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晚商殷墟北部鄰境地區的銅容器墓
自盤庚遷殷開始，商王朝建立了以今安陽地區為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的版圖，框定了晚商國家的控制疆域。四方邊地中，今晉、陝、冀三省區域是王朝的西北方與北方。按甲骨文記載，該區域往往被稱為“北鄙”或“西鄙”，存在有一定軍事實力的、被稱為“方”或“伯”的群體，他們常常侵擾商王朝的西、北邊地。雖無法確定具體地望，但這些群體大致方位在殷墟以西和以北的晉、陝、冀三省範圍內。
戰國以前，黃河下游流經今華北平原，在天津塘沽附近入渤海［1］。安陽正北方向的交通線，在太行山、燕山山脈與古黃河圍合的區域內。這個空間被多條發源於太行山的東西或近東西向河流進一步分割，形成若干地理單元。在安陽西北方，太行山以西與黃河南流段之間，由若干個小盆地構成不同的地理單元。安陽正北方與西北方的各地理單元間有若干山間的通道連線，並不隔絕。
殷墟文化時期是商文化急速收縮的時期［2］。1949年以來，前述區域內發現了一定數量的銅容器墓（圖一）。銅容器墓的存在，指向地方聚落的高層人群，當為整體考量商王朝對安陽以北地方的控制或經略方式，以及研究最高地方管理人員、區域方國的關鍵資料。但目前對這些墓葬的年代和等級等基本問題，少有細密論證，更缺乏整體性考量。自鄒衡最先提出夏商時期北方地區諸鄰境文化的格局與關係問題［3］之後，除極個別學位論文［4］外，並未有專門系統研究。李伯謙［5］、劉緒［6］、田建文［7］、胡進駐［8］、朱鳳瀚［9］、郜向平［10］、蔣剛［11］、張渭蓮［12］、常懷穎［13］、韋心瀅［14］、曹大志［15］、韓炳華［16］、王一凡［17］等曾在其他研究中涉及到個別銅器墓的某一方面。有鑑於此，本文擬對晚商安陽以西、以北銅器墓的若干基本問題略作討論。需要說明的是，下文討論銅器墓的等級和對比年代時，將側重與年代無爭議的殷墟文化（為行文簡潔，除特別註明者，下文將“殷墟文化”簡寫為“殷墟”）同期墓葬對比，所選擇墓葬以等級和隨葬銅器數量接近為原則。
一
在太行山東麓地區，晚商文化的北至大體可達今唐河南岸［18］。這一區域中晚商時期遺址較多，但經系統考古工作確認並公佈材料的較少，遺址主要分佈在太行山與黃河下游間的東西向支流兩岸，在邯鄲、邢臺和滹沱河兩岸的藁城至定州一線形成三個區域中心。
在邯鄲，晚商遺址集中分佈在漳河、滏陽河上游及其支流滏河、洺河兩岸，僅武安趙窯［19］、磁縣下七垣［20］兩個遺址發現了銅器墓。
趙窯墓地1960年發掘的墓葬中，年代確定為晚商者共19座，其中9座隨葬銅器，皆為墓口面積在8平方米以內的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墓葬頭向基本相同，皆有腰坑，其中8座殉狗。9座墓隨葬的銅器中，除了M11外，皆有戈，有的另有矛、鏃或刀；6座墓隨葬的容器，以一套觚、爵的組合最常見。除M19外，9座墓皆隨葬陶器，以鬲最常見，但所有墓葬皆未見觚、爵。1975年發掘的銅器墓中，至少出土銅鼎、瓿、斝、尊、貫耳壺和小壺各1件。以同期殷墟的規律看，無論上述器物是否共出，只要隨葬銅瓿、尊、貫耳壺，則墓葬規模至少與小屯M333［21］或M18［22］相當。
