顛覆傳統認知：從城市化程序揭開夏商周時期共主更迭的奧秘

二里頭遺址的發掘是夏朝考古上的重大突破，可以用其作為標準來驗證一些相對模糊的考古成果。如果一個遺址位於古代文獻中所記載的夏人主要活動區域內，又與二里頭文化相近，則可以將其假定為夏文明的遺存或與夏文明有很大的相似之處。

根據這些資料可以推測，夏人可能具備鑄造青銅器的能力，但二里頭出土的青銅器卻是寥寥無幾，與商朝的青銅器相比，其外表並無明顯的紋飾。

二里頭乳釘紋銅爵

在商中期和早期的青銅器上，都出現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動物紋飾。從這一點可以看出，商朝具有獨特的青銅文明，而青銅文明在商朝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商人從製作陶器發展出青銅器，巧妙地將青銅材料、器皿功能、紋飾象徵三要素結合起來，奠定了神權統治的基礎。在這方面，夏與商明顯不同，在夏朝的統治體系中，青銅器的重要性遠不如商朝。

透過考古發現可以肯定，夏朝是存在的，而且他們比商人更早建立了複雜的社會組織。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夏人的組織方式與後世的商人不同，那麼夏人是如何在眾多部落中脫穎而出的？

殷墟後母戊鼎

要想找到與夏朝建立相關的蛛絲馬跡，首先要對新石器時代的聚落和生活環境進行全面地梳理。

社會分化的產生

在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址中，有顯著的社會分化痕跡。比如，在同一片區域，墓葬的規模不同，有的規模較小，並無陪葬品，但在不遠的地方則有一個大墓，裡面擺放著幾十件陪葬品。

同樣是一個部落，有的人什麼都沒有，有的人卻有很多。這類墓葬一般都挖得很深，死者埋葬在最下面，旁邊有一片較高的區域用來放置陪葬品。這說明人們開始意識到墓葬有構造和功能的區別，這可能是出於對死後世界的想象。

二里頭宮城東牆、東2城門與4號基址

墓葬中有沒有土臺，明顯帶有某種等級意義，甚至是宗教意義。死者越富有，墓葬就越大。殷墟的情況與之相似，發現的大墓均分為多層，而非單層的大面積空間。從甲骨文和其他文獻資料中可以看出，商人非常重視墓的層數。按照商人對於單雙數的喜好，只需要知道商王的墓號和廟號，就很容易預測他的墓有多少層。

良渚文化遺址有進一步延伸的現象。不只是向下挖的墓葬有土臺，還會在平地上建起一個高臺。根據位置分佈，可以判斷應該不是用來居住的，而是用來做祭壇的。從建築的角度來看，以前都是向下挖，現在改變方向，開始將地面填高。

填土要求有多種工藝條件。其關鍵技術是夯實土壤，先將下一層夯實，再在上面鋪上一層土，然後再夯實，以此類推。

二里頭建築使用的夯土

但要建造更高的土臺和土牆，就需要另外一種技術了。夯實土壤時，向下的力道不僅使土壤變堅硬，也會使土壤向兩側移動。因此，夯土必須要有版築技術，把板子兩邊夾住，等板子固定好後，再將土倒入其中，然後一層一層夯實。

根據新石器時代考古發現，要實現人類居住空間的突破，必須同時滿足兩方面的要求，第一，有完善的工具，可以透過重力來夯實土壤，單憑手腳是不可能的；第二，要掌握版築的知識和技術，無論板子是用什麼材料和形狀製成，關鍵是要知道怎麼才能讓板子穩定地立起來。只有滿足了這兩個條件，才有可能從平地向上發展，而不是像以前那樣只能靠向下挖來創造出生活空間。

夯土技術改變社會組織

夯土要比挖洞更難。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是，夯土在三種不同的建築物中被使用：祭壇、城牆、宮室，也就是大型建築的基底。這種現象表明，人們透過長期的實驗終於掌握了夯土的所有技術。這種新技術為何會應用於這三種不同的建築物？首先要明白農業、戰爭、掠奪三者的關係。

