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腔“走出去”之譯者認知對秦腔譯介內容制約研究

本文轉自：語言學通訊

秦腔“走出去”之譯者認知對秦腔譯介內容制約研究

劉冰琳

西安理工大學人文與外國語學院

摘要：

翻譯秦腔劇本不是簡單的文字翻譯而是文學譯介。作為文化傳播的途徑之一，秦腔劇本的翻譯必須遵循傳播規律。本文將戲曲翻譯迴歸到一種文字活動，從拉斯韋爾傳播模式出發，研究譯者認知對秦腔譯介內容的制約，以期促進秦腔劇本英譯本在海外出版，併為系統討論有效的秦腔譯介模式打下基礎。透過研究得出，譯者認知對秦腔譯介內容具有一定的制約作用，其作用通常表現在譯者對譯介內容的挑選和對翻譯策略、翻譯方法的選擇方面。

關鍵詞：

拉斯韋爾傳播模式； 譯者認知； 秦腔譯介內容；

學習文獻：

劉冰琳。秦腔“走出去”之譯者認知對秦腔譯介內容制約研究［J］。外語教學，2019，40（05）：89-92。

基金專案 ：

陝西省社會科學基金專案“秦地戲曲翻譯及傳播機制研究”（專案編號：2017K004）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

劉冰琳，西安理工大學人文與外國語學院教師，碩士，研究方向：翻譯理論與實踐。

1。引言

中國文化“走出去”是國家戰略，譯介中國文學是實現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途徑之一（鮑曉英 2014： 65）。文化外譯活動是將本國文化形態和產品透過目的語這個媒介向目的語國家進行傳播的活動（梁林歆、許明武 2016： 109）。中國戲曲作為中國文化中濃墨重彩的一筆，在“走出去”背景下，其跨文化傳播應得到重視。戲曲文字的對外譯介是中國戲曲跨文化傳播的重要途徑之一，是海外受眾瞭解中國戲曲文化的重要來源。但戲曲本身具有二元性特點，中國戲曲在跨文化傳播中的譯介難度較大，中國戲曲作品譯出很少（凌來芳 2017： 117）。

秦腔是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其唱詞結構為齊言體，具有較強的翻譯研究價值。但至今，國內外對於秦腔翻譯的研究有限（李慶明、劉冰琳 2016： 101），這既體現在秦腔英譯本極其稀少，更體現在秦腔翻譯理論及譯介研究滯後。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秦腔的跨文化傳播，是秦腔“走出去”的阻礙及短板。

本文從傳播學角度研究秦腔譯介。因秦腔英譯本並未在海外出版，目前暫時沒有討論秦腔“譯介主體”“譯介途徑”等問題的基礎及價值。因此，本文著重研究譯者認知對秦腔譯介內容的制約及其在秦腔翻譯中的體現。

2。 拉斯維爾傳播模式及譯介學研究五要素

美國政治學家哈羅德·拉斯韋爾在《社會傳播結構及功能》中提出了傳播過程中五個基本要素，即傳播學經典的5W傳播模式。此模式條理化、邏輯化地闡釋傳播鏈中傳播者、內容、媒介、受眾及效果等各相關環節，對於實現有效傳播具有指導意義（花亮 2015： 71）。

將包含五個基本要素內容的拉斯韋爾傳播學模式應用到譯介，指包含“譯介主體”、“譯介內容”、“譯介途徑”、“譯介受眾”、“譯介效果”五個要素的譯介模式。而譯介的傳播特性決定中國文學走出去恰恰需要這樣一個由點到面的模式，包含譯前文字的選擇、譯中翻譯策略、譯本的接受與傳播等多個維度（謝天振 1999：11）。對譯介主體、內容、途徑、受眾和效果進行深入研究有助於探索最佳譯介模式（鮑曉英 2013： 64）。

作者在前期文章中曾提出，“可表演性”並無確切定義，“要求戲劇譯者破譯原文劇本中的肢體層面是不可能的任務”（Bassnett 1991： 99）。

3。 譯者認知對秦腔譯介內容的制約

譯介內容，即“翻譯什麼”和“怎麼翻譯”，受到歷史經濟、社會思潮、詩學規範、譯介主體認知等多重因素的制約，體現了譯介主體對原作的甄別、選擇和接受。

從體驗哲學和認知語言學角度來說，“翻譯是以現實體驗為背景的認知主體所參與的多重互動作用為認知基礎的，讀者兼譯者在透徹理解源語語篇所表達意義的基礎上，儘量將其在目標語中表達出來”（王寅 2006： 583）。在翻譯過程中，譯者與文字都不可能相互獨立而存在，只有強調“人”與“本”之間的互動，才能實現和諧翻譯的目的（李慶明、劉冰琳 2016：103）。因此，在秦腔劇本及英譯本中間存在譯者認知的加工，即譯者認知對秦腔譯介內容存在一定的制約作用，這種作用通常表現在對譯介內容的挑選和譯者對歸化、異化的翻譯策略以及直譯、意譯，增譯、減譯等翻譯方法的選擇方面。