趙窯銅器墓年代集中在殷墟第一期至第二期偏早階段（圖二）。除圖中銅器外，銅爵大都與59武官M1銅爵［23］接近；銅觚M10∶6與侯家莊M1004∶1032［24］，M7∶1與苗圃北地M105∶1［25］相近。陶器墓年代集中在殷墟第二期晚段，年代偏晚的墓葬如M9或可至殷墟第三期［26］。
趙窯墓地有如下特點。第一，墓地至少可分三個等級，最高等級可隨葬銅瓿、尊；其次可隨葬一套銅觚、爵；再次僅隨葬陶器或無隨葬品。不同等級人群共用墓地，未見明顯區隔。第二，墓地佈局有序，墓向、葬俗近同，說明該墓地埋葬人群極有可能是同一族群。第三，墓地年代集中在殷墟第一、二期。
1966年發現的下七垣商銅器墓位於下七垣村西南臺地，與1974年發掘的陶器墓地距離較遠，說明二者非建於同一空間。因資料公佈不詳，銅器墓結構與葬俗情況不明，可確認的銅器有藏於河北省博物館的鼎、簋、卣、尊各1件，觚4件，爵3件，其中2件銅觚有銘文，分別為“啟”與“受”；還有藏於邯鄲市文物保護研究所的腹內有“啟”字銘的銅鼎1件。與殷墟對比，下七垣銅器墓整體年代晚於小屯M5［27］（圖三），較陶器墓早。該墓隨葬兩鼎和三套以上觚、爵的銅器組合，等級可能略低於小屯M18，而高於大司空東南地M663。
在邢臺，同時期遺址集中分佈在滏陽河中游及其支流沙河、泜河等河流兩岸，尚無經發掘的銅器墓材料，但這裡曾多次發現晚商銅器，提示當有銅器墓存在。這些銅器出土背景不明，無法推測等級。其中，曹演莊發現的銅觚與下七垣“受”觚器形接近，年代相近；臨城出土的銅爵［28］與苗圃北地M54∶4形制接近，年代當在殷墟第三期。
在滹沱河至唐河以南，滹沱河兩岸至大沙河以南，西起靈壽，東至趙縣的區域內，晚商時期遺址與銅器發現十分集中，其中有晚商時期的單個墓葬，但墓地的整體情況不詳，也缺乏墓葬的詳細資訊。出土銅器的地點有靈壽西木佛［29］、藁城臺西［30］、北龍宮［31］、前西關、趙城雙廟［32］、正定新城鋪［33］、新樂中同村、無極東候坊［34］等，位置最北的是定州北莊子［35］。上述地點相距很近，有的僅十餘公里。
靈壽西木佛墓的器物出自一個長方形墓穴之中，銅容器收集不完整，現存僅一爵一卣。爵鋬內的銘文為“丙”。卣（圖四，1）有“亞伐”銘，整體風格與殷墟末期出現的“鳳鳥卣”近同，如郭家莊M160∶172亞址卣［36］。值得注意的是，西木佛卣與陝西岐山賀家村卣［37］（圖四，2）紋飾幾乎完全相同，高度也僅差0。7釐米。同墓還有1件陶罍，器形接近豫北紗廠1958ASM125出土的陶罍［38］。由此三器可確定該墓年代在殷墟第四期偏晚，甚至不排除進入西周紀年的可能。該墓出有多件兵器、工具和車馬器，墓主當為男性。
新樂中同村銅鼎、簋為徵集品，鼎（圖四，5）腹內有“月戈田且丁”銘。鼎、簋器形與王裕口南地M103中的同類器［39］（圖四，4、6、7、8）接近，年代相當於殷墟第二期。
趙縣雙廟墓在藁城臺西遺址南約25公里，隨葬銅鼎2件、爵2件、觚1件，另有銅兵器和玉器若干，墓葬內有殉犬。分襠鼎接近郭家莊東南M26∶38［40］，觚整體形制接近郭家莊東M1∶1［41］。墓葬年代當在殷墟第三期偏早階段。
