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涼故事 文明之旅｜奚康生開鑿“隴右明珠”涇川南石窟
洞府無言傳妙義
剛直隨在護慈心
1925年3月的一天，風輕雲淡，春光和煦。
一群陌生的面孔來到平涼涇川縣文廟查看了一塊石碑，之後又趕赴城東7。5公里的地方，只為尋找一處石窟。
領頭的外國人，正是美國人蘭登·華爾納，另一箇中國人是北京大學學者陳萬里，他們共同尋訪的便是“南石窟”的歷史鴻綜。
後來，華爾納把涇川見聞，透過給友人的書信和遊記《在漫長的中國古道上》告訴了西方世界，讓他們知道了絲綢之路上這顆璀璨的文化明珠。
而北大陳萬里在他的《西行日記》當中，詳細記錄了自己見到南石窟時的激動心情：
“石窟寺外之大力士，赫然在望，狂奔就之，果極精美。窟內三面均有巨石立像，餘見之，唯有瞠目結舌而已。”
南石窟，靜謐散發著初見驚鴻，再見傾城的魅力，背後究竟有怎樣的絕代風華？讓我們回到1500多年前的北魏，重溫那段鉛華往事。
奚康生鑿窟
北魏永平二年（公元509年）正月，涇州沙門劉慧汪糾集僧侶起義，眾多信徒聞風響應。
涇州作為長安通向西域的必經之路、咽喉要地和西部重鎮，長安西行、東歸長安的眾僧侶，都會在此停歇，由於涇州僧侶人數眾多，一時間起義聲勢直上青雲。
起義軍直攻涇州城，刺史高乘信指揮不當，官軍反擊乏力，戰況日益危急。而秦州沙門劉光秀也率眾響應，南北烽煙連起，震驚北魏朝野上下。
華州刺史（今陝西大荔）奚康生臨危受命，赴涇州平叛。他出生於基層軍官，憑藉高強武藝和過人用兵，逐步成長為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
奚康生率兵趕到，調兵遣將、分割圍堵，毫無實戰經驗的僧侶一觸即潰，大敗而散。戰鬥很快結束，叛亂徹底平息。奚康生在平叛中毫不手軟，眾多僧人被殺，橫屍遍野。
奚康生隨後兼任涇州刺史，便召集工匠，在城外十五里的涇河北岸開鑿營建南石窟。
人們不禁會猜測，為何要在鎮壓僧侶之後造佛像，是內心不安以表懺悔，還是按朝廷要求開鑿佛窟，或是逢迎北魏皇室崇佛之好，各種猜度四起。
據《魏書》記載：
“康生久為將，及臨州尹，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數舍其居宅以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
由此可見，這只是其慣常的行為。
奚康生投入大量財力，調集大量民夫勞工和能工巧匠，同時開工建造涇川的南石窟寺和慶陽市西峰區的北石窟寺（北魏時慶陽歸涇州管轄），因二者南北對應，故名南北石窟寺。
兩座氣魄恢弘、絢麗多彩的佛教藝術殿堂，短短兩年時間就完工出世。
南石窟寺從東往西呈一字排列，共有5個洞窟，現僅1號、4號窟有佛造像。其中1號窟規模最大，也是南石窟寺主窟。
南石窟寺之碑
向世人揭開石窟神秘面紗的，是那塊當時被移到文廟的“南石窟寺之碑”。
此碑於北魏永平三年（公元 510年）所築，原存南石窟寺1號窟，民國初年出土於涇川縣城關鎮王家溝村，碑通高225釐米，寬105釐米，厚17釐米。題額陽刻“南石窟寺之碑”。額上橫列楷書“石窟寺主僧斌”6字。碑文楷書23行，行38字，因下有斷缺，現每行最多存34字。
碑文記載了奚康生建立南石窟寺的功德，碑陰有出資修建石窟的施主題名，共3列計56人。這塊石碑是南北兩窟中唯一留下來的關於開鑿石窟的文字。
