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城、屯田、鬥“地主”，曹操對民眾有多狠？
文 | 言九林
三國故事公眾號的讀者大家好，前幾天釋出了一篇文章叫 ——
三國六大家族之：曹操囧途逆轉之路！
有讀者看完之後，覺得對曹操太過褒獎了，於是強烈的向我推薦了下面這篇文章：
原標題：對民眾越狠，越有可能奪得天下
《三國志。先主傳》裡說，曹操進攻荊州，有十餘萬荊州百姓拖家帶口，願意跟著劉備跑路（
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先主，比到當陽，眾十餘萬，輜重數千輛，日行十餘里
）。
乍看之下，這個事情非常不合常理。一個人再怎麼“
仁義無雙
”，也無法驅動十餘萬民眾跟著自己背井離鄉。
當然，這件事情也是有可能發生的。不過，促成其發生的原因，
不在劉備之“仁”，而在曹操之“惡”。
百姓隨劉備遷移
漢末軍閥當中，曹操最喜歡屠城。
僅見於史書者，就有：攻張超屠雍丘、徵徐州兩屠彭城、徵烏丸屠柳城、徵關中隴右屠興國枹罕河池、徵侯音屠宛城、攻袁紹坑殺降卒八萬。
其中，以“徐州大屠殺”最為喪心病狂。據《後漢書。陶謙傳》記載，初平四年，曹操攻擊陶謙：
破彭城、傅陽，……過拔取慮、雎陵、夏丘，皆屠之。凡殺男女數十萬人，雞犬無餘，泗水為之不流，自是五縣城保，無復行跡。初三輔遭李傕亂，百姓流移依（陶）謙者皆殲。
《三國志》對徐州大屠殺有諸多粉飾。
《武帝紀》對此事輕描淡寫，僅留下“
所過多所殘戮
”六個字。《陶謙傳》則移花接木，說什麼“
謙兵敗走，死者萬數，泗水為之不流
”，將屠殺民眾與戰爭死亡相混淆。
惟《荀彧傳》裡，留下了荀彧勸阻曹操再攻徐州的一條理由——“
前討徐州，威罰實行，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心
”
——“威罰實行”、“子弟念父兄之恥”等字眼，清晰透露出這場屠殺規模甚大，在徐州民眾當中造成了極惡劣的影響。
曹操
因為“圍而後降者不赦”這條殘酷屠城法令的存在，曹操恐怕還有更多的屠城劣跡，只不過未被載入史冊。
這道法令見於《魏書。于禁傳》和《魏書。程昱傳》。
《于禁傳》記載，建安十年，于禁斬殺投降的昌豨時，說了這樣一段話：
“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各位應當知道，主公有一道“常令”，叫做“
圍而後降者不赦
”，遵令行事是我等的義務。）
《程昱傳》記載，建安十六年，曹操征馬超，留曹丕鎮守後方，期間有田銀、蘇伯於河間起兵反抗曹魏（本文的“曹魏”是一個廣義概念，非僅指曹丕稱帝后的政權），將軍賈信等人平定此事後，欲援引“圍而後降者不赦”的法令殺降，程昱出面勸曹丕不要這樣幹，理由是：
誅降者，謂在擾攘之時，天下雲起，故圍而後降者不赦，以示威天下，開其利路，使不至於圍也。今天下略定，且在邦域之中，此必降之賊，殺之無所威懼，非前日誅降之意。
意思是以前我們和其他軍閥爭奪天下，為了威懾敵人，讓他們不敢負隅頑抗，所以制定了“圍而後降者不赦”的法令；如今天下大致在手，殺自己境內的投降者，沒什麼意義。
綜合《于禁傳》與《程昱傳》，可以知道：
“圍而後降者不赦”這道法令，是曹操制定的“常令”，被部下將領們長期認真執行。
根據《魏書。國淵傳》的記載，還可以知道：
“圍而後降者不赦”這道法令，所針對的並非敵軍首領，而是包括城內民眾在內的所有投降者。
《國淵傳》裡有這樣一段文字：
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既破，後有餘黨，皆應伏法。淵以為非首惡，請不行刑。太祖從之，賴淵得生者千餘人。
翻譯過來就是：田銀、蘇伯於河間起兵造反，被鎮壓後，按法令他們的餘黨也都要斬殺，國淵認為這些人不是首惡，向曹操求情不要屠殺他們，救了一千人多的性命。
“後有餘黨，皆應伏法”等字樣，清晰說明了“圍而後降者不赦”，是一道赤裸裸的屠城法令。
從初平四年的“徐州大屠殺”，到建安十六年程昱勸阻曹丕不要再執行“圍而後降者不赦”的屠殺令，曹操屠殺了無數的無辜降兵和無辜民眾。與曹操相比，那位在《三國志》裡以殘暴著稱的董卓，根本是小兒科。
曹操
荊州百姓對這種慘無人道的屠殺政策深感恐懼，聽聞曹軍南下，趕緊收拾家當南逃，可以說是情理中事（天曉得會不會有抵抗，會不會有圍城，先跑了再說）。
事實上，整部《三國志》，始終在闡釋一個秦制時代非常普世的道理：誰對民眾最狠、誰最有能力從民眾身上榨取人力、物力資源，誰就最有可能在這場內戰中最終勝出。
曹操正是那個對民眾最狠的人。
屠城只是他狠的一隅，更狠的政策是摧抑豪強、興辦屯田。