正定新城鋪曾發現四批銅器，但未發表詳細的出土背景。1967年發現的銅鼎與銅觚屬殷墟二期偏晚階段的器物。1972年徵集的銅爵年代在殷墟第四期。1976年發現銅觚、爵各1件，都有“庚冊”銘文，年代當在殷墟第三期前後。1982年發現的青銅器中7件容器共出，伴出人骨，應出自墓葬，僅有酒器，未見食器，組合不完整。這7件銅器的年代集中在殷墟第四期。除了1件觶、1件觚，其餘的卣、尊、觶和2件爵有同銘，故墓主似當為同銘之族人。該墓現有的觚、觶、爵配組不等量，但接近兩套觚、爵的等級。新城鋪地點的銅器時代為殷墟第二至四期，族徽也並不統一，暗示當地可能存在一個沿用時代較長但族氏不單一的墓地。
藁城臺西墓地自二里岡上層偏晚階段以來一直沿用，M22、M35、M85等墓年代接近殷墟第二期。臺西墓地的晚商墓葬墓口面積都在8平方米以內，銅器墓大部分是一套觚、爵為主的下層貴族墓。臺西墓地晚商墓葬朝向的規律不明顯。各種跡象顯示，臺西墓地的族氏並不單一。
藁城前西關在臺西墓地北側的磁河南岸約18公里處，東距新城鋪僅7。5公里，發現銅貫耳壺、鼎、爵、觚各1件，鼎與爵的銘文相同，族徽單一。銅鼎器形接近小屯M17∶4，貫耳壺（圖四，3）接近王裕口南地M103∶3。若根據鼎、壺的特徵，該墓的年代在殷墟第二期偏晚。北龍宮發現銅觚、爵各1件，屬殷墟第二期。
新近發現的欒城周家莊商代墓地佈局規整，方向一致。已發掘的22座墓葬中有2座甲字形大墓［42］。墓地被盜嚴重，大部分墓葬帶腰坑，且殉狗、殉牲普遍的現象說明其為商系族墓地。殘餘銅器年代集中，為殷墟第四期前後的器物，不排除部分墓葬已經進入西周紀年。墓地隨葬陶器似以簋為多。墓地整體器用特徵與北莊子墓地更為接近。
定州北莊子墓地發表資料較少，至少發掘了42座佈局有序的長方形豎穴土坑墓，方向在北偏東5～25度。墓地等級不高，墓葬面積最大的也不過約8平方米。絕大部分墓葬有腰坑，部分有壁龕，盛行殉犬，個別有殉人。墓地出土陶器極少，42座墓僅有的18件陶器中還包括紡輪、陶球等，未見觚、爵。31座墓葬隨葬各類銅容器近百件，出土機率高。兵器較多，以戈最常見。這批墓葬的年代，目前難有整體性認識，但多位學者指出隨葬陶鬲的M93為西周時期墓葬。雖然材料公佈較少，但仍可討論部分墓葬的年代。
M5隨葬的銅容器有鼎2件、簋1件、斝1件、觚2件、爵4件，其中1件鼎、1件簋、1件斝發表了影象（圖五，1～3）。鼎、斝與安陽劉家莊北M1046所出器物相似［43］。銅簋器形接近郭家莊M160∶33。從這三件器物看，該墓年代在殷墟第四期。
M61出土的1件斝、1件方彝、1件爵發表了影象（圖五，6～8）。斝與殷墟西區GM198∶6接近［44］，方彝足缺口較寬，蓋頂微弧，爵柱靠近流折。整體來看，該墓當在殷墟第三期。
M65出土斝、卣各1件（圖五，4、5）。斝形態與郭家莊M160∶174較接近，卣接近西區M1713∶49。從這兩件器物看，該墓年代不早於殷墟四期。
M67出土銅扁足鼎、簋、觥各1件（圖五，9～11）。扁足鼎接近戚家莊M269∶38［45］，雙耳簋與戚家莊M269∶40形態近同。銅觥下腹橫截面較圓，是年代偏晚的特徵。該墓年代可能在殷墟第四期偏早階段。
北莊子墓地有如下特點。第一，墓地年代集中。出土2件以上容器的墓葬年代集中在殷墟第三期偏晚到第四期，墓地使用時間的下限可能在西周早中期之際。第二，墓地佈局嚴整，葬俗趨同，說明該墓地的使用人群或管理者是相對單一的共同體，可視為一處族墓地。第三，墓地等級差別不大，整體等級不高。銅器墓和無隨葬品的墓共用同一處墓地，不同等級的人群埋葬無空間區分。第四，墓地整體葬俗與殷墟的典型商系墓葬接近，但隨葬的銅容器中，觚、爵酒器組合不等量，兵器比例較高，似乎反映該墓地人群的武裝化程度較高。墓地隨葬陶器的比例低，鬲、簋都極罕見，未見觚、爵隨葬，與殷墟差別明顯。