“南石窟寺之碑”的歷史價值極為珍貴，正是由於其碑尾結銜（落款）：
“大魏永平三年 歲在庚寅四月 壬寅朔十四日乙卯 使持節都督 涇州諸軍事平西將軍 兼華涇貳州刺史安武縣開國男奚康生造”。
所以我們才確切得知石窟的開鑿時間和主造者。
它的書法藝術也能和北魏名碑相媲美。範壽銘在《北魏南石窟寺碑跋》中說：“書體雄樸，猶存太和時造像風度”。北京師範大學李洪智教授認為：“書、刻者高超的技藝造就了《南石窟寺之碑》在書法藝術上獨樹一幟的風格，這獨特的風格又決定了它非凡的藝術價值······”
1988年，南石窟寺被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如今正坐落於平涼市涇川縣涇河北岸蔣家村。
涇川鄉民力阻華納爾盜匪
誰能想到，南石窟寺如此精美芳華的佛像與壁畫，安然儲存千年，竟險些被以美國人華納爾為首的盜賊團伙帶來滅頂之災。
1925年3月，美國人蘭登·華爾納組織翟蔭、溥愛倫、時達、湯姆生、石天生、陳萬里等人組成“考察隊”來到中國西部，打算沿絲綢之路北線前往敦煌。
華爾納一行名為考古，實為採集盜取中國文物標本。他們分工明確、團伙作案，現場測量、剝離壁畫、切割文物、拍照存檔等均安排專人負責。
在西安古玩市場上巧遇“南石窟寺之碑”拓片後，驚歎之餘打聽到碑石所在地涇川就在前往敦煌的西蘭公路沿途，遂決定順路一探究竟。
他們來到涇川文廟，果然見到了這方被涇川縣知事、書法家廖元吉從南石窟寺移至此處保管的“南石窟寺之碑”。隨後他們前往位於縣城東7。5公里的南石窟寺現場考察。
來到窟內，眾人都被眼前景象所震撼，這正是文章開篇所述的欣喜若狂之景。陳萬里注意到窟內北側臺座下有一塊長方形的石塊橫臥於地，其雕刻精細、略有殘缺。根據石塊大小及雕刻特徵，陳萬里斷定這正是“南石窟寺之碑”的碑頭。原來當初移碑之時，搬運者缺乏文物常識，將雕有美麗裝飾花紋的碑頭棄置於窟角。陳萬里用氈子包裹了碑頭塞到車內，後收藏於北京大學。
他們進入窟內，大肆破壞雕造精美的佛像和壁畫。
其中開鑿於唐代的4號窟——羅漢菩薩洞破壞最為嚴重，4號窟內有16尊羅漢像和觀音、文殊、普賢三位菩薩，為了瞭解石胎泥塑的胎體雕刻，溥愛倫大肆砍砸剝離羅漢像表面的泥塑，又持大斧將大部分佛首也砍了下來。陳萬里將剝落前後的牆壁分別拍攝下來，以做比較研究。
他們的行徑被山坡上放牧的羊倌發現，於是嗚鑼為號，相互傳喊：“洋人挖佛像了，大家快來啊！”上下蔣家、王家溝、何家坪、鳳凰莊、紙坊溝等附近6個村的鄉民聞訊而至，群起詰問，並圍堵2小時之久。最後在陳萬里和縣衙調停下以賠償60餘塊銀元作重塑費用，才得脫身。
經此一劫，南石窟大小二十餘尊造像被砍割破壞，盜賊團伙留下滿地的泥塑碎塊和殘破佛像奔赴敦煌。
事後，陳萬里在他的《西行日記》中記述當時情景：
“有十餘人咆哮更甚，譴責翟蔭君毀壞佛像之罪。翟蔭君不能答。有數人謂非先搜檢外，解除兇器不可。餘目睹此狀，頗為憂懼，以為群眾行動，最易逸出範圍，設有不幸，孰任其咎。遂極力為之疏解，反覆譬喻，終無結果···”
幸得村民們及時阻止了對石窟的進一步破壞，力阻文物流失，南石窟佛像得以整體儲存至今，這也是不幸中的萬幸。
王母宮石窟
南石窟寺並不是涇川僅有的石窟藝術寶庫。
早在1923年，華爾納就向世界宣佈過另一個石窟，它就是王母宮石窟，和山西大同雲岡石窟風格相似。
