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本身就絲毫不遜色於城鎮，或許有一天，人們會更喜歡“城鎮村落化”

“你只要是在生活，就總能以自己的方式進入民俗學，更能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民俗學所關注的生活文化與風俗習慣。”

為什麼要研究民俗學？這是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民俗學者嶽永逸給出的答案。

在他看來，民俗學與民俗不同，民俗學是一門走在時代前沿並能提升民族自豪感的重要學科。他在二十餘年的研究中，找尋到了一個與民俗和鄉愁有關的通道，以期打通人們的日常生活與內心的情感。

本文摘自嶽永逸所著的《以無形入有間：民俗學跨界行腳》。

「民俗學依舊是小眾的」

對我而言，在諸多的人文社會科學中，關心、記錄、研究本土文化，或者說“母文化”的民俗學，雖然是小眾的、邊緣的，也似乎沒有覺世、濟世的效力，卻有著厚重的歷史根基，有著對於這個社會、生活不可替代的獨一無二性。多年浸染其中，

民俗學給予我一雙觀察生活，理解人情世故、生老病死的眼睛與大寫的“人”的立場。它教會了我對蒼天大地、對日常生活、對芸芸眾生的仰視與敬畏。

我的民俗學安心於冷板凳，因此， 它是淡泊的、在野的。正因為淡泊，它讓我心平氣和，讓我對日常生活、對個體人的生存狀態反而能夠長時段地默觀、體認，並多了幾分真切與任性。因為在野，它也就沒有了一定要擔負的所謂道義，反而多了分平民氣，甚或多了“光腳的不怕穿鞋的”感覺。於是，研究他人，也就是研究自己，至少是反觀、逼視自己。我曾經說過，對於一個民俗學從業者而言，當其回到個體“小我”這個原點時，人類學、民族誌詩學津津樂道的主位、客位以及相互之間的轉換，了無功效。在生活現場，入乎其內出乎其外而移步換形的民俗學者，不是旁觀者式的“感同身受”，而是常常有著或淚流滿面或不露一絲痕跡的“切膚之痛”。

雖然有了百年曆程，原本鮮活、魅力四射的民俗學，不少方家都要紛紛染指的民俗學，陰差陽錯地居然有了濃重的洋涇浜味道，少了地氣與人氣，少了感染力。作為新生兒，百年前的民俗學是小眾的；作為老小兒，百年後的民俗學依舊是小眾的。新生兒，人見人愛，人見人憐，潛藏著生機與活力，有著多種可能。老小兒，雖然不乏鶴髮童顏的迴光返照，但不是被退避三舍，就是被敬而遠之，如山巔夕陽，燦爛誘人，卻因“近黃昏”的沒落而讓人傷感。

反之，無論作為共享的生活文化或者日常生活本身，還是作為交際的符號、交際實踐的藝術，抑或政治博弈的工具，“民俗”始終都是大眾的、鮮活的，甚至紅紅火火的，耀人眼目，異彩紛呈。

「回答日子應該怎麼過」

然而，民俗並不等於民俗學，民俗調查不等於民俗學調查，民俗活動家更非民俗學者。

何為民俗學？2004年，在美國民俗學學會全體大會的主旨演講“民俗學在21世紀”中，阿蘭·鄧迪斯豪邁地指出：民俗學是一門“走在時代前沿並認識到民俗對促進民族自豪感具有重要性的學科”，是一門“提供發現本土認知範疇以及世界觀和價值觀模式寶貴資料的學科”。即，民俗學是對民俗進行充分分析、論證而有著其認知論、方法論並且有著勇氣和擔當的學科，而非止步於對民俗的蒐集、羅列以及展覽、描述、表演等琳琅滿目的呈現。

顯然，我無力也無心建構任何宏大的理論。我更偏向於賽吉維克的“弱理論”：為追蹤所遇見的目標而擺脫自己的思路，或者在關注不合情理事物的過程中被消解，同時也把自己的生命力當作值得思考的問題。

如果說民俗是過日子與日子本身，那麼民俗學則要解決與回答為什麼這樣過以及將來可能怎麼過的問題，至少要去嘗試回答為什麼。

這一本質差異也正是民俗調查與民俗學調查、民俗活動家與民俗學者、民俗志與民俗學志、民俗主義與民俗學主義之間的差別。民俗調查、民俗活動家、民俗志和民俗主義都可以沒有問題意識，甚至不需要問題。當有了問題意識並嘗試回答，民俗調查就成了民俗學調查，民俗活動家就昇華為民俗學家，民俗志就有可能提升為民俗學志，民俗主義也就有可能嬗變為民俗學主義。

