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將中國凝聚為一個政治、文化共同體

超越於語言之上的漢字，是促進和鞏固中國統一的重要的文化載體。圖為廣州市街頭一位用放大鏡閱讀報紙的市民。（南方週末記者 馮飛/圖）

歐洲使用拼音文字，很多國家的語言其實是很近的親緣關係，但體現在文字上就是不同國家的語言，特別是同一個語族內的各種語言，一個人很容易學會，如日耳曼語族中的英語、德語、挪威語、瑞典語、丹麥語、冰島語等，說起來是不同國家的“外語”，但其實更接近中國人理解的各種方言。

中國各地方言差異很大。南方的一些方言，如吳語在國際上是有語言程式碼的，溫州話則被傳聞在抗戰中用作中國軍隊的秘密通訊工具。如果按照某些人“漢字拉丁化”方案，用拉丁字母拼寫溫州話，那全國各地其它地方人肯定是幾乎看不懂的。值得慶幸的是，漢字沒有被廢除而代之以拉丁化，透過漢字的書寫和使用，中國各地的人們仍然可以實現無障礙的交流。可以說，超越於語言之上的漢字，是促進和鞏固中國統一的重要的文化載體。

至少從商代以來，漢字的演化和發展，即以甲骨文、金文、小篆為代表的“秦系文字”作為發展主流，一直未曾中斷。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龍山文化時期，已經出現了漢字的最早雛形，如襄汾陶寺遺址就出現了硃砂書寫的“文”字，登封王城崗灰坑陶片上有“共”字，山東鄒平丁公龍山城址的陶片上甚至發現了五行十一字的書寫。

目前能見到最早的甲骨文，應該是鄭州商城出土二里崗時期的兩片字骨，而此後殷墟時期的甲骨則標誌著漢字進入成熟演化的階段。商周以來，儘管各方國、各地區有不同的方言，但在禮樂層面都使用標準音“雅言”，即《論語》所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而在文字上則通行使用商周一脈相承的“秦系文字”，其特點是比較規範和穩定，演化規律有跡可循，一直演變為小篆，再隸變為我們熟悉的繁體字。

當然，早期漢字的構成中，語音的部分也很重要，並非一般人想象的“象形文字”。如果不能理解這一點，就很容易望文生義產生誤解。如戰國文字的“仁”字，是上面一個“身”下面一個“心”組成的，這個“身”就是表音符號，身上古音是書母真部，仁是日母真部，古音極近，就是個表音符號而已。

又如“姓”，很多人望文生義，說這是“最初從母系社會”，其實姓上古音在心母耕部，生在生母耕部，上古音也是極近，“生”只是一個表音符號而已。再比如“婦”，一個女一個帚，《說文》以來很多都說是女的拿掃帚做家務，但其實婦上古音在並母之部，帚在章母幽部，聲母唇音、舌音相近，韻部幽、之合韻，在先秦韻文十分常見，上古音“帚”就是“婦”的表音符號而已，甲骨卜辭裡面，一大堆女貴族“婦”寫作“帚”，擁有自己的領地、屬民、武力，並不是成天拿掃帚的形象。

既然早期漢字重讀音，那麼在周朝禮崩樂壞之後，各諸侯國的地方性文化崛起，確實有那麼一個階段，漢字出現了“去中心化”的趨勢，那就是以東方六國文字為代表的戰國文字時期。《顏氏家訓·音辭》說，“夫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已來，固常然矣。”自古以來，方言的天差地別就是常態。

戰國時各國語言差異極大，《禮記·王制》說戰國和漢初“五方之民，言語不通”。當時各國以本國語言為基礎發展出的六國文字，互相之間差異就很大，完全不守中原正統“雅言”的規則，如齊文字中的脂部、微部就沒有區別，支、脂、之三部之間也可以交替（汪啟明：《先秦兩漢齊語研究》），而在楚文字中，葉、緝二部，或者魚部、侯，東部、陽部字是可以通轉的。各諸侯國獨特的語言和文化心理，造成戰國時期六國地區各類獨特漢字，很多字非常不可思議，如“數”寫作雙首持牛角下面一個口，“勝”是乘加一個力，“舊”是丘加一個心，“厚”是一個石加一個主之類。

秦就文字而言有一項貢獻，就是廢除六國文字，重回殷周以來的“秦系文字”，即大篆演化出的正統小篆、隸書，成為日後的漢字體系。某種意義上說，秦廢除六國文字，是在漢字演化上重回到了西周的狀態。西周從中央王朝到各諸侯國，都統一用大篆，超越於各諸侯國方言之上，在政治和文化上將中國摶成為一個共同體。西周行封建，地方自治，但並不因此而妨礙大一統，按宋儒胡宏之說，用天子正朔行王朝禮樂即是大一統。從此以後，漢字和語音的關係變得不像早期那樣密切，表音的功能發生了弱化，無論語言怎樣流變，漢字書寫不發生變化。

因此，語言、方言完全不同地區的人們，也完全可以透過漢字書寫進行有效交流。此後中國各地的方言不斷演變，如閩南語即魏晉南朝時代的吳語，其語言底層在南北朝，和中原洛陽正音差異極大，客家話底層在唐朝安史之亂，而現代吳語、粵語的底層則形成於南宋。儘管時代不同，語音差異極大，但都不妨礙透過漢字的書寫、閱讀和交流，而作為中國文化不同的地方性分支。

漢字，扮演了將中國凝聚為一個政治、文化共同體的重要角色。

（作者系大學老師、歷史學者）

（本文僅為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李競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