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十二時辰硬傷，唐代人咋有福爾摩斯時代的時間觀

《長安十二時辰》在服飾、建築、人物舉止甚至風土人情等細節上也許是考究的。但在“時間觀念”和“大資料”這兩個編織故事的根基問題上，卻並不符合歷史，留下了很多硬傷。

老實說，雖然《長安十二時辰》被廣泛讚譽為“考據嚴謹”，但在初看這部網劇，當電視熒屏上出現那個報時用的大大“卯初”（上午五點到六點）時，作為一位歷史科班出身的人，筆者差一點在這第一幕就棄了坑——因為在中國，真正將每個時辰細分為“初、正”，其實是宋代才有的制度。而在唐代，後世廣為“十二點時辰”其實是個新鮮概念，唐代精英人士有覺悟將一天分為分為十二個時辰就很不容易了，更勿論分什麼“初、正”了。

打更是原始“天色計時法”的遺留，與十二時辰的混用，恰恰說明了古代中國普通民眾時間觀念的稀薄

這種計時制的混亂，從一個側面其實說明了中國古人並不像《長安十二時辰》中所寫的那樣具有時間觀念。

中國古代人時間觀念的相對淡薄，其實與他們所處的農耕社會不無關係，美國作家E·J·湯普森在《時間，工作紀律與工業資本主義》就曾指出，在一個不知工業生產為何物的國家，要求普通人精確的說出現在是幾點幾分、或幹一件事情需要多少小時是不可能的。原因是熟悉農業生產而非機器的人們更習慣於用一些具體事物演變來模糊的衡量時間——所以他們更常用的說法是“太陽出來的時間”或者“把牛趕去吃草的時間”。在古代中國，人們也更願意用“一炷香的時間”、“半盞茶的功夫”等等模糊說法來描述時間，而極少有人會說“現在是幾時幾刻”。

事實上，培養人們用機械化的時鐘觀念去精確的描述時間，本身就是一種工業化的訓練。英國曆史學家沃斯在《英格蘭的時間與工作：1750-1830》一書中舉過一個例子，他找到了當時英國監獄裡的案件卷宗，整理了其中所有的證人證言——這類記述的特點之一，就是包含時間。警方會反覆詢問證人，看到相關事實的時間究竟是幾點？結果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

當時英國不同地區的人對該問題給出的回答是不同的，工業化程度較高的南部人往往能回答的具體到某小時某分鐘，而未受相關訓練的北英格蘭人則只能說出“大約在早上”等模糊的時間概念。沃斯指出，這種時間觀念上的差異，正反應出了工業化給人帶來的變革——不同於農業時代個體操作。工業化要求人們精確的協作，於是客觀、機械化的時間才被刻入了人的頭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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