二里頭平面示意圖

農業的誕生使人類的文明向前邁出了一大步。從採集狩獵，轉變為依賴穀物，農業不僅改變了人類的生活方式，而且也給人類帶來了另一種生活態度，比如，要播種，要等豐收，就必須跟隨莊稼的成長，產生了對季節變化的反應。不管種植的是什麼，收穫的時期是一樣的。因此產生了一項重要的需求，那就是人們要懂得儲存。

新石器時代，人類以耕作為生，當時的農業技術並不發達，人們可以播種和收穫的作物數量有限。一年裡只種一兩種主要的作物，所以對這些作物的依賴性很強，因此人們對季節的變化非常敏感，並且要確定莊稼何時會成熟。收成怎樣才能得到保護，這是一個問題，因為下一次豐收要等一年。正因為如此，在挖掘出的陶器底部有發現石化的穀粒，這是因為陶器承擔了儲存糧食的作用。

二里頭宮城西牆和8號基址

農業讓人等候，又迫使人儲存，不僅改變了人與自然、人與四季的關係，更使人與人的關係發生了重大的轉變，農業的儲存變成了他人的搶掠目標。

所以從歷史的觀點來看，農業一旦在某個地區紮根，成為主要的生活方式，就一定伴隨殘酷的戰爭。原因很簡單，每個部落都要儲存糧食，這時很容易就會聯想到其他部落也會做同樣的事情，既然人家也在儲存糧食，為什麼不直接搶過來呢？

由於沒有水利設施，許多因素都會對農業產生影響，即便是相似的環境，鄰近部落的收成可能千差萬別。一個村大豐收，但隔壁村顆粒無收，這樣一來，部落與部落之間的關係必然會變得緊張。這種關係的變化，勢必要對社會組織進行重大的調整。

城牆修建與部落競爭

在農業時代，戰爭源於對農業剩餘物的掠奪。糧食被奪走，人就無法生存，因此，掠奪和防禦是一場你死我活的戰鬥。

從甲骨文的記載來看，早期的戰鬥都是可怕的屠殺，勝利者奪走糧食，而失敗者則會被殺死。在戰爭、掠奪、屠殺中，人們漸漸明白，掠奪一個部落，除了農產品之外，還有一項更有用的物資，那就是勞動力。

二里頭宮殿基址

付出那麼大的努力，冒著巨大的風險，殺死那麼多人，得到這些糧食，值得嗎？為什麼不換個目標？在掠奪一個部落的過程中，最有用的是人，也就是能種植糧食的勞動力，這批勞動力來自其他部落。

鬥爭激發了激烈的競爭。首先，誰能製造出更好的武器，誰就有更大的勝算；其次，要有數量上的優勢。老話說：“人多好辦事”，誰能控制更多的人口，誰就有更好的條件去征服和侵略人口不多的部落。想要快速發展自己的部落，最好的辦法，就是將被征服的人納入到自己的組織中，讓他們“為人民服務”。

二里頭夯土牆

戰爭的結果是各部落之間的階級分化。一些部落淪為了奴隸，他們所生產的物品，並不屬於自己，而是交給了他們的主人。

夯土最需要的是什麼？大量的勞動力。為什麼要用夯土？主要原因就是為了防止他人的暴力搶劫。所以，兩者之間的關係明顯是相互促進的。戰爭和掠奪導致了一些聚居地，也就是那些擁有更多武器的大型聚居地，可以從其他聚居地中搶奪農業剩餘物和勞動力。這些被俘虜的人，都是用來建造夯土城牆的，有了城牆就更加安全，不會被人掠奪。