先說摧抑豪強。
“豪強”兩個字是曹魏對地方有力量者的一種統稱，帶有濃烈的貶義。“摧抑豪強”四個字組合起來，也很有一種維護社會公平的味道。
事實上，曹操建安九年九月下達的《抑兼併令》，就在高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口號，要打擊“豪強”，為“下民”伸張正義。
伸張正義其實只是鬼話。曹魏所垂涎的，是那些地方有力量者所控制的土地與所依附的人口。
將他們的土地變成國家所有，將他們的依附人口變成編戶齊民，秦制政權才能汲取到更多的人力與物力。
反之，若放任地方有力量者存在，則形同給了編戶齊民一種“用腳投票”的機會，當他們無法承受來自皇權及其代理人的剝削時，就會兩害相權取其輕，投入到這些“地方有力量者”的懷抱尋求庇護（比如田租往往更高一些，但卻可以免除更痛苦的徭役）。
縱觀漢末各路軍閥，可以發現這樣一條規律：凡致力於對內“摧抑豪強”者，對外往往也會表現出強烈的侵略性，比如曹操，比如孫策兄弟。凡對內選擇與“豪強”合作者，對外擴張的慾望就要稍遜一籌，比如袁紹；甚至近乎於沒有，比如劉表、劉璋。
這自然是因為：對內“摧抑豪強”，將民眾原子化，可以加重剝削汲取到更多的人力與物力，這些人力與物力，就可以支撐起軍閥們對外擴張的野心。反之，依賴與“豪強”合作而形成的軍閥集團（如單騎入荊州、選擇與蔡氏、蒯氏合作的劉表），可直接汲取的人力與物力更少，“豪強”亦不願犧牲人力與物力來支援對外擴張，其野心自然也就小了許多。
簡言之，曹操摧抑豪強，其本質是在追求可以更狠地剝奪編戶齊民（或曰自耕農、自由民）。有史實為證：在與摧抑豪強相配套的租調製下，曹魏民眾所承擔的戶調，較之漢代的口錢和算錢，大約加重了四倍
（餘鵬飛，《三國經濟史》，第277頁）；
所承擔的田租達畝產的1/7強，較之漢代通行的1/30之一，也高了四倍有餘
（周國林，《曹魏西晉租調製度的考實與評價》）
。
若放任“豪強”存在，編戶齊民們用腳投票，這種剝削力度是無法長期維持的。
屯田
再說屯田。
曹魏的屯田，分民屯和軍屯兩種。
民屯本質上是一種農奴制度。
一旦成為曹魏的屯田民，就將被終身束縛在屯中，不能隨意遷徙，也不能變成由郡縣管轄的編戶齊民，只能世代受軍事化管制，做曹魏政權的農奴，不但毫無人身自由可言，還須將50%（不使用官牛）或60%（使用官牛）的產出交給政府，並同時無條件從事諸如墾荒、修路、造屋、輸租等各種徭役，非常時期還得參與戰事。
亦即：每個屯田點，都是一座暴虐的勞役集中營
（張大可語）。
自然，這種暴政經常會造成“民不樂，多逃亡”（《魏書。袁渙傳》）的現象。
公元213年，曹操南征孫權，下令將江淮一帶的編戶民移往內地，這些曹魏百姓深刻了解做“屯田民”有多悲慘，遂紛紛逃往江南，投入孫吳政權的懷抱，總計多達十餘萬人。
軍屯的奴役，比民屯更殘酷。
為了儘可能控制住屯田兵，驅策他們在戰時為曹魏流血、在平時為曹魏流汗，曹操建立了一套以人質脅迫為核心要義的“士家制度”——屯田兵被稱作“士”，其子孫被稱作“士息”、其妻稱作“士妻”，其家就稱作“士家”。
只要做了“士”，就世世代代不能再做自由民，子子孫孫都是曹魏政權的兵奴和農奴，“士”死了，他的妻子也不能改嫁給自由民，只能由政府分配改嫁給其他的“士”；“士”的子女，同樣只能婚配其他“士”的子女。而且，“士”在邊境屯田，他的妻子兒女，會被朝廷當做人質，集體控制在他處從事勞作生產。
為了防止“士”對上述暴政的反抗，曹操制定了嚴厲的《士亡法》。若有屯田兵或屯田民選擇逃亡，政府會殺死他們的妻子兒女，嚴重者可以滅族。但即便如此，“患猶不息”，仍不斷出現逃亡者，可見壓榨之嚴重。
軍屯
《晉書。趙至傳》裡的趙至，就是曹魏政權下的一個“士息”，也就是屯田兵的兒子。他和母親作為人質，被政府從家鄉代郡遷至河南緱氏，與其他屯田兵家屬共同生活。
趙至不甘心像父親那樣一輩子做毫無自由的奴隸，想要逃跑，又怕家人遭到政府的報復，於是在15歲的時候開始裝瘋，經常假裝走出三五里找不到回家的路，然後被人尋回；他還拿火燒自己的身體，燒傷十多處。
一年後，覺得基層監管者真的已經相信自己瘋了，他才正式出逃，最後在遙遠的遼西，用假身份洗掉了自己的低賤的農奴出身，成為可以出仕的自由民。
簡言之，在秦制時代的亂世裡，對民眾更狠的人，建立起了更狠的人力、物力汲取機制的人，更有可能笑到最後，奪得天下。秦制時代的一切雄才大略，歸根結底，無非五個字：
對民眾夠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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