二
太行山西麓山前地帶遺址較多，但晚商遺址分佈有明顯的地域差別，銅器墓較少。目前僅長治白兔村、長子北高廟［46］、屯留上村［47］、武鄉上城村［48］、忻州連寺溝［49］五處地點見諸報道。前四處墓葬集中在上黨盆地內的沁水流域，連寺溝則位於滹沱河流域的忻定盆地。
白兔村晚商銅器的出土背景不詳，可見貫耳壺1件，年代約在殷墟第二期偏晚。
北高廟前後出土兩批銅器，部分器物未發表影象資料。1971年出土鼎、爵2件，甗、斝、觚、罍各1件，另有戈、鏃等；1972年春出土鬲、斝、觚、爵各1件，另有4件陶器。兩批銅器由於與人骨同出，可知當出自墓葬。但因未做進一步工作，是否存在墓地未知。朱鳳瀚認為第一批器物的埋藏年代接近小屯M333，第二批器物則相當於殷墟第二期［50］，本文從之。從等級看，如器物組合完整，則1971年墓的級別可能與小屯M388接近，1972年墓與小屯M17接近。
上村銅器已知有1件爵、1件簋、2件鈴和1件戈，伴出1件陶鬲。從陶鬲和銅簋的形態看，該墓年代約在殷墟第三期。伴出銅鈴，說明該墓可能殉狗；出土銅戈，說明墓主可能為男性。
武鄉上城墓為長方形豎穴，但大小、方向及結構不明。墓葬似乎無腰坑、殉人、殉牲，亦未隨葬陶器。墓內有銅壺、觚、爵各1件（圖六），另有戈2件，策末、銜、削各1件。該墓未見食器，如現存觚、爵組合完整，則墓葬等級不會太高。出土銅壺的年代當晚於小屯YM388∶R2075。銅觚、爵與安陽劉家莊北M61出土的同類器［51］相近。該墓年代當在殷墟第二期。
連寺溝前後出土數批青銅器，皆未經科學發掘，埋藏環境不詳。1938年連寺溝牛子坪發現銅鼎、斝、瓿、爵和笄形器各1件。鼎接近三家莊窖藏銅鼎［52］，斝接近小屯M388∶2046，但瓿、爵近同大司空M663出土的同類器，故這批的器物埋藏年代當在殷墟第二期偏晚。該批銅器組合中未見觚，而有與觚連用的“銅柶”（原簡報定名為“銅笄形器”），可能至少隨葬1件銅觚或漆木觚。如此，該墓的規模可能高於三家莊M3。1966年羊圈坡發現銅鼎3件，以及觚、爵、盉各1件。已發表影象者，鼎有兩種形態，一種與1938年錐足鼎相同，另有一件柱足鼎器形接近花東M60∶1［53］，但腹部的勾連雲紋為殷墟所不見。爵器形接近武官村M1∶6，觚接近花東M60∶3。整批器物的年代相當於殷墟第二期。該墓等級可能較三家莊M3略高而低於小屯M333。牛子坪和羊圈溝相距僅50米，兩者當屬於同一處墓地，兩處墓葬年代相近。
在上黨盆地、忻定盆地以西，垣曲盆地、運城盆地和臨汾盆地南北向排列，三個盆地目前晚商遺存稀缺，但盆地邊緣發現了聞喜酒務頭［54］、浮山橋北［55］、靈石旌介［56］三處晚商墓地。
聞喜酒務頭墓地位於中條山東北側山前地帶，地處垣曲、臨汾、運城三個盆地交匯要衝。墓地規模不大，共有12座墓葬和6座車馬坑，5座甲字形大墓自西向東依次排開。大型墓墓室為東西向，墓主頭向東，墓道朝南，較為特殊。5座墓中至少3座有殉人。大中型墓皆有二層臺、腰坑，皆有殉牲，以犬為主。小型墓無二層臺、腰坑，僅一座有殉人、殉牲。除墓室與墓道位置不同向外，墓地葬俗與商系墓葬幾乎完全相同。大型墓僅M1未被盜，隨葬銅容器至少有圓鼎3件，卣2件，簋、尊、盤、甗、斝、盤、盉、罍各1件，觚5件，爵6件，編鐃一組3件，另有多件兵器和陶罐。墓地出土與追繳所獲銅器的年代皆在殷墟第四期。銅器所示的族徽有幾種，以“匿”字最多。故發掘者認為墓地為“匿”族族墓地。該墓地墓葬總量少但整體等級高，周邊應該有尚未發現的小型墓墓地。