鄭州商城遺址

在這段時間裡，隨著戰爭和掠奪的加劇，一個強大的部落將會擁有一個最有利的規模，因為需要大量的人口來進攻，並且能夠有效地建造防禦工事，使人們能夠居住在城中。

由於建造技術的提高，城市的面積也在不斷擴大。商中期的鄭州商城，商人可以築起兩公里見方的城牆，在城外還修建了外郭和壕溝。

祭壇、宮室的神聖性

夏、商的宮室，通常都有奠基坑或奠基石。鄭州商城中有一個奠基坑是最可怕的，裡面埋了四個人，根據推測是被活埋的。將活人埋在奠基坑裡，有特殊的意義和作用。

從宮室建築的奠基坑可以看出，在當時，夯土的實施具有一定的宗教神秘性。在夯土的過程中有種特殊的儀式，那就是“殉葬”，需要活人的性命。

二里頭祭祀遺蹟

鄭州商城的奠基坑就用了人殉。甲骨文中有大量人殉的記錄，其中最大的一次有兩千人，雖然可能有誇大，但可以想象人數絕對不會少。

農業的發展，工具的進步，產生這種迴圈：從其他的部落搶回人力；人多了就可以修築城牆；有了城牆就能更好的保護自己，同時可以肆無忌憚的掠奪更多的部落，抓更多的人，做更多的事情。保持這樣的迴圈，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能壓榨出奴隸的勞動力，並能有效地控制奴隸。

在這種前提下，奠基坑的情況就很好解釋了。奠基坑是用來震懾真正從事夯土工作的奴隸，顯示出奴隸主剝奪奴隸生命的權利：我掌握著你們的生死，你們乖乖地築城才能活命。

二里頭用豬祭祀的遺存

這也解釋了為何要有夯土祭壇，因為祭壇最主要的作用是祭祀自己的祖先，用來顯示：我能打敗你，是因為我的祖先要比你的祖先更強大，你別指望有一天，你能把我怎麼樣。

夯土需要大量的人力，人力與掠奪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夯土具有很強的階級劃分的含義。祭壇向建造祭壇的人展示商人祖先的神力，以此來馴服奴隸。宮室的建造，不僅僅是為了過上更好的生活，更重要的是，它還能起到震懾和炫耀的作用。

發掘出的宮室建築基址幾乎都是方形的，中國人對方位的認識由來已久，由於方位與祭壇的授時功能有關。授時是一種與農業相關的四季觀測推演，其功能是預測作物播種和收割的最好時機。

二里頭高規格墓葬

中國古代有專門的官吏，專門處理方位的事務。想要準確地測量出方位，並在上面建造大型建築，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而且必須要有堅實的夯土地基，才能把柱子豎起來，這些柱洞埋在地下數千年，直到現在還能清晰地看到，可見建造的嚴謹程度。

這些都是為了讓宮室和普通建築保持一定的距離，二者之間可望而不可即。

氏族的形成

中國古代文明的形成，存在著這樣的“夯土期”。根據考古發現，夏是最早的共主，也是中國最早的王朝，這是由於夏人在夯土技術、築城技術和建築技術上的重大突破。

按照這種觀點，夏商之間的矛盾，很有可能是從夏朝晚期開始的，因為一些未知的原因，比如學會了夏人的技術，導致商人的築城技術突飛猛進。

殷墟婦好墓有殉人16人

商人築城的技術在早商曆史中得到了體現，商人不斷地遷都，到一個地方就築一座新城。商人得到了夏人最重要的技術，但在短時間內還不能戰勝夏人，要想超過他們，還得等到他們擁有一種夏人所沒有的文化，那就是精密而複雜的宗教信仰。這方面的發展涉及到了文字的創造和運用，這就是夏與商之間的巨大差距。

考古學研究中，把漢字當作一種象徵，發現了大量的“前文字”和“準文字”。在馬家窯文化中，發現了一套與後來的甲骨文相似的計數（數字記號）體系，被刻在了陶器上。

殷墟祭祀坑

遺憾的是，目前並沒有發現甲骨文的前身。甲骨文是一種成熟的文字體系，按理說它的演變應該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些遺蹟很有可能已經被黃河的泥沙掩埋了。這樣的話，就有理由把文字歸為商文化的特別發明，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只在商人內部進行實驗。

幸好，出土了大量的甲骨文，提供了許多思路。透過對甲骨文的整理，我們對中國文字有了一個清晰的認識，那就是中國文字起源於氏族名稱、氏族標誌的本質。在甲骨文中有許多類似的文字，而在金文中則更為常見。

