支援下，根據對西安楊官寨遺址（以下簡稱“楊址”）的研究，提出楊址即黃帝都邑，首位黃帝逝世於距今5728年，楊址作為都邑至少達753年；而五帝時期（含黃帝、顓頊等）至少長達1654年，結束於距今4073年，即夏朝開國的公元前2054年。“河洛九星”說明，700多年的黃帝時代的歷史還應分為前後期，後期約300年的歷史重心不在關中，而在河洛。
早在25年前，許順湛先生就基於“考古學+神話學”模式預言，對應“河圖”的史前遺址，作出“當在鞏義市的洛汭”的判斷。他的預言精準。
（一）河洛神話與黃帝神話簡說
河洛神話最早都出自緯書，與最初源自儒家的鄒衍學派關係密切，含有歷史“素地”。其主角是黃帝，主要情節是在河洛一帶岸邊，有大魚（或大龜）從河水裡馱出“河圖”之類體現“天命”的寶物，黃帝則接受此“天命”；或者是在河洛一帶宮室，有鳳凰雲集銜頭鳴叫，甚至降至庭階，黃帝則“再拜稽首”而接受“天命”。其主旨均在展示黃帝執政合法性源自“天命”，此即“君權神授”。
梳理黃帝神話，約可分三類：其一由《史記》的《孝武本紀》或《封禪書》轉述，是由儒家傳承下來的一組神話，以“黃帝荊山鑄鼎成功乘龍昇天”神話，以及“黃帝迎日推策”神話為骨架，對應黃帝們在楊址一帶建功立業的史績4；其二即河洛神話，不僅其“河圖”看來對應著“河洛九星”（詳見下述），而且整體上也對應著“群雄逐鹿河洛”史蹟。其本質就是群雄尋找“君權神授”證據的神話表達；其三則是“涿鹿大戰”神話，對應著關中黃帝仍為該戰主力的史實［13］。
（二）在河洛神話和河洛考古成果結合中解讀“河洛九星”
緯書中的“河圖洛書”類神話，佔全部書目的22。8%，可知河洛神話主意象是“河圖洛書”。“河洛九星”即“河圖”實物。緯書說“河圖洛書”包含著“天文位度之差”。《後漢書·天文志》更說：“軒轅始受河圖鬥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認定“河圖”即模擬北斗七星（“鬥苞”）之象。“河洛九星”是帝王都邑和帝王身份的象徵。緯書曰：“聖人受命必順鬥。”即帝王接受“天命”，必然會用北斗七星測定時間，以順應“天時”。這說明，它一方面與我國文明要素誕生首現於天文曆法的史情相關，另一方面以北斗星象對應帝王都邑及帝王身份，在以黃土高坡為基本地盤的史前中國定居農業中，具有某種必然性。
北斗是由天樞、天璇、天璣、天權、玉衡、開陽、搖光七星組成的。
因為該地史前古國首領的主責即“授民以時”。久而久之，“河洛九星”就積澱成帝王執政合法性的標誌。由此，地上的中心即帝王都邑，就只能對應著作為天上中心的北斗星。也因此，人間的帝王必須用北斗星象徵自己的身份。《論語·為政》所謂“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表述的正是這種中華文化特色。於是，“河洛九星”一方面佐證著“河洛古國”即“群雄逐鹿河洛”期間某位割據者的都邑，另一方面也表明“群雄逐鹿河洛”期間的割據者都邑，都會以“河洛九星”圖案作為其象徵。
“河洛九星”何以比北斗七星多出兩星？緯書謂：“軒轅，主雷雨之神。旁有一星玄戈，名曰貴人；旁側郎位，主宿衛、尚書。”意指黃帝本來就是執掌雷雨的神祇，故象徵黃帝的北斗七星之旁，應有兩個星象，一個是武將，另一個則是尚書。這種解釋，一方面照應著楊址祈雨池證明黃帝的主責之一即祈雨，故稱之為“雷雨之神”，表明“河洛古國”中以北斗星象徵的首領，仍承襲著黃帝“雷雨之神”神職；另一方面說明，北斗七星之外的那兩個星象，一文一武，代表著帝王的成功或武備，合理可信。緯書還說五帝都遵循“九星之法”，顯示“九星之法”是作為五帝時期最早“君臣制度”的象徵而存在的，可信。
河圖與洛書是古代流傳下來的兩幅神秘圖案
“河洛九星”是帝王被授“天命”之證。顧頡剛先生說，“河圖洛書”是帝王接受“天命”的“必要條件”，理解甚精。河洛神話對此表述頗繁。如謂：“黃帝曰：‘餘夢見兩龍挺白圖，即帝以授餘於河之都。’天老曰：‘天其授帝圖乎！’”在此，“河圖”被解釋成上天授予黃帝的命令。又如說“聖人受命”必須“掌握命圖”，即拿到“河圖”並加張揚，就是帝王擁有執政權的最有力證據。再如“黃龍負圖，麟甲成字，從河中出，付黃帝，令侍臣寫以示天下”，指帝王們在接受“河圖”後，還應把它展示出來昭告天下。“河洛九星”存世，正是照此辦理的結果。
“ 河洛九星”只對應著“易代”帝王。顧頡剛先生曾說：“凡是一個新天子，或將做天子的，一定要‘臨觀河洛’。”故知“河圖”是易代帝王才會展示的“受命”證據，因“新天子”要先給自己“易代”執政的合法性尋找“天命”證據，而在當時歷史背景中，只有“河圖”才堪當此任。“易代”是準確理解“河洛九星”歷史本質的關鍵。
對此緯書記載頗繁，如說：“握命人起，河出圖。”所謂“握命人”，即指“新天子”或“將做天子的人”；“起”即起事“易代”。這充分證明，“河圖”只對應易代帝王。河洛“黃帝”們留下“河洛九星”，昭示著他們對黃帝古國而言，只能是“易代”首領。宋衷就發現，他們“繼黃帝立者，而史不敘”，因為“非五運之次”，已觸及其“易代”不合儒禮。遵奉儒教的《隋書·經籍志》進而說，河洛神話“紀易代之微，其理幽昧”，“不類聖人之旨”，說得更直接。“河洛九星”的最大歷史奧秘，就在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