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說“弱其志”，是什麼意思？

無執故無失什麼意思

“弱其志”，出於《道德經》第三章“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慾”。從根本上說，老子借用聖人之言，在說以“虛無”用事，是從“無我用事，轉化為利他用事”的問題。也就是說，要從以“我志”，轉換成為“弱其志”；從“弱其志”，轉換成為“我無志”，再從“我無志”，轉換成為“為他（她）志”。更直接地說，就是要弱我志，以他（她）志為志。以此，老子告訴統治者，不要為一己之私之志，而欺壓百姓，要以“百姓心為心”，以“百姓志”為“我志”，一切為老百姓著想，竭盡全力實現老百姓的志願，或夢想。如告訴統治者不要以“主觀意識”的有為之智，即“以其上之有為”，耍小聰明，施計量，施偽仁，偽禮，偽智，偽信，而愚弄百姓，要把“志”放在解決“民之飢”上；不要為自己立一私之志，侵略，或霸佔他國土地，而導致“戎馬生於郊”，“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等；老子告訴百姓，要“弱其志”，以“為無為”用事，“不以貨利為重，則清心寡慾，是賢於貴生者也”。告訴耍機巧的刁頑之徒，不要多利器，造奇物，行盜賊之事等。不過，老子以“弱其志”為說，還是給大多數人留下了一點兒實現自我之志，或自我之夢的餘地，提出了要將“有餘以奉天下”，“損有餘而補不足”的人生意義。

“志”，由欲產生，表現為意志、志向、信念、理想、夢想等。老子之所以主張“弱其志”，還有七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弱其志”，是老子針對如何使“主觀意識”，向“本覺意識”的轉換；針對如何使有為而作，向無為而作的轉換而說。老子在《道德經》第二十九章說：“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天下神器”，指“本覺意識”，或“元神”。這句話的意思是說，人的“本覺意識”是人在“無知無慾”狀態下顯現。若有意而又有為地讓“本覺意識”顯現，必敗。也就是說，“本覺意識”示現的是“無我志”，或“利他志”。而某些有志者是以“主觀意識”用事，是有為而作，是憑主觀臆想而立“自我志”，所以“自我志”越強，或越是執著於“自我志”，而最終會因為“自我志”太強，而導致失敗。聖人了知其理，便以“為無為”用事，以“本覺意識”之“利他志”為用。如此，便無敗無失。這是老子借人“本覺意識”與“主觀意識”的關係，在說明有為而作的危害性。

第二個原因，“弱其志”，是老子為推行“為無為”的管理方式而說。奴隸社會的管理方式，是統治者根據自身利益進行政策法律制定，被管理者進行執行的方式。二者是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關係；是統治者以人為的強權，剝奪被統治者意識和行為自由的關係；是統治者為強勢，被統治者為弱勢，是強勢與弱勢的關係。由此便出現了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相互對立，相互對抗的關係，從而導致“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昭彰，盜賊多有”的混亂局面。面對這種狀況，老子提出“無為而治”，以“為無為”為社會管理方式，以“我無為……我為靜……我無事……我無慾”的方法用事。而這種管理方法所達到的結果是“民自化……民自正……民自富……民自樸”。從這裡可以看出，管理者是無為而行，被管理者是無為而隨。二者是“前後相隨”的關係。正所謂二者“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而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所以形成這種態勢，則又與雙方的“弱其志”有直接關係，即統治者弱其強權之志，或放棄強權之志，並與被統治者同施於無知，無慾，無為，以此達成“德交歸焉”。

第三個原因，老子主張“弱其志”，是針對妄志者而說。在這方面，老子將矛頭指向了三種妄志者。一是將矛頭指向“大道廢”後，而“以智治國”的奴隸社會無道無德的統治階級。二是將矛頭指向以機巧和盜竊用事之人，即將很多必需的生產資料及生產工具改為軍用，或將田間耕作的牛馬改為戰牛戰馬，或製造戰車，或製造奇形怪狀的殺人兵器、或製作玉璧等珠光寶器，供統治階層使用或玩賞的人。三是將矛頭指向裝神弄鬼，糊弄百姓之人。對這三種人的對治方法，老子主張以“弱其志”的方法進行對治，一方面使他們達到“無知無慾，使夫智者不敢為也”；另一方面是讓他們在此基礎上，向“為無為”用事進行轉變。隨聖人的“我無為……我為靜……我無事……我無慾……”的行為而行。