從商朝青銅器上發現的金文有兩個共性：一是保持了較高的圖形特徵，像是氏族的族徽；二是幾乎所有的符號都和家族有關。

殷墟甲骨文

文字與部落之間有什麼關係？當城市建設起來之後，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因此，區分城裡人和城外人，以及城裡的普通人和有權力的人，都是非常重要的。最重要的區別就是血緣關係。

哪種人能在城市中居住，成為“國人”？這往往取決於氏族的地位。所以氏族標記是很重要的。在大多數城市中，總有一個主要的氏族，在城市中有宮室建築，如果有兩個以上的氏族，則往往體現在宮室的佈局上。

青銅器銘文拓片

中國人建立了一種新的組織方式。他們會根據自己的血緣關係，來決定自己要守護的人。這種聯絡和城市的居住形式結合在一起，就產生了這樣的結果：城市是氏族的核心，當氏族的繁衍擴大時，就會形成相應的地理擴張。核心氏族的人生活在城市中，血緣較遠的住在城市邊緣，而更遠的人則只能在城外居住。空間遠近同時代表氏族關係的遠近。

青銅器銘文中的族徽

中國人很早就發現並建立了一種將地理空間和血緣關係結合起來的文化習俗。這種組織顯然有簡單、方便、有效的特點，因此被保留了下來，並且得到了廣泛的應用。但真正將這種組織方法運用到極致的，卻非夏人，也非商人，而是最西方的周人。

夏、商、周的更迭

現在可以從一個全新的角度來看待夏、商、周。在原有的時間座標關係中，必須增加不同的空間分佈。從公元前兩千年到公元前一千年，夏、商、周確實經歷過共主交替，但三種不同的文化在此期間存在著長期的交集。

這三個族群在後世被稱為三代，主要是由於各自的能力。在一千年中，三個民族、文化一直處於相互競爭的狀態，就是為了爭奪更多的人口和資源。正是在這樣的競爭環境下，夏、商、週三國各有千秋，他們的長處不但讓他們成為了共主，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都成為了中國文明的基石。

殷墟動物祭祀坑

夏人最大的突破就是利用夯土技術建造城牆，改變了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聚落形態，成為以城市為核心。

商人善於利用人類無法瞭解的現象來威懾和收攏各種不同的部落。要想掌控神靈，就必須要有超越人類的力量，這就是出現青銅器和文字的原因。文字和占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絡，而文字本身就是神力的載體。

周人則是最有效地結合了地域與氏族的血緣關係，並巧妙地利用氏族組織的力量來招攬人才。周人之所以能翦商成功，成為新的共主，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為“祖甲改革”。

青銅器銘文中的族徽

商人認為他們的祖先才是真實的統治者，祖先構成了一個可以控制現實世界的鬼神世界。但是，這個世界到底是什麼樣的，原本就是一團亂麻，可以讓人自由解釋，今日我要攻打你，自然是說你的祖先不在我祖先的領域裡，我必能打敗你；等明天我想和你和好，再換個說法，說你家的祖先也能和我家的祖先混在一起，關係都不錯。

這種空間由於祖甲的改革而縮小。祖甲的改革主要是為了建立一個鬼神族譜，只有這些祖先才會被認可，一旦被確認，就不能隨意更改，形成了一個封閉的體系。這與氏族組織的理念相比，簡直是天壤之別。如果追查的範圍足夠大，那麼幾乎所有人都沾親帶故，會被拉攏到一起。周以其錯綜複雜的血緣關係、聯姻關係，構建了一種非常靈活的合作關係。

青銅器銘文中的族徽

祖甲改革後，商人對外的態度是：你家的祖先不得入內，我們不認你；而周人對外的態度是：不管怎麼說，大家都是親兄弟，有什麼事情都可以商量。商、周之間的轉變，正是因為這種心態，才導致了力量的變化。周人獲勝後，建立了封建制度，奠定了中國歷史上的家族制度。

夏、商、周與我們相距甚遠，但是三代人留下了很多珍貴的文化遺產，至今都對中國人的風俗和信仰有很大的影響。很遺憾，我們對夏、商的歷史還知之甚少。我們不應該固守對中國文明的一成不變的看法，認為中國文明從誕生之初就是如此，而要探索和了解其中的許多變化，以及許多有意思的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