浮山橋北墓地位於臨汾盆地和上黨盆地分水嶺的西側山口，共發掘晚商至西周時期的墓葬14座，但盜擾嚴重。追繳回的部分銅器有“先”字銘文，墓地可能為“先”族族墓地。墓地有5座甲字形大墓，墓道朝南，分兩排，其中2座有打破關係。中型墓雜錯在大墓外圍，距離很近。大型墓墓道有的殉車，每墓皆有腰坑、殉狗、殉人。9座中型墓除了情況不明的1座，8座有腰坑，儲存好的皆殉狗，有的殉人。大型墓因被盜，銅器組合不明。墓地未見陶觚、爵。該墓地葬俗與聞喜酒務頭墓地十分相似，等級亦相當。雖然盜掘嚴重，但學者公認橋北墓地大型墓和中型墓的年代下限在商周之際，可能延續至西周早期。墓地最早的M1時代上限仍有細論餘地。雖盜擾嚴重，但M1盜洞內發現的陶鬲和墓道殉車上的銅車飾是判斷年代的證據（圖七）。陶鬲與孝民屯殷墟第一期偏晚的2004AXSF69∶2相近［57］。軛首飾較西北崗M1136-1137∶R015265［58］要晚，而接近小屯M40∶R1790［59］。衡末飾、飾與車踵飾與小屯M40的同類器幾乎相同。車軎內外段分界不明顯，較西北崗M1136-1137∶R007075略晚，更接近小屯M40中的軎。因此，M1的年代上限可能到殷墟第二期。
旌介墓地位於臨汾盆地通向晉中盆地的出口。墓地未完整揭露，已清理4座商墓，年代集中在殷墟第四期。葬俗與殷墟十分接近。M1、M3墓口面積超過8平方米，M2略小，年代、等級接近殷墟大司空M303［60］。墓地內多種族徽共存，以“丙”居多。墓葬出土的銅禮器組合規律不明顯，尤其是觚、爵組合與殷墟迥異。M1、M2隨葬四觚十爵，非等比配組。嚴志斌區分族徽後，認為旌介墓可能採用觚、爵1∶2的配組方式［61］，其說可從。
三
雖然同屬“北鄙”，但上述不同區域的晚商銅器墓地區差異比較明顯。這種差異反映出晚商王朝根據與安陽距離的遠近，而採取不同的地區管理模式。
漳河流域的磁縣、邯鄲與安陽隔漳河而鄰，太行山西麓的上黨盆地可沿漳河上游與邯鄲、磁縣連通，亦可直達安陽。空間上，這些地區與安陽最近，可視為大邑商的王畿區。這裡銅器墓的葬俗、器用制度與安陽最為接近（表一；表二）。從等級看，漳河流域的銅容器墓等級不高，最高等級墓的墓主僅相當於同時期殷墟的中下層貴族。
該區域的銅器墓隨葬武器比例高。雖然墓葬的等級略低，但隨葬銅容器的器形、紋飾與安陽幾無差異。需要強調的是，殷墟同時期的墓葬多隨葬陶觚、爵，而在本地區幾乎不見。這一區域有晚商時期的商系墓葬，但沒有自殷墟第一期延續至第四期的墓地，說明漳河流域晚商時期同一墓地的使用時間不長。這有兩種可能，一是與墓地對應的聚落在晚商時期發生了遷徙；第二，聚落的生活或者管理人群變更，墓地位置也有了變更。
今邯鄲以北，太行山以東的邢臺地區和太行山西的上黨盆地西緣，以及上黨盆地與臨汾、運城、晉中、忻定各盆地的交界處，若以安陽為圓心，與冀南地區相比，距離安陽略遠。太行山東西兩側銅器墓的差別較大（表三；表四）。在太行山以東，銅器墓與冀南地區的接近且等級不高。隨葬銅器有族徽，但無法確定是否出自單一族群的族墓地。太行山以西的臨汾、長治盆地交接處的橋北墓地銅器墓等級較高，不見陶觚、爵，開始出現不常見於安陽的陶鬲種類，銅觚、爵多不等量配組，均未見金飾。太行山以西的銅器墓年代以殷墟第三、四期的居多。橋北墓地延續時間可能略長，但發現墓葬少，與延續年代不相稱。