3。1 譯者認知作用下譯介內容的選擇

譯者認知對秦腔譯介內容的制約作用首先表現在對譯介內容的選擇上。若譯者以保護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為出發點，中國古典戲曲的譯介內容往往是飽含中國特色傳統文化並經常上演的古典劇目，而非建國後乃至改革開放以來的現代劇。透過表1、表2不難看出，進入20世紀以來，儘管在陝甘寧革命根據地湧現出了一批現代戲劇作家，創作數百餘部現代戲劇，改革開放後描述現代生活的劇目更是層出不窮，但20世紀出版的中國戲曲譯本全部為元、明、清時期的中國古典戲曲劇目譯本。譯者認知對於譯介內容選擇的作用由此可見一斑。

同時，將20世紀出版的中國戲曲譯本與19世紀出版的中國戲曲譯本對比來看，《趙氏孤兒》《灰闌記》《竇娥冤》《西廂記》《漢宮秋》等廣為流傳、膾炙人口、具有文化代表性的劇目在不同時期被多個譯者進行了多次翻譯，並且被翻譯成多種語言（見表3）。由此可見，在歷史經濟、社會思潮、詩學規範等內外部因素的作用下，譯者在譯介內容的選擇上具有一定的趨同性。

但除了這些經典劇目，也有少量名不見經轉的劇目受到了某位譯者的青睞。這便凸顯了譯者認知對於譯介內容的作用。譯者自身對於該劇有特殊理解或特殊感情，或認為自身的認知再創造會使譯本受到目標語讀者的認可，使得譯者在選擇譯介內容時獨樹一幟。

目前可知的秦腔英譯本僅有《三滴血》《竇娥冤》《鍘美案》《楊門女將》四部，但足見秦腔的對外英譯情況也符合這一標準。譯者選擇廣為流傳、膾炙人口的劇目，首先因為該劇目有在異國上演的可能，對譯文有實際的需求；其次，知名劇目會激發更多目標語讀者閱讀或觀看演出的興趣，則外文劇本可獲得更高的銷量、並在更多的秦腔海外演出中作為字幕配文發揮作用。

3。2 譯者認知作用下翻譯策略及翻譯方法的選擇

除了“翻譯什麼”，譯者認知對譯介內容的制約作用還與“怎麼翻譯”相關。在翻譯過程中，譯介主體在對原作文化內涵的傳遞、受眾讀者的閱讀興趣、閱讀期待等因素進行綜合考量之後，決定是否需要對原作進行適當刪增或調整等等（殷麗 2017： 56）。

1）翻譯策略的選擇

秦腔經典傳統劇目《楊門女將》的第一場《壽堂》及第二場《靈堂》中包含許多關於中國古代壽堂、靈堂的佈置及婚喪嫁娶儀式、習俗的描述。譯者與秦腔劇本原文的體驗式互動及譯者認知將會對這一譯介內容產生一定的影響。例如，某些飽含中國傳統意象的片段應該刪除還是保留？在翻譯這些文化負載詞時，應遷就目的語國家風俗、考慮譯文讀者接受能力而採用歸化的翻譯策略，還是應採取異化的翻譯策略，忠於原文，保持秦腔劇本的完整性與真實性，以求最大限度地保護及傳播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都是值得考量的問題。

以趙亞軍版《楊門女將》英譯本為例，《壽堂》中有唱詞：“你二人為何身穿素服？莫非宗寶他……？快快講來！”譯者將其譯作“Why are you in white mourning apparel？ What happened to my husband？ Tell me the truth！”（趙亞軍 2008）。“素服”一詞主要指居喪時所穿的白色衣服，語出《禮記·郊特牲》：“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而西方普遍採用黑色服飾作為出席葬禮或居喪服飾。譯者首先選擇保留該譯介內容，並將“素服”譯為“white mourning apparel”，展現中國及陝西服飾特色，而非遵從西方人葬禮著黑色服裝的習慣。這體現出譯者認知的選擇，以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播中國文化為出發點，而非以片面追求譯文讀者的理解。同理，譯者將《壽堂》中唱詞“佈置壽堂了，大紅壽字掛廳堂，恭祝夫人福廣，遙祝元帥壽長…”譯作“we’re decorating the hall for the birthday of my husband。 The red Chinese character of longevity is hung up in the hall。。。”（趙亞軍 2008）。如若採取異化的翻譯策略將“大紅壽字”譯為目的語中常使用的“happy birthday sign”，則意象中所包含的中國特色文化將會丟失。將其譯為“the red Chinese character of longevity”，可突出體現該意象所傳達的陝西傳統特色文化，為譯者認知作用的結果。

