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學的形成，政治環境的變化，書法審美觀念的急劇轉變！

碑學書法是怎樣產生的

導語：碑學的形成，政治環境的變化，書法審美觀念的急劇轉變！

碑學於清代異軍突起，橫貫有清二百餘年。以時代革命力量出現的碑學萌芽於朝代更迭、江山易主之際，大盛於政局動亂、盛極而衰的末落帝國時期，與佔據書壇正統地位千餘年的帖學迎面對壘，經過激烈的碰撞與衝突，此消彼長，以狂飆之勢席捲書壇，並最終取代帖學獨佔鰲頭。雖然文化藝術的變遷與發展不能簡單歸結於政治歷史事件的變化，但是始終離不開政治因素的干預或影響。書家的政治理念與政治觀點、政治傾向也總會不同程度地對映於他的書學思想之中。

“碑學”的勃興與當時內憂外患、風雨飄搖的政治環境息息相關，不僅反映著學術思想的嬗變、轉折，更凸顯著整個社會的思變、思新，反抗封建專制、強烈渴望變革的進步思想。站在歷史的高度回望，中國古代史上，任何一個朝代都不曾面對這樣強烈的創新與變革的壓力與熱情。作為“帖學”之逆聲，“碑學”的勃興是叛逆變革思想的延續，是政治體制與文化思想之得失在藝術領域的展現，是特定時代特定歷史的產物，喻示著中華民族求強求變的民族精神與思想力量的崛起，時至今日仍有著振聾發聵的警世作用。“在晚清書壇發生的聲勢宏大的碑學革命，近百年來至今仍有著巨大影響”。

從書法藝術審美的角度講，帖派書風講究飄逸、典雅、妍媚、瀟灑之“優美”，而碑派書風則追求雄強、剛健、豪放、質樸之“壯美”。帖學之衰微，碑學之勃興，恰逢大清帝國盛極而衰之際，固然有學術與藝術本身的種種因素影響，但時代政局的風雲變幻、危機四伏的社會現實、腐朽沒落的專制統治等政治因素的滲入與影響也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碑學自誕生起就對帖學有著明確的批判色彩，其對帖學的征服與勝利鮮明地表現出時代政治的變法與革新傾向。從廣義的視角來看，思想的解放、審美趨向的轉變亦是時代政治在其他領域的折射。變革的時代、變幻的時勢在封建社會的最頂端造就了中國書壇又一次璀璨的高峰。

大清帝國從叩關入侵到定鼎中原，四海歸一，在血腥屠殺和軍事征剿外，政治上尤其是針對漢人實行了一系列極端的高壓和專制政策，如“首崇滿洲”政策、圈地運動、剃髮易服、遷海令等。政權漸穩之後，為進一步控制漢族士人，自順治朝起，歷康、雍、乾三代大興“文字獄”，知識分子一言不慎，一字之差即會招來毀家滅族的慘禍。學術思想和治學方式的轉變，無疑會對書法藝術領域產生決定性的影響。這些金石學者將對古文字的重新認識和深入研究融入書法藝術創作之中，在金石拓片與殘碑斷碣裡，書風和書學觀念得到了根本性的轉變，使得之後的書風追求自然高古、尚樸存真，亦使得碑學與金石學自誕生起就有著天然的相融互通。

乾隆中期以後，曾經的盛世王朝迅速衰敗，內憂外患此起彼伏，政府國庫空虛，財政困難，自然災害不斷，民生凋敝。清初異常尖銳的民族矛盾雖已逐漸淹沒於歷史的長河，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的階級矛盾卻日漸尖銳和複雜，整個社會陷於劇烈而混亂的動盪之中，“奸偽日滋，禍亂相繼，士習益漓，民心益競”，嘉慶之後，整個國家更是陷入了嚴重的政治危機，國家的統治力急劇下降。尤其是吏治整體陷於崩壞，各級官員們對國家政事漠不關心，互相推諉，明哲保身。

書法藝術的發展歷程與政治形勢的變化、政治干預力度及社會發展狀況等因素不可避免地會有深遠的歷史契合。藝術的審美觀念總是植根在深厚的歷史背景及社會環境之中。“藝術處於開放的文化關係之中。一部藝術作品，不論它如何自律，怎樣拒絕或漠視社會現實環境，它總有其大量的文化意義，總深深根植於社會歷史與文化之中”。書法之審美觀念的變化同樣與社會環境的變遷息息相關。晚清的中國政局混亂，風雲變幻，這一時期的書風也變化劇烈，成為書壇歷史上書風變化最為動盪的時期之一。

“館閣體”依靠國家力量強力推行，除卻其官方實用性，另一個重要作用便是其政治教化功能。千人一面，千手雷同，無論是科考還是為官，都必須寫得一手標準的官方規定字型，循規蹈矩、謹慎端方、中庸平和，體現著封建知識分子對朝廷的絕對忠誠和服從，政治功能遠遠超過了書法本身所具有的社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