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狐說鬼，這本書媲美《聊齋志異》

清代文言小說，除了蒲松齡的《聊齋志異》外，袁枚的《子不語》和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最負盛名。

袁枚的“子不語”世界，是“程朱席上懶勾留”而“走出理學”的“性靈”世界。

△ “半日閒”《子不語》，嶽麓書社出版

一、袁枚：晚明名士

袁枚（1716—1798），清乾隆年間“江左三才子”之一，他一生歷經康、雍、乾、嘉四朝，在八十二年的人生中，只為官九年，三十二歲時即急流勇退，歸居田園，過起了“著述窮晨昏”的林下生活。

這位“孔鄭門前不掉頭，程朱席上懶勾留”的名士，自言掛冠以來“於詩兼唐宋，於文極漢秦。六經多創解，百氏有討論。八十一家中，頗樹一幟新”。《清史稿》之《文苑二·袁枚傳》也稱讚他的“隨園集”曾鬨動海內外，“上自公卿，下至市井負販，皆知其名。海外琉球有來求其書者”。其實，他的《子不語》及其續集，也是一部好玩的書，也可視為他“獨抒性靈”的作品之一，其中不少故事頗令人低迴流連，深思不已。

袁枚的《子不語》，後改名《新齊諧》，原取意於《論語》所謂“子不語怪、力、亂、神”，書名似乎定位於詼諧，取意於示炫。原書共二十四卷，後作續集十卷，共約一千則。袁枚的小說以敘事見長，透過鬼神怪異之事反映社會的多方面，結集為《子不語》。

二、袁枚“子不語”世界的“出場”

《子不語》中的不少故事，可以引發現代人多層次的解讀與思考。有的故事經過解析，甚至可引申套用，以對應分析現代社會的某些現象。從儒家文化上看，“子不語”中有“怪”“力”“亂”“神”，而《子不語》的故事集中，亦是怪異種種，總讓人覺得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實在是另有著眼。

鬼怪狐仙，是“怪”故事中的主角。《狐生員勸人修仙》中的狐界，猶如人界，各為進階萃拔於優越的科考而焦心勞瘁，作者似乎想揭示科考對士人內心的衝擊。“南山頑石”竟然成為邪鬼，“不倒翁”作怪竟可偷店主財物，江怪大鱉臨難託夢於婦女……古樹古物，萬物有靈，種種靈異效應是傳統社會中即使士人也多深信不疑的。其中的狐女助寒士，其途多類，包括了諸如婚配、治家、科場助文、助資營商等各個方面。《陳清恪公吹氣退鬼》中，陳年未遇時，與鄉人寒士李孚秋夕乘月閒話，李外出沽酒，陳持其詩卷坐觀等待。這時見“門外有婦人，藍衣蓬首，開戶入，見陳，便卻去”，一如陽間男女有別之禮。李孚雖家貧，卻“好客不已”，以至於其妻子“頭止一釵，拔去沽酒”。平素不良的陳氏子，遊普濟寺時，見寺中將五通神供於關帝之上，“怒其無禮，呼僧責之，命移五通於關帝之下”，連“遊人觀者俱以為是，陳傲然自得”。晚上卻遭五通神伏身顯靈：“我五通大王也，享人間血食久矣，偶然運氣不好，撞著江蘇巡撫老湯、兩江總督小尹，將我誅逐。他兩個都是貴人，又是正人，我無可奈何，只得甘受。汝乃市井小人，敢作威福，我不能饒汝矣！”家人環拜乞請用三牲紙課，延僧禱祀，也沒能救得了他。靈異事件中，神怪竟然能擇人而產生不同後果。

果報種種，亦為傳統社會所崇奉不移的信念，然而其中也不乏暴“力”。《平陽令》中的朱鑠，為“性慘刻”的酷吏，主觀斷案，在旅店被鬼怪捉弄，錯殺了自己的妻妾子女。因果報應，或然或不然，但竟然牽連無辜的家人。在果報中，無辜者常常成為果報的“陪斬者”。這些現象會讓今人覺得，那些“爽然不失”的“天理”“報應”似乎有失仁慈，有失公道。鬼怪亦有善惡，然其善惡無定，顯示了靈異世界的複雜性，一如凡塵。《兩神相毆》中常州鍾孝廉，雖“一生行善”，卻“晚年無子，且衣食不周”，不免指斥神靈無報，“將生平修善不報之事，一一訴知，且責神無靈”。然而，神靈世界亦是分工細密，各司其職。當他前往拜見素大王，聽聞了歷史上“如此奇冤，二千年來絕無報應”，“鍾方悟世事不平者，尚有許大冤抑，如我貧困，固是小事，氣為之平”。篇中所言“理不勝數，自古皆然”，不免讓人對繁密的“天理”與複雜的“報應”畏葸屏聲、安之若命了。

在傳統社會中，民間的淫祀與盲從，即使士類亦難免。鬼知民間榮祿仕進的隱機，瞭然於“世間功名之事”，對此，士人也確信不疑。像山東林秀才，四十不第，遂有“改業之想”，而冤鬼勸其不要放棄，並暗示科考必勝的天機。故事集中的有些縣宰，親歷果報，他們裝神弄鬼，神道設教，扶乩占卦，像《紅樓夢》的賈雨村一樣作“葫蘆判案”，也從側面說明了俗世的無奈，法律的無力，世態人心的複雜。