而與趙亞軍版英譯本相比，劉曦版《楊門女將》英譯本更多地關注到唱詞翻譯中的變異及韻腳，在傳達原文含義的基礎上，更符合英語的語言習慣及審美要求。如唱詞“風高月黑、鳥藏獸歇，刀光劍影、馬踏宋穴，天地合圍、甕中捉鱉，萬箭斬首、茹毛飲血……”

劉曦譯為“On a windy and moonless night， animals are in rest。 The hostile forces surprise and surround the barracks of Song side。 Nets above and snares below， to get them like catch a tuttle in a pot。 With a rain of arrows， to eat their flesh and drink their blood。。。”（劉曦 2018）

趙亞軍譯為“At a windy dark night， animals are in rest。 We surprise and surround the barracks of Song country， to catch their head， and eat his flesh and drink his blood。 Havoc was made in the frontier。 The cruel West Xia kingdom invaded with a slaughter。。。”（趙亞軍 2008）

此段翻譯中，趙亞軍採用異化的翻譯策略、直譯的翻譯手法，將其用目標語中自由體詩表達出來，以詩對詩，重視並突出了原文的形式，忠於原文，保持秦腔劇本中不可磨滅的藝術性（李慶明、劉冰琳 2016： 103）。劉曦版英譯本中，譯者將秦腔劇本原文中的四言古體詩翻譯為以AABB形式押韻的韻律詩。

針對同一內容的不同譯本，是譯者認知制約譯介內容的最顯著體現。趙亞軍版《楊門女將》英譯本為2008年陝西省戲曲研究院小梅花秦腔團因北京奧運會而選調進京參與重大演出時所翻譯的，旨在向世界展示中國乃至國內各省份優秀傳統文化。採用異化為主、歸化為輔的翻譯策略，可突出體現其中所包含的陝西傳統文化。而對於秦腔翻譯劉曦認為，若要達到英譯版在異國上演的目的，則譯者除了要關注語言層面、文化層面的翻譯，還要關注整個戲劇唱腔、板腔和唱詞的配合問題。如果考慮這麼多因素，會導致詞彙選擇的難度很大。選擇不當可能會導致語義表達上有所折損，很難達到忠實和通順這一最基本的翻譯標準。比如，秦腔的唱腔有很多種，很難找到英語的單音節詞來配合這些唱腔。這時便需要在忠於原文還是傳達詞義中做取捨。其次，秦腔基本是以方言來進行說唱的。方言有著自己的節奏感，與漢語普通話的節奏感不同，更與英語的節奏感不同。因此，翻譯應以傳達原文含義並使目標語讀者準確理解該含義為主要目標，也因此在劉曦版英譯本中歸化翻譯策略的使用較為突出。

2）翻譯方法的選擇

趙亞軍版《楊門女將》英譯本為2008年陝西省戲曲研究院小梅花秦腔團因北京奧運會而選調進京參與重大演出時所翻譯的。該英譯本體現出譯介內容受譯者對翻譯目的認知的影響。該英譯本開篇為一段對於秦腔《楊門女將》中歷史背景的介紹，“The Yang family in Song dynasty（960—1279 A。D。） was well known in China for its loyalty to the nation and its quality of fighting and sacrificing for the country from grandfather to grandson， and their wives went to combat when their men died in battle。”（趙亞軍 2008）。在《西北稀見戲曲抄本叢刊》《明清秦腔傳統曲目抄本彙編》等叢書中，以及範鈞宏、呂瑞明所改編的京劇《楊門女將》劇本中，皆不見與本段描述相對應的原文。為了向外國觀眾說明《楊門女將》發生的歷史及背景，使其更好的理解戲曲內容，消除文化中的壁壘，作者採用了增譯的翻譯方法，增加了這段背景介紹，這是譯者認知作用的結果。

除傳統意象外，秦腔《楊門女將》的唱詞中還包含許多對話，其中體現了中式對話委婉含蓄的特點。譯者是採用直譯的方式以求忠實於原文，將具有濃重民族特徵的傳統符號及其意境和神韻完整地表現出來，還是與譯文讀者互動使譯文易於被外國讀者接受，這個選擇也是受到譯者認知制約的。