滹沱河兩岸到唐河之間是殷墟時期商文化勢力能夠控制的最外圍。這一區域的晚商銅容器墓較多，分佈也比較密集。在太行山以西，目前已知的墓地間距離甚遠。靈石旌介墓地是最西北的商系族墓地，聞喜酒務頭墓地則是最西端的商系族墓地。
這幾處墓地葬俗都接近安陽，但器用制度的自身特色明顯（表五；表六）。各墓地隨葬陶器種類少且總量不多，不同墓地主要隨葬的陶器種類不同，陶鬲的形態與安陽有差別［62］。各墓地都不隨葬陶觚、爵；銅觚、爵不等量配組或有自身配組方式。銅器墓隨葬武器的比例高，均未見金飾。晚商銅器墓年代以殷墟第三、四期的居多。該區域未發現延續時間較長的墓地。晉西南交通要衝的墓地以帶墓道的墓葬為主；而太行山東麓帶墓道的大型墓基本分佈於商文化控制區的最外圍。這些墓地中隨葬銅器的貴族墓比例較高，普遍缺少平民墓，顯示出與安陽不同的社會組織結構。太行山東麓的各墓地除西木佛有兩種族徽外，其他墓地相對單一。旌介、酒務頭墓地族徽以一種為主，伴出多種族徽，可能暗示當地存在多個等級不高、等級比較接近的族群聚落。
郜向平曾指出，商代晚期各地墓葬與安陽的差異，是禮制認同的變化和等級意義的喪失，也是周邊地區離心力的逐漸增大，經營中心變化的原因［63］。太行山兩側的晚商商系銅器墓顯示的差異符合其論斷。
首先，商文化控制範圍內的各地銅器墓葬俗基本上與安陽保持一致。但空間位置越靠近安陽，似乎墓地的墓葬數量越多，墓葬等級卻相對越低，器用制度越接近安陽；距離越遠，越向外圍，墓地等級越高，器用制度越具有自身特色。其次，太行山東西兩側山前地帶銅器墓規模接近，同一墓地中墓葬等級差別不大；銅器墓往往與非銅器墓共存於同一墓地。太行山以西地區去安陽逾遠，如橋北、酒務頭墓地，則帶墓道大墓相對獨立，墓葬等級差異懸殊，部分墓地甚至缺少年代、數量與大墓匹配的平民墓葬。其三，太行山以東銅容器墓分佈密集，自殷墟第二期至殷墟第四期延綿不絕，顯示出商王朝對當地的控制十分穩定。在太行山以西，同一地區的商墓分佈稀疏，罕有持續存在的商系族墓地，帶墓道大墓比較集中地出現在殷墟第三、四期，顯示出年代越晚，商王朝對太行山以西的控制力越弱，呈現據點式分佈的聚落結構。需要注意的是，無論太行山東西，北鄙之地罕有同一處墓地長時間沿用。這些特徵在太行山南麓晚商時期交通線上發現的銅器墓亦然［64］。
從器用制度看，太行山東西兩側的銅器墓自身特點較明顯。首先，去安陽愈遠，各墓地銅觚、爵組合多不等量配置，並不嚴格遵循安陽禮俗。酒務頭、旌介墓地甚至可能存在特有配組方式。其次，各墓地會選擇不同的主要隨葬陶器種類。其三，各墓地幾乎不見陶質觚、爵隨葬。其四，各銅器墓皆不見金飾。其五，各墓地銅兵器隨葬比例極高，軍事意味較濃。其六，從族徽看，靠近安陽的族墓地人群較單一，墓地等級差別不大。距離安陽略遠，太行山兩側情況不同—太行山以東墓地如有族徽相對較單一，說明各聚落多由單一族群管理。而以旌介、酒務頭等為代表的太行山以西墓地族徽則較複雜。
從分佈看，在太行山以東晚商聚落分佈較密集，在滹沱河至唐河流域，甚至每20公里左右就有一處帶有銅器墓的據點。在上黨盆地以西，帶銅器墓的聚落分佈稀疏，間距較大，多分佈於交通要衝。銅器墓或與墓地相關的聚落似乎是刻意為拱衛據點或交通關隘而設。在部分割槽域，甚至有非商系銅器墓如“飛地”一般插花式分佈於商文化據點間，說明非商系人群已深入商人據點之中。比如，殷墟一期階段，靈石以南的洪洞上村即已出現了隨葬捲雲形金耳飾的銅器墓［65］（圖八）。