第四個原因，“弱其志”，是老子針對事情的複雜性而說，以此提高正志者以“弱勢”而行的認識。以“弱勢”為用，是道的根本大法，也是道融入大自然之複雜環境，使自己得到發展的成功法則。所以老子便引以為用。而這裡的“弱其志”，是指正志者要在紛亂複雜的事境中，在保持志“慎終如始”的基礎上，以“弱其志”，或以“柔弱”為用，以“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之勢，“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的狀態，深入到紛亂複雜的事境中，以“歷史唯物主義辯證發展觀”為原則，主動發現矛盾，解決矛盾，使正志、正業、正行向成功的方向發展。

第五個原因，是鑑於志的虛幻性，提倡正志者以“我自然”的狀態，以“道法自然”用事。“我自然”，指正志者在客觀環境中，以“弱其志”的狀態，不與人爭，不與事爭。既做到有志，而又不被志所束縛；既有志，而又不被事的成、盛、衰、敗所幹擾；既有志，而又不被人的“七情六慾”情緒的支配，或干擾等，使志始終保持與事不離不棄。不因對志的執著，而放下應該做的事；不因事的強弱變化而影響志的變化；不因受到情緒影響而放下志；不因事的暫時中斷，而使志中斷；不因執著志，而不能隨其自然用事，使自己始終處於“我自然”狀態。以此，始終保證志與事的統一。

第六個原因，是鑑於志的時隱時現性，要求正志者要以“慎終如始”用事。志的時隱時現性，是由事的繁多性和複雜性，及事態的運動性和靜止性而來。所以要求正志者，既要保持志的“獨立而不改”，又要在做好正事的基礎上，以“弱其志”的狀態，處理好家務等瑣碎之事，做到在正事中鼓其志；在家務等瑣碎事中“弱其志”；在正事的運動發展中鼓其志，在正事的靜止狀態中“弱其志”，使志達到動靜一如，隨事境事態的變化發展而變化發展，使正志者的身心始終保持勞逸結合狀態，以保證身體康健，能夠“慎終如始”地完成自己的事業目標。

第七個原因，是鑑於志的磨練性和鍛鍊性，要求正志者對事要“作於易……作於細”。“作於易，作於細”，來自老子《道德經》第六十三章，“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的說法。“作於易……作於細”，是老子從道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生化萬物根本大法總結而來，是道“作於易……作於細”的成功法則。所以老子便引以為用。“弱其志”，指正志者做事時，要提高對“多易必多難”的認識。並在做事中主動“弱其志”以“作於易……作於細”為用。也就是說，在做事中從容易做起，從小事做起，使志隨著細和小的事態的變化發展中，不斷得到磨練和鍛鍊。以致達到志雖弱，但形同至堅，以“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事的態勢，推動自己的事業向成功方向發展。

總之，“弱其志”，是讓人們立其志，但要有立其“利他志”；是讓人們有正志，但要弱其勢；是讓人們弱其勢，但不要在紛亂複雜的事境中忘其志，而要“慎終如始”，以“我自然”的態勢融入事境中。但還要注重事的“猶難之”特點，以“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為用。說實在的。“志”，是靠人一步一步的運作；是對經驗一點一滴的積累；是對一次一次失敗的承受，是實實在在的靠至堅至剛的精神和至柔至弱的肉體，在紛亂複雜的事境中，經過艱辛而又困苦的勞作實現的。而不是靠天天想志，夢志，喊志，寫志，或雄赳赳、氣昂昂地走在大路上，高唱著志願歌，就能實現的。

就現實而言，要想做到“弱其志”，“不敢為天下先”，確實也是一件很困難的事。特別是在好多人想當將軍、冠軍、科學第一人、各領域帶頭人、明星等志向的影響下，“弱其志”，“不敢為天下先”，簡直成了無志、懦弱、懶惰，是為人恥的代言。甚至受到很多人的唾棄或嘲笑。其實，這併為怪，這都是不懂無為用事和“為無為”用事的妙趣所在。