《楊門女將》中有對白： 傭人：“少夫人，想啥呢？少夫人？”穆桂英：“去去去！”這段簡單的對白在趙亞軍版的英譯本中，完全遵照原文被直譯為“Maid： What’s going on in your mind， Miss Mu？ Miss Mu？ Mu Guiying： Go away！”（趙亞軍 2008）。劉曦譯為“Maid： What’s on your mind， madam？ Ma’am？ Don’t be naughty！”（劉曦 2018）。簡單的對白背後隱藏著穆桂英對丈夫的思念之情。穆桂英想到自己的丈夫，做出嬌羞狀，遭到他人的幽默調侃，說出“去去去”這一句，如果用“go away”，言之過重，放在此語境之下則詞不達意。對應目標語中年輕女子表達諸如“你真討厭”“去你的”之類撒嬌的含義，此處翻譯為“Don’t be naughty！”，則能表達出一絲神韻。同樣，對白：穆桂英：“請焦孟二將一同入席！”傭人： “知道了。” 穆桂英：“回來！”在趙亞軍版的譯本中，遵照原文被直譯為Mu Guiying： General Jiao and General Meng to have dinner together。 Maid： I know it。 Mu Guiying： Come back。雖然英文譯文與秦腔劇本原文用語的字面含義完全對應，為譯者與原文文字的認知互動的結果，譯者選擇最大限度地保持傳統藝術的完整性與真實性，採用直譯的方式翻譯這些對白。而劉曦則認為，由於不同國家的口頭語的使用習慣存在較大差異，特別是隨意的口頭對話往往比嚴謹的書面語包含更多的深層含義。採用完全直譯的方式翻譯對白，輕則會出現中式英語的問題，重則詞不達意或產生歧義。例如此處譯文中的“I know it”便有不地道的中式英語及歧義之嫌。在目標語中表達“知道了”，“I know”足以，“I understand”更為貼切，而“I know it”在目標語中往往表示，說話人早已懷疑之事最終得以確認，與原文想要表達之意不甚相符。因此，劉曦將其譯為Mu Guiying： Invite General Jiao and General Meng dine together。 Maid： I got it。 Mu Guiying： Hold on。（劉曦 2018）。以“dine together”代替“to have dinner together”、以“I got it”代替“I know it”以“hold on”代替“come back”皆是譯者與譯文讀者互動的結果。譯者在充分考慮讀者的接受情況後，在譯文中描繪出原文作者所欲表現的現實世界和認知世界。

4。結語

譯者認知對秦腔譯介內容具有一定的制約作用，其作用通常表現在譯介內容的挑選和翻譯策略、翻譯方法的選擇方面。

在秦腔劇本對外翻譯時，譯者應選擇廣為流傳的經典劇目作為譯介內容。首先因為該劇目更可能面對外語觀眾上演，演出對譯文有實際的需求，翻譯工作會產生直接的社會效益。其次，知名劇目會激發更多目標語讀者閱讀英譯本或觀看演出的興趣，則外文劇本可獲得更高的銷量，並在更多的秦腔海外演出中做為字幕發揮作用。同時，現有英譯本的秦腔劇目全部為辛亥革命以前出現的、描述封建時代英雄傳奇或悲劇故事的傳統秦腔劇目，這是譯者認知制約譯介內容的直接體現。譯者傾向於選擇傳統秦腔劇目作為譯介內容這一現象，反映出譯者希望透過秦腔譯介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推廣及保護優秀地方特色文化的願望。而近代以來西安易俗社劇作家創作的秦腔劇目、陝甘寧邊區湧現出的革命劇、以及現代劇則少人問津，需要譯者引起重視，關注並進一步譯介。

翻譯策略及翻譯方法的選擇同樣受譯者認知的制約。譯者與文字的認知互動，往往使譯者採用異化的翻譯策略及直譯的翻譯方法，保持秦腔劇本原文的完整性與真實性，尊重秦腔劇本原文的形式，譯出形神兼備的譯文。譯者與譯文讀者的認知互動，則要求譯者充分考慮讀者的接受情況。這一目標使得譯者通常採用歸化的翻譯策略及意譯的翻譯方法。針對同一內容的不同譯本，是譯者認知制約譯介內容的最顯著體現。

註釋

1 趙亞軍版《楊門女將》英譯本為小梅花秦腔團2008進京重大演出的譯本。

2 劉曦版《楊門女將》英譯本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課題“文化自信視域下中國秦腔經典劇本英譯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編者按

參考文獻略，歡迎查詢知網或者《外語教學》2019年第5期紙質期刊了解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