四
在葬俗文化認同接近安陽，可視為被商王朝控制的背景下，太行山兩側與安陽空間距離有別的銅器墓，表現出整體趨同商禮制，不同小區域存在差異的特點。器用與葬制的細節差異體現了地方人群區別。反映出的是商王朝地方經略體系乃至晚商的國家形式。種種異同，不但與晚商青銅文明地緣格局互動關係同音共律，更與商王朝的控制能力息息相關。
二里岡上層文化晚期後商文化從北方漸次退出，在太行山東麓滹沱河以北、太行山西麓的臨汾、運城、垣曲盆地內，各土著文化陸續興起。新興的土著文化墓葬有一些共性表現：其一，葬制與安陽不同；其二，高等級貴族比較普遍地使用甚至自行仿製商式青銅容器，但器用配組並不同於安陽，青銅兵器或仿製容器尤多自身特色；其三，比較普遍地使用金、銅質地的耳、鼻、臂飾，但同類型的裝飾品卻為殷墟所不見。
晚商時期太行山以東，唐河流域以北到燕山以南的區域，是圍坊三期文化的分佈範圍。相當於殷墟第二期前後的平谷劉家河墓葬［66］，是該文化的高等級墓葬。該墓不用腰坑，不見殉人、殉牲，隨葬銅器中似乎既有安陽產品，也有安陽產品的仿製品。銅器組合不見有規律的觚、爵組合，反映出器用禮制與安陽晚商貴族完全不同（圖九）。墓主的金臂釧、捲雲形金耳飾更為安陽不見。再向東北，灤河流域使用獸首短劍人群的墓葬偶爾隨葬商式銅容器。灤縣後遷義發現的高等級墓葬［67］，葬俗與圍坊三期文化劉家河墓葬接近，而不同於安陽，亦隨葬不見於安陽的武器和金飾。
太行山以西晉中盆地以北的太原盆地和桑乾河流域的大同盆地缺乏相關考古工作，本文討論時期的考古學文化歸屬不明。晉中盆地以西的呂梁山及南流黃河兩岸則是李家崖文化的分佈範圍。忻定盆地在殷墟二期以後，未見典型的商文化遺存，但曾零星出土過金飾品，說明當地很可能也有新產生的非商系考古學文化。
在甲骨文記載中，位於安陽西、北方向的人群，有方方、土方、工方、召方、羌、羌方、方等，甚至還可能有竹、下危等［68］。雖然現在無法將之一一與不同地方的考古學文化相對應，但這些族群或方國應該就位於冀北、晉中、晉北及南流黃河區域內。
有非控制區和有衝突甚至敵對威脅的人群存在，晚商王朝的邊地管理必然需有針對性的地方機構與團體應對。銅容器墓反映在太行山東側和上黨盆地內，是由空間分佈密集的，相對單純獨立的部族組成的聚落。以殷墟的貴族標準衡量，這些部族基本接受商系禮制，但首領等級不高，自主管理權力可能也不太大。這種狀況從殷墟第一期到商周之際，歷時性變化較小。說明晚商時期這一區域，商王朝的控制力較為穩定。太行山以西的上黨盆地以西和以北地區，聚邑空間分佈稀疏，時代越晚，孤島式據點的貴族首領等級越明顯偏高。各部族整體上雖接受商系禮制，但又有變化。這種情勢體現出當地貴族首領的自主管理權較大。酒務頭、旌介等墓地多族徽銅器的出現，暗示墓地最高階層甚至可能擁有較大的軍事或外交、婚姻自主權。
前人曾對甲骨文中“侯”、“田”、“牧”、“衞”、“任”和“方”、“伯”等職官或稱謂的性質進行過很多研究，也曾對晚商國家形式和地方管理模式有過推測［69］。諸家說法雖然存異，但大體認為“伯”更接近在邊地臣屬於商王朝的非商人族群首領。他們在文化取向上與商人逐漸產生差別。而侯、甸、牧、衞則可能是商王朝以某種形式任命的地方管理官員。這些地方首領，大部分應該以族而治，不排除部分是由與商族群關係密切或認同商族群禮制、信仰的人群發展而來的可能，少部分甚至有可能是由商王朝直接派駐的遷徙氏族的分支。雖然目前對這些人群與職官，無法從考古學資料上進行空間層級劃分或職級分別，但從晚商北方、西北方銅器墓所見的時空異同，大略可窺甲骨文記載的晚商曆史整體態勢之一斑。
附記：本文是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專案“先秦時期中原與邊疆冶金手工業”（課題編號17ZDA219）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課題“太行山東麓戎狄的華夏化”的階段性成果。寫作得到了劉緒先生、商周田野工作坊同道和代麗鵑的審閱，他們給予了重要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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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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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同［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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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常懷穎：《略談晚商太行山南麓及臨近地區的銅器墓》，《中原文物》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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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這方面的研究較多，比較有代表性的如林沄：《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國聯盟》，見《古文字研究》第6輯，中華書局，1982年；《商代的國家形式》，見《商史三題》，歷史語言研究所，2018年。裘錫圭：《甲骨卜辭中所見的“田”、“牧”、“衞”等職官的研究—兼論“侯”、“甸”、“男”、“衞”等幾種諸侯的起源》，《文史》1983年第19輯。朱鳳瀚：《殷墟卜辭中“侯”的身份補證—兼論“侯”、“伯”之異同》，見《古文字與古代史》第四輯，歷史語言研究所，2015年。黃銘崇：《商王朝晚期的政治地景》、《“殷周革命”—邁向“人文的”國家》，見《中國史新論：古代文明的形成分冊》，臺北聯經出版社，2016年。
（作者：常懷穎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於《考古》2021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