王母宮石窟位於平涼市涇川縣城西，因開鑿於王母宮山腳下而得名。作為甘肅隴東地區年代較早、較大的中心塔柱式窟，窟內造像分3層，中有方體塔柱，直連窟頂，中心柱及三面窟壁全為石刻造像及裝飾，多為北魏樣式。
早期塔柱四面和窟四壁塑有佛、菩薩、天王、羅漢、力士、脅侍等造像一千餘尊，恢宏富麗，最大的佛像有4米多高。
環顧洞窟，有一種被天地十方諸佛菩薩垂視的肅然。
百里石窟長廊
在涇川，還隱藏著像繁星一般數量龐大的石窟遺存，形成了一條數百里長的石窟長廊。這些堪稱最原生態的佛教石窟，也是古絲綢之路上一處規模宏大的禪修中心。
“百里石窟長廊”西起王母宮石窟，東至涇明鄉太山寺石窟群。由涇河川道兩側王母宮石窟、南石窟寺、千佛寺、羅漢洞、丈八寺、吊吊塔、南石崖等石窟群落組成，其中羅漢洞石窟群規模最大。這條百里石窟長廊，都開鑿在涇河或其支流的兩岸岩石上，可能是中國石窟群分佈最密集的區域。
長廊有大小石窟數百個（據涇川文化學者張懷群等人勘察，現存窟龕數至少有822個），其中有高大的佛窟，也有修禪的禪窟，更多的是各種形制的僧寮窟。
佛窟固然重要，禪窟同樣不容忽視。佛窟因造像得以保護，傳至千年；禪窟空置，漸成廢墟。
涇川石窟中，佛窟只佔少數，大部分為禪窟、僧寮窟。涇川的禪窟、僧寮窟形制多樣，有高十餘米，猶如廣廈者；有窟窟相連，綿延數百米者；有隱蔽入口，開鑿豎井，攀登到高處洞窟者；還有巧妙利用自然洞穴棲身者。
羅漢洞石窟群
以260餘窟龕的規模，成為長廊中最大的石窟群。清朝詩人李植元寫過一首七言律詩描述羅漢洞石窟：
“佛閣高浮碧水涯，氛濃團殿散睛霞，登峰放眼藤蘿洞，千頃琉璃十丈花。”
主窟內現殘存宋代泥塑彩繪高浮雕藝術，這種藝術在敦煌、龍門、雲岡等著名石窟中都難以找到。
南石窟寺
與慶陽北石窟寺，被譽為“隴東石窟雙明珠”。
現存5個洞窟，其中最大的第1窟，高11米，寬18米，深13米。環形正壁臺基上，雕有7尊均高7米的巨大立佛，隆鼻大耳，長衣垂膝。
當陽光從前壁門頂上方的方形明窗中灑下，光線輪轉，七佛微笑，一剎那間，如睹佛國。
在這條佛光璀璨的珠鏈上，南、北石窟寺和王母宮石窟是最為閃亮的明珠。
南石崖石窟群
位於涇川縣城7公里處的山崖上，總共有石窟106個。這些石窟外觀並不顯眼，但裡面別有洞天：有禮拜窟、禪修窟、講經窟、寢窟、倉儲窟，還有壁櫥、鍋臺、水井，甚至東司（廁所），也一應俱全。
在百里石窟長廊中，類似南石崖石窟群這樣沒有佛像的空窟，大約有600個。而僅南石崖石窟群，至少可容納上千人修行。
涇川石窟的開鑿年代並不統一，雖然以北魏為主，但有很多空窟的年代顯然要早許多，有一些還是佛教傳入中國後的第一批石窟，其意義不亞於敦煌石窟。
日出日落，日落日出。面壁禪坐，佛在心頭。
每一座石窟，都在空蕩靜寂的崖壁深處，綻放著一個七寶琉璃的極樂西天。
參考資料：
1。李世恩主編《西北望崆峒》（2015年甘肅人民美術出版社）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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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涼文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