這種現象，雖為現代時的表現，但還是應了老子“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的說法。老子此意，是指人明白大道之理後，便知曉“無為而無不為”、“為無為”的妙用。所以就洗滌貪慾之念，勤奮地按照大道之理而行，這為“上士”；明白大道之理後，對“無為而無不為”，“為無為”之理半信半疑，對貪慾似除非除，若行若止，顧慮重重，這為“中士”；明白大道之理後，對“無為而無不為”，“為無為”之理根本不屑一顧，更不願意去除貪慾。甚至嗤之以鼻，大笑之，這為“下士”。道是無為用事之道，是以自然規律用事之道，是利他之道，是實現天下和諧之道等，作之很難，非一般人可以做到，更非一般人可以“慎終如始”。不大笑，不足以顯示它的重大意義。這就是老子告訴人們以“弱其志”，“不敢為天下先”用事的艱難性。而作為一個有正志者，更要知道此理，這樣才能防止自己的私慾之念滋生，去做那些為名利和地位，而進行拼命爭鬥的事。

其實，有很多人還不知道一些成功之士做事業的辛苦，也不知道一些成功之士做事業的辛酸歷程，更不知道一些成功之士在沒有做事業之前的念頭，是那樣的簡單。如“想做一點兒讓大家喜愛的事”，“想做一點兒對大眾有益的事”，“想做一點兒我最喜歡的事”，“想做一點兒前人沒有做過的事”等等，似乎豪言壯志離他們很遠。甚至更不知道他們在做事時，早就為這僅存的一點點兒意志，而將自己生死而置之度外。而就是因為有了這麼一點兒小小的而又柔弱的意志，他們才從又細又小的、一點一滴的做起。並且認真的、一絲不苟的，“慎終如始”地老老實實地做了下去，直至做到了成功之處。為此才贏得了世人的尊重和愛戴。如一些做好人好事的人，並沒有想到會有一天能登上中央電視臺《感動中國》的大舞臺；很多明星，並沒有想到會有一天能讓自己，得到眾多觀眾的喜愛。就如河南豫劇明星常香玉，為生活所迫，不得不在家族的反對下而改姓從藝。在新中國成立後，她的上善之心也由此而迸發，不但使自己的演藝水平得到正常的發揮，而且還組織義演，將所得義款購買一架戰鬥機獻給國家，供抗美援朝使用。而她的這一點點兒心願，則只是將自己的藝術無私地貢獻給觀眾而已，只是將自己的有餘貢獻給國家而已，似乎與“我想當明星”的理想相差甚遠；河南蘭考縣縣長焦裕祿同志，患癌症而臥病在床。就在臨死之前，他還想著蘭考縣的麥子長勢怎麼樣，蘭考縣的治沙工作情況開展的怎麼樣，這似乎與他是否能當好一名優秀領導絲毫不沾邊兒；著名科學家錢學森同志，我們不用問，也會知道，在他回國的那一天，他無論如何也沒想到今後要成為一名讓全國人民永世難忘的人，更不知道今後自己能獲得“導彈之父”的名號。甚至成為世界知名科學家。這些，可能在錢學森幹事業的初始，他連想都不敢想。但我們也不能不看到，他們的這種“弱其志”，“不敢為天下先”的行為方式，也並不是沒有收穫。這就是得到了“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的成功之益。老子將其稱之為“無為之益”。在這方面，可能一些成功人士體會更深。在他們創業當初，可能根本就沒有什麼志願，甚至是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去幹自己不懂的事。並將自己主動埋沒在一個不為人知的犄角旮旯裡，一煉就是幾年，或十幾年，或幾十年。有可能到古稀之年才出面。但還有可能終生未曾出面，直到死後多年，才被後人翻騰出來。這樣的優秀人物很多，也希望大家在過去的事中翻騰翻騰。又如當一些企業家們，以一副滿載著光彩人生、光彩事業、光彩理想閃亮登場，出現在電視熒屏中時，大家可曾知道他們就是從一個從不敢提及“志”，從不敢提及“先”，從不敢提及“功”，從不敢提及“績”，甚至從不敢露其“面”，從不敢提及“名”，從來都是以“灰頭土臉”形象的過程中，走過來的人。“錢難掙，屎難吃”，這就是他們成為一名優秀企業家後，所要說的感言。而他們之所以能受到眾人的愛戴和尊重，也正是“弱其志”、“不敢為天下先”的結果，也正是他們懷著為“大家做一點兒事情”的心態鍛造而成。

對正志者而言，“立其志”是基礎；“弱其志”是方法；“磨其志”是過程；“成其志”是隱退，這就是志從始成，到準備；從準備到打磨，從打磨到完成；從完成到湮滅的轉換過程。要想“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也容易，那就是“從頭兒再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