故事集中那種“信則有，不信則無”的態度，即使從現代人的眼光去評判，仍不失為一種高明的民間立場，一種處理超驗領域問題的智慧。神佛世界與凡塵人間交織，獸性、人性、神性混雜，增加了人世間的不確性，促成了上述價值觀判準的形成與穩固。《屍行訴冤》等超越陰陽人鬼二界的訴訟案例，會讓讀者感到那個冤獄叢脞的不公社會。《兩神相毆》更進一步地揭示了神的糊塗，以酒量大小決定權力歸屬。《城隍神酗酒》中的城隍神“酗酒妄刑”，不辨善惡，混淆秀才與盜賊，也讓神性光輝黯然失色。《柳如是為厲》說柳如是曾縊死於蘇州昭文縣署，為祟於現任官家眷，致使其迷幻縊死，可見“忠義之鬼”，亦不免用“引路替代”。《鬼借官銜嫁女》揭示了官本位社會價值觀的影響所及，鬼亦如世人愛惜體面、尊崇勢利。

透過怪異故事揭示人性的複雜性，是《子不語》的最大主題之一。生死觀是人生哲學一大主題，小說集中不少筆墨用在描寫主人公如何面對死亡上。《棺床》中沈秀才的父親，為人達觀，以為自古皆有死，先行“演習”死亡，致令借宿秀才虛驚一場。《南昌士人》描寫了一個託付甚重、踐諾實難的故事，亡友託付同窗贍養老母、照顧年輕寡妻、梓行遺稿、還數千錢欠款。踐諾家累之託、傳名之命、補欠之付中的任意一項，對於一個尚未高中科舉的窮友而言，都是一項不小的考驗，不免讓讀者為之擔心。你看被託者因鬼託而“唯唯”，實由於害怕而言不由衷地答應了。死者起立曰：“既承兄擔承，吾亦去矣。”然而留下生者的無限恐懼與無窮累贅。不知怎麼，這總還會讓人想到李贄之不見族人，心底裡恐怕受族人之“迫”而不得自由。在給曾繼泉的一封信裡，李贄曾說到他所以落髮的原因，“則因家中閒雜人等時時望我歸去，又時時不遠千里來迫我，以俗事強我，故我剃髮以示不歸，俗事亦決然不肯與理也”。讀書人的柔弱、俗化形象，無處不在。《李香君薦卷》揭示了士人的美夢，他們希望自己的八股文才華，得到“美人”賞識推薦。

人與靈異世界的情感糾葛，亦是值得重視的文學生態現象。當士人痛感現世情感糾結的存在時，常常會塑造出人鬼戀情、人狐戀情、人神戀情、人怪畸戀等，比如《陳聖濤遇狐》中有人狐戀，《洗紫河車》有人鬼戀，而《屓屭精》中有人怪戀，《張光熊》中則有人狐再續前緣。然而，“上帝最惡者，以生人而好與鬼神交接，其孽在淫嗔以上”之警戒，不免為想象計程車人情愛世界的邊緣，鑲上了一道可怖的黑邊。《喀雄》中的狐女以身相報，且“冒託”他女，最後成就他人姻緣，全身而退。這種報恩與戀情夾雜的故事，在中外小說史上都極具代表性。

作為一部清代的文言短篇小說集，《子不語》中已經綻露了新思想的幼芽。《替鬼做媒》中顯示了作者贊同寡婦再嫁的立場。據當時實事改寫的《全姑》，則描寫了貌美的全姑，與陳生兩情相悅，卻受到“自負理學名”的縣令的殘暴凌辱；《狐道學》諷刺世間滿口仁義道德，“口談理學而身作巧宦”的理學家的假道學面孔，都是從側面批評理學流弊，嘲弄假道學，主張尊重女性，譏刺貪暴官吏。從《鶴靜先生》中，可以讀出文人袁枚於政治立場之問題，實是採取了無可無不可的態度。《秀民冊》中所錄，“皆有文而無祿者”，其中發出“科第中皆無實學乎”的質疑，與“既有文才，又有文福，一代不過數人”的殘酷現實，正可從“一第區區何足羨，貴人傳者古無多”的詩句中，讀出諸多辛酸與無奈。

三、袁枚的俗世關切及其近代意義

袁枚性格豁達，他“程朱席上懶勾留”而喜好山水之遊，樂交天下好友。他的《子不語》之類的著述，很多為“文史”外尋求“娛樂”的結果。正如袁氏自序所言，這是他從事文史之餘，“廣採遊心駭耳之事，妄言妄聽，記而存之”以自娛。

袁枚的俗世關懷，透過建構“子不語”世界而得到有力的表現。文學生態中的諸神譜系，幾近於凡塵之俗陋。這似乎說明“譜系”內、“體制內”的神佛，並非理想之仙佛。前述不同型別的故事情節，既是袁枚俗世關懷多樣性的文學表達，也從側面反映了明清之際儒學的某種近代轉向。

袁枚借至聖孔子的“不語”模式，其實也是想表達他的主張：即使怪力亂神之事，存疑可也，不必過於認真的。在我眼中，袁枚幾乎成了“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粱謀”時代一道奇異的風景，他的閒適放達的生存模式，寓莊於諧的著述方式，成為一種維護讀書人尊嚴、堅守思想自由的曲線表達。

黃敦兵

二〇一九年春於中國傳統哲學與文化研究中心

本文為嶽麓書社“半日閒”《子不語》前言，原標題為《“程朱席上懶勾留”──袁枚和他的“子不語”世界》，有刪減，作者黃敦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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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不語》為袁枚所撰筆記小說集，書名源自《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表明專記鬼神怪異之事。又名《新齊諧》。書中故事來源於民間傳聞、親朋口述、他人著說、現世生活及作者創作，多寫鬼神精怪，也講奇人異聞。袁枚稱此書為“戲編”“自娛”，實際上凝聚了其畢生精力。此書內容博雜，文筆流暢，記載奇聞異事以針砭世態人情，在志怪小說中獨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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