「實現城鎮根植於鄉土」

城鎮化的過程中，鄉愁的逐漸丟失也意味著我們逐漸遠離民俗與民俗學。

在機械文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改變藝術創作的方式、人們的生活形態與觀念的年代，行吟詩人般的瓦爾特·本雅明對前工業文明及其眾多文化藝術形態的“光暈/韻”表現出了讓人感傷的眷戀。如大抵同期的中國文學中美麗、婉約的鄉土文學，無論是周作人的《烏篷船》、廢名的《竹林的故事》還是沈從文的《邊城》，在給人以溫馨與浪漫的同時，多少都有些悽楚和斷人魂腸的參差蒼涼。同樣，二十多年前，法國人讓·弗朗索瓦·利奧塔曾用“房舍”和“大都市”來分別喻指前工業文明的素樸和後工業文明的繁雜，多少有些懷舊、感傷，亦不乏思考與批判。當下，西方發達國家鄉村—房舍的居民對自己享有的生活已經有著與讓·弗朗索瓦·利奧塔不同的體認，多了發自內心的喜愛。都市—好、鄉村—不好的界限已經模糊，甚至顛倒過來。“城市讓生活更美好”也不再是人們堅守的唯一信條。

2006年7月，我曾前往日本進行短期的訪問研究。在神奈川縣真鶴町的一個面朝大海的百餘人小村，村口路邊公交站牌上，清楚地寫著每班次車停靠、離開的時間，精準到了幾點幾分。這絕對不僅僅是一個標牌。我乘坐的公交車正如同站牌上標示的時間那樣，準點到達，準點離開。作為一個公共場所，村子神社圍聚了不少喝茶閒聊的村民。我問身旁一位“80後”年輕人：“橫濱、東京好，還是這裡好？”這個小夥子很詫異我有這樣的問題，反問道：“這裡很好，城市有啥好的？”後來，我才知道，在現今的日本，一個原本出生在城市的人，要想長期定居鄉村實際上是一件相當困難的事情。

2013年5月，在劍橋寓居的我曾數次專程前往紐馬克特小鎮，一個散居著三百餘人的小村子，並有幸到邁克和西娜夫婦家做客。邁克夫婦都是 20 世紀 70 年代初期出生的人，大學畢業後，雙雙回到了村裡安居樂業，育有三子一女。他們水、電、氣、網路等設施一應俱全的房屋背後是通往村外、連線鄰里的平坦馬路。房前的花園、養殖場和手工作坊漸次排列開來。花園中有蘋果、李子、草莓、無花果等果樹，蹦蹦床、鞦韆、梭梭板、羽毛球場等間雜其間。夫妻倆都有宣傳自己產品的網站。在收到訂貨單後，邁克在他的手工作坊給客戶製作水箱、車斗等大型機械的零部件。

西娜經營著緊鄰花園的養殖場。除了種類繁多的雞，養殖場還有兔、羊、豬等動物。禽畜的圈舍、餵養都是高度科技化的。每次收揀雞蛋時，西娜都會在雞蛋上標明生產的時間和母雞的類別。沒有幫工，數百隻動物的餵養、產品的營銷都是西娜一人。我多次問過邁克夫妻對自己生活現狀、對這個小村的看法。在不同場合，他們夫妻的回答基本一樣：“確實辛苦些，但很好。沒想過要去大城市，為什麼呢？”

相對上述兩幅圖景，當下中國鄉村空間的城鎮化明顯快於人口的城鎮化，人口的城鎮化快於人的城鎮化，人的衣著舉止言行的城鎮化快於人的觀念和思維模式的城鎮化。以此觀之，“以人為本，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就意義非凡。

唯願城鎮化的踐行者能將城鎮根植於鄉土，而非斬斷鄉土之臍，從而多少實現些“讓城市融入大自然，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願景。

「鄉愁絕不只存在於鄉土」

當然，絕對還應該在“記得住鄉愁”後鄭重其事地加上“聽得見鄉音”。因為鄉音承載著在鄉野中如風般傳播的故事、傳說、歌謠，令人開懷大笑或會心一笑的段子，家長裡短的粗言俚語；承載著在節慶、廟會、紅白喜事等場合的野臺子戲、曲藝；承載著濃濃的鄉情，鄰里、村社之間的紛爭、理解、關愛與依依不捨。沒有了鄉音，哪怕共為鄰的青山綠水歷歷在目，鄉愁也僅僅是曇花一現的海市蜃樓，是無跡可求的水中月、鏡中花。

但我更願意說：鄉土本身就絲毫不遜色於城鎮。或許會有那麼一天，相比“村落城鎮化”，人們會更喜歡“城鎮村落化”，也有更多人願意自得其樂而又胸懷世界地生活在鄉下、生活在村裡。

與慎終追遠、崇德報功兩位一體的光宗耀祖、葉落歸根的價值追尋、身體認同，使得鄉愁確實與鄉土、故鄉、故土、故人、故里密不可分。自然而然，鄉愁絕不僅僅只存在於鄉土。廣義上的鄉愁與感懷傷時的“戀舊”“追憶”“憑弔”是孿生姊妹，它指向的是所有已經逝去了的景象與心性。因此，無論是追述歲時節日的《荊楚歲時記》，還是慨嘆已逝繁華市井生活的《東京夢華錄》《武林舊事》《夢粱錄》，及至今人王世襄的《秋蟲六憶》、鄧雲鄉的《燕京鄉土記》、北島的《城門開》都有著濃濃的依託於“故城”的鄉愁。當然，這類對一去不復返、不可複製的消散之城的追憶，我們也可以稱之為“城愁”。

《以無形入有間：民俗學跨界行腳》

嶽永逸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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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圖片來自新華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